第四章 中华武术世界的形成期960年1094年（第1页）

政治与社会转变；江湖与武术世界的形成

在后周世宗于959年死去后，只留下一个六岁的儿子作为继承人，他的将领赵匡胤在次年毫不费力地篡夺了帝位，建立了宋政权。宋朝（960年—1279年）最初看上去不过是自“五个朝代”以来的一系列短命王朝中的又一个，但它很快富有成效地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赵匡胤对南方一系列分裂政权的战争都取得了胜利，从而将其版图扩大到中国本部的大部分区域。在北方，宋和刚刚崛起的契丹帝国（916年—1125年）也开始了持久的对抗，虽然没有取得其领导者所渴望的压倒性胜利，但契丹人南进的步伐毫无疑问被挡住了，这已经足够赋予宋以合法性。用不了多久，宋的臣民就意识到，混乱时代已经结束，中华帝国的秩序再次重建了。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和以往都不相同的新秩序。为了避免武将篡位的悲剧再次发生，中央权力被大为加强了。自唐晚期以来的割据势力被扫荡一空，由帝国政府统一任命官员治理。各地区以前所未有的紧密性被连为一体。在这一基础上，再度出现了所谓的“江河与湖泊”的全国流动性区域。

作为严格的历史范畴，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武术世界产生于中国历史的“近世”（ModernTimes）开端，亦即北宋时期。在此之前，仅仅有单独的武术家——游侠、刺客、僧侣或者军人——以及若干文化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武术流派，而没有一个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得以发展出诸多复杂互动形式的普遍关系网络和活动空间。

江湖或“江河与湖泊”，正如这个隐喻所显示的，既是关系性的网络，又是可供人活动的空间。虽然在上文中，我们追溯了其在先秦及唐朝的根源，但它第一次以成熟的形态出现于宋代早期。这主要得益于唐末农民战争对门阀士族阶层的消灭，结束了中古时代严苛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在宋代第一次建立了平民社会。在10世纪加强的皇权之下，原本分层的固定等级秩序被废除了，整个社会第一次成为一个相互流动的平面。契约化的租佃制关系，较宽松的户籍制度，城乡分治的行政体系，平民徭役的废除，以及科举制度的复兴，都赋予了宋代平民以远远超过前代的人身自由，为这种流动性创造了条件。77这种流动性既是纵向的，例如从平民成为政府高官，也是横向的，如佃农进入城市或者商人的跨地区贸易。特别是在横向上，手工业雇佣关系的普及、商业贸易的发达和全国市场的出现，构成了这种流动性的主要原因。78

在这一基本平面之上，在唐代仍然依附于军阀和寺院的武术家们，得到了可以由自己支配的领域。水上和陆地上的道路不再只是连通帝国不同区域的中介，而具有了独立的地位。正如“游侠江湖”“行侠四方”之类的短语所勾勒出的，部分人群通过在江湖世界的不断迁移，通过对流动性本身的隶属，创造了属于自身的社会维度。这一领域通过伸展到帝国各个角落的网络和节点，充满了诱人的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帝国的国家机器无力一一控制，因而成为武术家们角逐的场域。

首先兴起的是抢劫商旅和富翁的武装匪徒或“山寨（MountainStronghold）”，他们是一群罗宾汉（RobinHood）式的亡命之徒，以外人难以进入的山林深处作为基地，控制各地方的交通要道，将武术最直截了当地运用于非法勾当，宛如依附在人肠道内壁的寄生虫。云州秦家寨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一山寨创立于北宋初期，建立在宋辽边境的太行山脉中，以世代相传的“五虎断门刀法”而闻名，宋朝向辽国输入的商品是他们的主要劫掠对象。

山寨的存在是悖论性的。它既依托于江湖网络，又威胁到了后者的存在。毕竟，武装匪徒的盛行会扼杀江湖体系的流动性，造成交通中断和商业萎缩，从而也否定了自己存在的根基。为解决这一悖论，大部分山寨采取了收取“买路钱”的方法，即过路者通过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以换取道路畅通和自身的平安。通过这种方法，就将一部分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转入武术家的手中。

当然，即使支付了相应金额，过路者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特别是对于携带大批财货的富有商人来说。他们必须另寻对策。由此产生了保护商人或其他富豪的雇佣武师。成熟的商业性镖局在北宋时代尚未出现，但已经有许多武术家受雇于有需要的商贾或地主，成为他们的保镖或护院。很自然地，在这一长期结构性对抗中，非法的山寨和合法的保镖都需要稳定的武术支持，为之提供人力资源的武术门派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转而成为独立的武术家团体，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步强化了对内部成员的控制，转变为较严格的准政治军事组织。

