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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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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灵庙,便对那些工人说:“你们还不下跪,皇上来了。”他说完后也跪下来,并说:“请陛下原谅,我来迟了一步。”原来那位书生就是乾隆皇帝。他下江南时路过该地。乾隆皇帝问吴国才为何挑选五鬼恶煞时辰上梁,吴国才回答道:“陛下到了,岂有五鬼!”他连乾隆皇帝何时到达都能算得出来,所以更为神奇,大家对他的话也就确信不疑。这是乡下传说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我也无法确定,不过他告诉老乞丐,说该地会出现真命天子,现在看来果然是如此,而且还不止一个。

(二)迁居奉化

毛氏夫人非常跋扈,我母亲是息事宁人,后来父亲也知道这件事,等到祖母过世后的第二年,就把母亲和我带到奉化去,那年是民国十一年。我们从溪口到奉化就是进城,途中要经过山坡,名为月岭,翻过月岭就到奉化了。母亲坐在轿子上,我走在轿子旁边。轿子是用竹子做成的,重量并不重,由两个人抬,在四川称为滑竿,不过滑竿上可以躺着,轿子则只有一把椅子,用两根竹子抬起来。

我在奉化进幼稚园,与周宏涛同班。周宏涛的父亲很早便过世,他的祖父周缜琴先生为国父管理账务,为人诚实正直,他也很喜欢我。周宏涛也是属龙,不过他是民国六年生的,我们两人同坐一条板凳。在幼稚园里,我开始懂得唱歌、跳舞,也开始过正规的童年生活。

(三)再迁宁波

不到一年的时间,母亲和我又从奉化搬到宁波,那时候我已经九岁。对乡下人来说,到奉化就已经是到城里了,到宁波更是不得了的事。我们在宁波租到一幢房子,那幢房子很大,是一栋楼房,不过是一间凶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住。我们因为家境不太好,所以就住在那儿,租金很便宜,一年才九十元。后来父亲下野,总理打电报给“纬国先生”,就是打到这间屋子的。民国十三至十五年,每一年我都从宁波到广州去,在广州住上三、四个月后再回到宁波。

搬到宁波时,我又有一位家庭教师,是位女性,年龄才十九岁。她不但教我读书,还教我弹钢琴,因为我们租的房子里刚好有一台钢琴。这位老师还会少林拳,以前父亲曾经教我少林拳,后来就是这位老师教我,除此以外,她还教我达摩剑,这是一种剑术。在我的印象里,她的学问很好,而且人也长得漂亮,身手很灵活。我从她那儿学了很基本的少林功夫。那时候我也开始在腿上绑着铅块来练轻功。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吃炸酱面,从小长辈教我们不能把菜与饭搅在一起吃,所以我吃炸酱面时,先吃一点面,再吃一点酱。父亲看了大笑,他就替我把酱倒在面里面,还帮我把面拌好。我很怀疑地问父亲:“怎么可以这样吃呢?”父亲就说:“只有炸酱面是这样吃的。”

父亲喜欢看京戏。宁波有一个东方戏院,父亲经常带我和王世和去看戏,我们通常都坐在第一排。舞台上有一排电灯,每个电灯有一个灯罩,灯泡朝舞台,灯罩朝观众席,所以能够照亮舞台而观众看不到灯泡。有一次我发现有一个灯泡的灯光朝外,王世和就过去把灯泡转一转,结果触电了,手沾在上头,人一直抖动,手也拿不下来,父亲就退后几步,用很快的速度把他撞开,他的手一离开灯泡,人也就没事了。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碰那个灯泡,原来那个灯泡会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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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琐忆(4)

有一次父亲带我搭乘轮船从宁波到上海去,只要与父亲同行,我们就坐头等舱。那时候头等舱又名大菜间,因为当时人说吃西餐叫做吃大菜。大菜间餐桌上有个电风扇,我不懂其危险性,跳到桌子上后又站起来,结果电风扇的扇页就割到我的眉毛,血流满面,我也惨叫了一声,父亲赶快把我抱下来急救,用纱布把伤口包扎起来。在旅途中,我有一次在甲板上大叫,父亲对我说:“在公共场合中,不可以乱跑、大声叫喊。”我是很听话的,只要长辈教我,我一定会立即改正。

我和母亲出门时坐的是官舱,一个房间可以坐三到四个人,通常有一个阿姨及一位女佣人随行。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我们是在傍晚左右上船,在船上吃晚饭、睡觉,第二天上午,船就抵达目的地。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早上醒来要跟母亲说梦,母亲连忙阻止,她说:“不能说,要吃过早餐才能说。”正在此时,女佣人为我们拿洗脸水来,她吃过早餐了,便跟母亲说:“太太,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先生回来了。”我也憋不住了,便跟母亲说:“妈,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爸爸回来了。”母亲说:“既然你们都说了,我也要说了,我也梦见先生回来了。我们今天早晨多摆一双筷子,看看会不会应验。”我们说着说着外头正好有人敲门。我一听到敲门的声音,也不管是谁,就一路喊着“爸爸”,并且飞快地跑到门口开门。打开门一看,果然是父亲回来了。

父亲一进门,见桌上多摆了一双筷子,便问我们是否有客人来吃饭,我们异口同声说这位客人就是父亲。父亲也觉得奇怪,问我们如何得知他回来,我们便向父亲说明三人同做一梦,都梦见父亲回来的事情。父亲回来时,带了一篮松花(皮蛋),他就请女佣人去拿两个来当早餐吃,结果我们等了好久,还不见女佣人将松花拿来,母亲便问:“娘姨(上海人对女佣人之尊称),先生带回来的皮蛋,你怎么还不拿来?”那位女佣人就说:“糟糕,都坏掉了,我都给扔掉了。”其实那是最好的松花,她以为坏掉了,还把它扔掉,实在很可惜。

(四)移居上海

后来我们又搬到上海。在宁波、上海,就是我接触现代城市教育的时候。

有一次,王世和带我到上海大世界去玩,那是一处综合性游乐场,有百货公司、戏院、电影院(当时只有默片)。我最喜欢的是一种手摇电影,只要丢一个铜板就可以看了,它是一个铜盒,铜板一丢下去,里面的电灯就亮了,再用手一摇,画面就一张张连续下去,看起来有连续的动作,这也就是最早期的电影。大世界对面有新世界,隔着一条马路,地底下有通道相连。

我在上海经历两件事情,使我深刻体会洋人如何在中国境内造成中国人民的耻辱。第一件事是上海法租界里有一座法国公园,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第二件事是外滩附近有一条大马路(现在称为南京路),马路转角处有一中国人与英国人相撞,那位中国人被撞倒在地上,而英国人则拿着手杖打那个中国人。当时父亲挽着我在街上走,我一见状,就想跑过去帮助那位中国人,父亲将我一把拉住,并且拖回来。他问我:“你干嘛!”我说:“我去帮他忙啊!”父亲说:“不必,你也帮不了他的忙。”

回到家后,父亲就讲道理给我听。他说:“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走在转角处,谁也没有看到谁,两人互相撞了一下,为什么中国人要倒在地上,为什么不是那个洋人倒在地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所以我们要好好锻炼身体,把身体练好才是真的。”此外,父亲还讲了精武门(霍元甲)的故事给我听。总之,中国人自己不强大起来,一定会遭受外侮。父亲也鼓励我要好好练功夫,后来我到了苏州以后,便找了一位老师,正式练功夫。

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我学会了吃西餐的方法,同时也进入一个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乡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