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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拔时，要先把他们种的菜吃掉，而猪仔也跟不上部队行进的速度。后来大家都放弃养猪了。本来上面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养猪、种菜，但是我没有照着做。到后来，我们的伙食都改善了，而且也成立了福利社，我们所贩卖的香烟特别便宜。此外，我也派人游泳渡过黄河对岸，偷日本人的东西，一种是医药，那时候我们的医药真是非常缺乏，连阿司匹灵、奎宁、纱布都没有；一种是保险套，每个士兵分得两个，得以解决生理问题。我们在敌后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
陆军第一师（7）
我所带领的部队很活跃、很生动，士兵们生活很愉快，而且很受尊敬。我从来不打骂他们，所以大家向心力很强。那时候部队逃兵的情况非常严重，按编制是一百五十一人，结果连上不但没有逃兵，还多了两个人，共有一百五十三人，有两个逃兵逃到我们这里后就不肯走了。我的士兵如果家里有急事要回去，我们都会列队欢送；如果家里有喜事，我们还会挑有月光的晚上举办月光晚会。这些士兵都是乡下人，都会演地方戏、唱小曲，例如秦腔、河南梆子，大家轮流表演，所以我们连里面真是生气蓬勃。民国三十三年，青年军运动发起，我被调到青年军。我接到命令离开第三团第二营时，从营部到火车站的路上，老百姓沿路欢送，每隔几步就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三杯高粱酒，我就一路喝到火车站。
（六）胡宗南将军
胡宗南将军是老一派军人的脑筋，总是要别人吃苦，他不知道运用他人的智慧。父亲把许多留学回来的军官派到胡将军处，可是他大部分都没有好好运用。他不接受留学生，所以当他看到我能够如此吃苦与实干时，非常惊讶，尤其是在我做了一次加强排对坚固工事（碉堡）的攻击演习之后。那次的参观位置是在炮目线（炮的位置到目标）边上的高地，我们打了一发迫击炮，这一发迫击炮一直升空，也许是炮弹放置时间久了，推进药力不够，结果在空中直接掉下来，刚好风向朝我们吹，这发迫击炮就偏到高地上来，我一见状就立刻喊：“卧倒！”所有参观者都卧倒了，只有胡长官站在那儿动也不动，我就转身站在他的前面一起卧倒，刚好炮弹落下爆炸，有一位号兵的耳朵被削掉了。从那次之后，胡将军就对我另眼相看，后来他逢人便提到此事，并说：“纬国这孩子不错，很沉着。”他也很器重我，时常找我去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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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印度受训（1）
（一）行前诤言
我原来担任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营长，后来调到团部当副团长（升中校）。民国三十四年初又调到青年军二○六师六一六团第二营任营长，地点在汉中。我离开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时，胡长官为我饯行，那次有好几位师长参加，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席间我讲了一句话：“半个鬼子一根毛。”因为当时日军的战力可以说已经到了尾声，日本早晚会投降，如果国军要转移攻势，很可能是从我们这个正面（黄河以南）向东截断敌人的补给线，然后包围日军。同时我们在陕西还有三个游击师，一个游击师即使没有一个师的力量，至少也有一个团或一个旅的力量，这些也够日军瞧的了。只要把平汉路、津浦路挖断，日军就进不去，所以游击师捣乱日军的力量足足有余。而中共借抗战的机会一直扩张实力，所以是“一根毛”，当时我一再强调，虽然毛泽东尚未形成气候，可是日本一旦投降，我们一定要快刀斩乱麻，一次就把延安的###彻底消灭，绝不能容忍。
