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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七年前，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比利时银行签订了芦汉铁路借款合同。第二年，清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美华合兴公司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这个合同共有二十六款，基本上仿照芦汉铁路的合同。主要内容有：借款总额为四千万美元，年息五厘，九折实付，偿还期五十年，以铁路财产担保，工程由美华合兴公司包筑，限五年完成，路成后每年给股分纯利五分之一。本利未还清之前，铁路由美华合兴公司代理。同时还规定，凡粤汉铁路及其支路经过的地区，不准筑造平行的铁路。清政府在合同中限定美华合兴公司不得将此合同转与他国及他国之人。

这个合同四年前在华盛顿正式签订，合同得利的明显是美方。尤其是不得在粤汉铁路所经过的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建平行铁路这一条，是对主权国侮辱性的规定，政治腐败、财经窘迫的清朝廷也同意了。后来，美华合兴公司的股票被比利时银团收买，比利时银团变成了芦汉和粤汉两条铁路的老板，而比利时银团代表的是俄国和法国的利益。这样，俄、法两国便取得贯通中国南北大动脉的控制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都极为不利。特别是美华合兴公司将修筑权转让给比利时银团这一举动，明目张胆地违背了合同，软弱无能的清朝廷也不过问。

朝廷又一次丧权辱国的行为激起了留日学生的公愤，特别是鄂、湘、粤三省的留学生更有切肤之痛。除极少数人外，都主张立即废掉与美华合兴公司签订的合同，粤汉铁路由自己来修筑。

湘、鄂、粤三省留学生几乎占了全国留学生的三分之一，在留学生界里很有势力。留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本人更是积极地主张废约自办。他以高昂的热情，组织了各式各样的论辩会。无论大会小会，他都要演说，慷慨激烈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赢得了留学生们空前的信任。留美学生的观点与留日学生一样。他们人少，便将此事委托给留日学生总会办理。杨度于是代表日本、美国两国留学生分别致电外务部尚书瞿鸿机、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湖南巡抚陆元鼎，指出外国人修建铁路对中国的危害性，毫不留情地揭露伍廷芳、盛宣怀接受美华合兴公司巨款贿赂的丑事，并说明废合同与废条约异，因为合同是与公司订的，条约是与政府订的，此事与邦交无关。希望瞿、张等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为民族伸正气，为国家谋利益，自筑粤汉铁路。

在留学生们群情鼎沸之时，杨度独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安下心来认真研究对此事的处理。他广泛搜集资料，运用自己来日本后所学到的法律知识，通过详尽的解剖，写成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粤汉铁路议》。

这篇文章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废合同议。从合同规定美公司所有之权利、义务及义务能否履行、权利应如何处分四个方面议论废合同的问题。二为立公司议。提出中国自立铁路公司，又建议铁路宜商办，不宜官办，由股东公推总理，而不由政府简放督办，宜兼用社债，而不宜专用国债等等。文章统筹全局，高屋建瓴，详密周到，巨细兼备，既有严谨的法律裁决，又有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当它在《新民丛报》上刊出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知识分子和政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日本留学生界更是对杨度渊博的法律知识和精当的分析能力甚为服膺。

星期天，刚来东京不久的杨庄和代懿、杨钧一起来到田中寓所。杨庄笑着说她已细细地将全文读过两遍，从中学到了不少打官司的学问，称赞哥哥是个好法官。杨钧则说，东京留学生界都说哥哥能处理好这么复杂棘手的粤汉铁路案，今后办理国事，再没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了。说得杨度心里高兴，他也自认已具备了主宰天下之才。

就在这时，慈禧太后借光绪帝的名义下达了大赦令。大赦令表面上是为了表示对慈禧七十大寿的庆贺，骨子里是想借此缓和国内十分紧张的政治矛盾。

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一事，使全国人民对清廷的腐朽进一步认清了，与此同时，也对两年前因变法图强而惨遭屠杀和迫害的爱国志士愈加怀念起来。慈禧自己也受了很大的震动，知道若再不应变，则国将不国。为此，在第二年回銮途中，便下达一连串变法的诏令。尽管有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几个明智疆臣诚心拥护，但慈禧这种其实是自我检讨的行为并不能挽回人心。朝廷上下对戊戌变法的志士们普遍予以伺情。迫于这种政治压力，慈禧不得已大赦天下：凡因变法之案而流放的可以回原籍，坐牢的释放回家，受牵连的免予处分，出逃海外的回国后不再追究。即使如此，也有三人不在赦免之列，那就是变法的首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多次在国内组织暴动的兴中会首领孙中山。