四川的青城派和山东的蓬莱派是最早崛起的两个武术门派，二者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宋代之前。青城派源自抢劫商旅的山寨，而蓬莱派则是唐代以来的道教派别，在宋代建立后，伴随着国家的统一和江湖世界的形成，二者迅速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武术门派，并趁着宋代统一后短暂的权力真空，在一定时间内几乎瓜分了东部和西部的武术市场，如同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可避免地，二者在扩张中发生了冲突并且开始了百年的仇杀，致使它们也像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迅速衰落。

但秦家寨、青城派和蓬莱派只是庞大冰山的一角，在10世纪后半期和11世纪初期的中国，有成百上千这样的山寨、门派、帮会、家族及许多杰出武术家如同寒武纪生命爆发一样飞速涌现，抢占了各主要生态位，其中大部分在不久后就归于沉寂。但也有相当部分延续到几百年之后，分化发展出新的武术家组织，使得武术世界在进化中持续下去。

但在这一时期，无论是门派还是帮会都缺乏后来若干世纪中的严格性和压倒个人创造性力量的体制，相反，它们在很大意义上成为培养天才的个体武术家的土壤，也为这些杰出个人所控制。两宋时代的武术世界的鲜明特征之一，正是由从萧峰到王重阳，从郭靖到杨过这样的个人武术家的风格所左右的。在北宋时代，这些武术家之间在很大程度上还相互隔膜，譬如萧峰就几乎不知道逍遥派武术大师的存在，而在南宋时期，武术世界的交流活动进一步加强了，武术大师们之间也通过华山论剑这样的活动，形成了统一的体系。

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两宋时代的武术世界是一盘散沙，即使个人也是在其群体环境中涌现的，并且也一贯地按照其所属于的群体的价值观和利益而行动。因此，仍然可以对这一时期的武术世界进行群体性的论述和分析。下一节我们将看到，正是在11世纪，出现了以少林-丐帮联盟为核心的武术世界轴心。

宋代国际形势与武术世界轴心的形成

任何一位肯花五秒钟对比一下北宋全盛时期和唐代或元代版图的读者，都不难得出结论：宋代是中华帝国的严重收缩期，在各个方向上，它都遇到了强大的敌人而难以扩张。在唐帝国的废墟上，经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战乱建立起来的宋王朝，尽管在对其领土实际的控制和整合能力上胜过自玄宗时代以来的唐代后半期，但却从未恢复其鼎盛时代的荣耀。对西藏、新疆和蒙古地区，即使表面的宗主权也不复存在，甚至连北京和山西北部这样的传统汉族区域也被蛮族所占据。

而更为糟糕的是，宋朝发现自己面对着的各方向边境上的异族——契丹人、党项人以及重要性较弱的南诏人——已经并非草原上或森林中的野蛮部落，而是充分文明化，建立起城市和半汉化官僚体系的国家，使用汉字或类似汉字的文字系统，以其发达的军事实力，和汉族政权争夺东亚世界的正统地位。正如北宋怀疑主义思想家包不同（？—1094年）所哀叹的：“开运之后，已无华夏。”79

占领蒙古、满洲以及华北北部的契丹帝国或所谓“辽朝”，是第一个进行二元统治的征服王朝，80自其建立以来就对中原的汉族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并曾于947年南下侵入到华北的核心区域，占领了当时中国政权的首都开封。在宋王朝建立初期，开国皇帝们曾雄心勃勃地对契丹人多次发起远征，试图夺回传统的十六个汉人州郡，以及迫使对方臣服在中国天子的传统权威下，但基本都以失败告终。由于传统的养马场地区被契丹人占领，以及内部旨在加强中央而削弱边疆防卫势力的军事改革所带来的弊端，宋王朝发现自己在和北方野蛮人的交锋中总是处于严重的劣势。直到1004年的澶渊合约，通过宋朝和契丹名义上兄弟关系的确立，以及宋朝每年向契丹进贡大量白银及布匹，才勉强维持了均势与和平。但这种事实上的南北对峙局面却无法更改，由此，宋朝很难像此前的汉与唐帝国那样，确定无疑地宣布自己得到了“天命”。

不用说，这种无奈的现实使得10世纪和1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悲愤和屈辱，这也是现代“中国”概念的源起。譬如学者石介（1005—1045）在《中国论》中宣称，要让“蛮夷回到蛮夷，中国回到中国，彼此不相混淆”。81宋朝初期的中国学者们重新发现了两个世纪前的复古主义思想家韩愈，将他尊为中国正统文化的捍卫者，并在文化上努力重建“中国”的正统地位，由此出现了所谓“古文运动”的文化转型。

为了确保宋王朝的正统地位，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还认为有必要对周边国家实行文化封锁。在宋代，向其他国家销售和馈赠汉文书籍，被视为一种犯罪。在1078年，神宗皇帝（1067—1085在位）颁布了一份命令：“在【和辽国的】贸易场合中，除了基本儒学经典外，不允许卖其他的书给外国人，如果私下这么做，将判处三年徒刑，如果严重的话，可以流放一千华里。”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