（二）任职青年军
民国三十三年二月，我调任陆军第一师第三团少校营长。三十四年那年，上级原本要调我为第三团副团长，后来父亲指示下来，把我调到青年军，担任青年远征军二○六师六一六团第二营少校营长。当时青年军动员，父亲就把我先动员起来了。
我到青年军之前，除了先接受干部训练外，还曾经到印度去。当时西安有一个访问团到印度，我便随着访问团到印度去，我被派职为新一军参谋，暗中的使命则是去调整英美两方面的感情，因为英美的部队首长非常不和谐。当时英军的远东区负责人是蒙巴顿，美军则是史迪威，两人都非常骄傲，不过蒙巴顿的风度很好，而且他很有才干，值得骄傲。但是史迪威就不同了，连美军都在背地里称呼他为“Vinegar Joe”。史迪威少年得志，后面又有马歇尔替他撑腰，所以难免心高气傲。我的任务就是在英军美军之间做协调，希望他们能够相处融洽。
我们到印度的第一站是加尔各答，而训练中心则在蓝姆迦，我自己则又抽空去参加战车保养班，学习如何修理战车。那一次受训，我把战车里外的机械都弄懂了，我能够自己单独把十八辆战车拆散、修理、重装，也就是所谓的大翻修。战车炮有一个自动平衡器（战车瞄准目标，不论战车如何移动，战车炮所瞄准的角度不变，就是因为有自动平衡器的关系），这种自动平衡器不大，只有一个小方盒大小，蓝姆迦中心只有一位中尉是经过五角大厦批准，被允许拆除自动平衡器的，别的美军还不能拆。有一次，有一个自动平衡器坏了，那位中尉把它拆开修理后，竟然装不回去，我就自告奋勇要帮他装自动平衡器。我跟他说：“你信不信，凭我的知识来猜想，我判断这个平衡器是利用地心引力，里面有若干机械下坠，经过地心引力的作用，能够维持角度不变。如果我说的是对的，我来帮你把它修复。”那位中尉说：“你说对了，里面机械的道理的确是如此，但是我不能让你来修，因为我是此地唯一被允许修理自动平衡器的人。”我向他承诺不会将此事外泄，他最后答应让我修理。我没有花多少功夫就把自动平衡器修好，当我把它装在战车上时，那位中尉对我说：“Perfect！”结果他就打电报到五角大厦建议，在中国方面只有我可以参与战车炮自动平衡器的修护工作。五角大厦也核准了，所以那位中尉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我负责了。
战车上有一个分速箱，如同汽车上有一个分速器一样。战车轮轴是以固定的方向旋转，转到分速箱时，再经由分速箱的齿轮，使左右两边的轮子转速不同，以便转弯。汽车上的分速器比较简单，战车上的分速箱则相当麻烦。有一次，战车的分速箱坏了，我也凭自己对机械的知识来判断，负责修复的人也同意让我参与分速箱的修理工作。就这样，我慢慢地接触了一些新的科技，而且很快地进入状况。凡是机械的东西，在战车上可以用的，在飞机上、火炮上也可以用，这方面的知识，我在战车保养班中增进了很多。
赴印度受训（2）
访问团有十一位将官，我们到印度之前，父亲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派遣高级将领为访问团，代表国家到印度去，你们每一个人要降一级。”我本来是少校，就降为上尉，结果其他人都没有降级。最妙的事情是原来访问团的团长因为军务的关系被胡宗南将军留下，无法与我们一起去，结果就由副团长带队，换句话说，副团长就变成团长了。我是访问团的副官，这位团长对我说：“你是委员长的公子，你怎么可以做副官呢？”我说：“你也是留德的，我也是留德的，你一定知道，在德国一个副官是如何精挑细选出来的，如果你说我不能当副官，是不是太侮辱我了。”他说：“你还是委员长的公子啊！你自我介绍时，一定要说是委员长的公子，不能说是副官。”我也没有理会他。当我们抵达加尔各答时，对方将领来接机，下飞机后，因为我是副官，所以走在最前面，我自我介绍时说：“蒋纬国上尉，访问团副官。”然后带队团长下来，我就向对方介绍：“这位是访问团团长。”结果他竟然说：“我不是团长。”对方就问：“团长呢？”他说：“团长没来，我是副团长。”对方说：“团长没来，你就是团长了。”他还一再改变说他是副团长，不是团长，当场就出现了辩论的景况。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赶快上车吧！”才结束了一场困窘。