大赦令传到东京后，杨庄姐弟为哥哥的获赦而欢欣鼓舞，全家连小澎儿在内五个人在东京神田酒家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酒会。

“终于不是一个有国难投、有家难归的人了！”面对这一突然来到的喜讯，杨度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在海外议论得热热闹闹的粤汉铁路自办一事，虽历时几个月，却并没有得到国内官方的满意答复。留学生总会早就想派一个得力的人回去游说当局，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好了，杨度自由了，此事非他莫属。就这样，杨度回到阔别一年的祖国。

他在上海登岸后，立即改坐江轮沿长江上溯。到达武昌的第二天就去拜见张之洞。谁知张之洞身体不适，去武当山养病去了，什么人都不见，公事私事都要等到九月份回衙门后再说。杨度吃了一个闭门羹，于是离武昌回湖南。第一站先停长沙。

北正街的恒升杂货铺是他夫人黄氏的一个叔伯兄弟开的，楼上客房宽敞，杨度便下榻这里。第二天便去巡抚衙门拜会署理抚台陆元鼎。这个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的政客是个圆滑透顶的人，对于废合同自办铁路这样一桩大事，他知道不是一个代理巡抚所能做得主的。他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杨度，至于杨度说得唇焦舌燥的那一番正题话，他几乎一句都没有往心里记，弄得肩负重任的干事长哭笑不得。

去年的八日榜眼公到巡抚衙门去了这么一趟，他回到长沙的消息便在全城不胫而走了。

黄兴、刘揆一得到消息的当天便去恒升杂货铺拜访，三个好友今日在家乡重聚，真有说不出的兴奋。杨度将为粤汉铁路一事回国的详情告诉黄兴、刘揆一。黄、刘也将拟在十月初十于长沙起义的机密告诉了杨度。

谈起废合同的事，黄、刘对杨度说，张之洞决不敢得罪洋人，废掉合同。因为他要仰慈禧的鼻息，而那个老妖婆自从拳乱后，是宁愿眼看洋人把中国蚕食瓜分尽，也不愿碰他们一根毫毛的，朝廷不是说过“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吗？所以不必去见张之洞。退一万步说，即使张之洞同意废掉合同，以目前一盘散沙似的中国，能办成这样的大事吗？中国的出路只有革命，把满人推翻了，改朝换代了，合同自然而然地废了，铁路的修筑权也就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中国人自己的手里。因此，他们竭力劝说杨度丢掉对满人朝廷的幻想，与他们一道起义暴动。

杨度正要借粤汉铁路一案来充分施展自己的治国才华，他当然不能赞同黄、刘的看法。他有他的道理。满人一旦被推翻，则直接影响洋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那么洋人就会全力支持满人，革命不见得会成功。另一方面，汉人在与满人争天下的时候，国家会更乱，洋人则正好乘机肆无忌惮地瓜分中国。满汉战争如果旷日持久的话，中国就会被洋人彻底瓜分，中国也就灭亡了。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很多。中国只有走日本的道路，唤醒国民，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让国家避免流血混乱，平稳地走上富强的道路。粤汉铁路一案，正可以作为一个试金石。如果此事可以办得成，证明国事尚可为。

双方各执一端，谁都不能说服谁。最后，黄兴说：“你不参与起义，我们不勉强，但明天去浏阳授衔，你一定要去。”

杨度本有些扰豫。对他来说，正事尚无眉目，不能分心于自己不主张的分外事，但想到此去可以会会马福益，也是件很愉快的事。倘若没有他赠的那把古倭刀，哪有这笔巨款！应该亲口说给他听听，让他也乐一乐。

浏阳普迹市在浏阳河边，往东北走到浏阳县城与往西北走到长沙省城差不多远，都有一百三四十里，它位于浏阳、长沙、湘潭、醴陵四县交界之地。四县农民都来这里赶集会墟，使得普迹市成为一个很热闹的集镇。每年八月初十开始到二十日结束的普迹市牛马交易会，沿袭了两三百年之久，是闻名湘东的大集会。每年八月中旬，四县农民赶着自家的牛和马，从几十里路外来到普迹市买卖交换，牛贩子马贩子忙忙碌碌地在牛屎马粪中穿梭往来，四处撮合。各行商贩也趁此良机来这里做生意。时处中秋佳节，不买卖牛马的人也前来购置节日食品。于是普迹市这十天里便牛欢马叫，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气腾腾，成为一年中最为热闹的时候。

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又是牛马集市的中期。这一天，从四县八方前来普迹市的人更是络绎不绝。黄兴和马福益选择这一天大会各路英豪，有意将哥老会众头目的聚会淹没在喧闹的交易中，不为衙门捕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