出国前，访问团的每个成员可以做一套新的军装，质料有呢制品和卡其布制品，由我们自己选择。抗战时大家都穷，能够借此机会做一套呢军装是很不错的，所以大家都争取做呢军装。我做的是卡其布军装，因为加尔各答很热。果不其然，到了加尔各答后，他们每个人都汗流浃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军装店里去买两套卡其布军装。可是他们居然不到更衣室更换，就在柜台旁边当场脱衣裤，弄得店里的女职员都跑光了，实在是很不好意思。
为了解决团员的生理需求，我在每位团员房间的枕头下，放了两个保险套，以免感染性病，结果他们竟然要我带路，我加以拒绝：“我也是第一次到加尔各答来，这种事情总要你们自己去做，怎能叫我带路呢？很抱歉，我今天晚上还有饭局，不能陪你们去。”在住进旅馆之前，我还叮嘱过他们，不要穿着睡衣睡裤在旅馆内走动、串门子，结果他们还是这样做，旅馆其他的客人看了都摇头，还有好几个人在走廊上大声谈话，最后旅馆服务人员来制止。真是丑态百出。
我方驻在印度的军队是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廖耀湘）、炮四团和炮五团。父亲到蓝姆迦训练中心视察时，部队举行了一次演习，刚开始是炮兵试射，有一个中国翻译，翻译的人就是青年军团员。青年军是征召大学生入伍，没有加以军事训练，一部分就编入军队，另一部分就派到海外当翻译官。试射在英文中是“Fire Registration”，他翻译成“现在炮兵开始注册”。父亲是炮兵出身的，而那天我也被派为父亲旁边的特别说明官，父亲就问我：“什么是炮兵注册？”幸亏我反应快，马上明了其中的错误，就跟父亲说：“翻译的人不是军人，是入伍的青年军，他们没有经过军语训练，早晚会出问题。”从这一个例子来看，军语本身并不简单。再举一个例子来说，EENT对医护人员来说就是耳重新训练，父亲后来也下令实施军语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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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军二O六师
（一）灭蝇运动
到青年军第二○六师报到之前，我先到重庆见父亲，再到汉中向第二○六师报到。我刚到差时害了痢疾，一天泻了七八次，后来病好了之后，知道痢疾的可怕性，便下决心要消灭苍蝇。我在军队里发起灭蝇运动，由部队做好苍蝇拍，发给每一个士兵，起初规定每个士兵每天要交十个苍蝇，后来规定每天五个、二个、一个，依次递减，到最后已无苍蝇可打，士兵就把包楮面搓小、弄黑，权充苍蝇交差。于是我们就从自己的营房扩大到别的地区，在别的村子也发动灭蝇运动。
此外，我们自己挖深坑作为便坑，旁边摆一大堆土，每一个人解手后，就把土盖在上面，等到深坑填平后，我们再另外挖坑，所以我们那里绝对没有苍蝇去吃排泄物。等我们这个村子附近的苍蝇都打光了之后，我们就到邻村去打，后来别的村子，都发动打苍蝇，所有村子的苍蝇都绝迹了。百姓很感激我们，我要老百姓继续持续灭蝇运动，绝对不要认为西北应该有苍蝇，而不做任何努力。由此可知，苍蝇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主动去消灭它就可以了。
（二）收服回教兵
我到汉中第二○六师报到后，发现每一个连里面都有两三个回教兵，我就向师长方先觉报告，如此编排非常不方便，因为回教徒不吃猪肉，我们也没有钱为他们买牛肉，而且这些回教兵每人身上都有一把小刀，经常到街上闹事，不如集中管理。师长说：“这些回教兵刚来时是一个队，为了方便管理才在每个连编派两三个，几乎是全连的人在看管这两三个人，你再把他们集中起来，那可不得，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刀子。”我就请师长先把他们集合起来，看看我能不能制服他们。我对这些回教兵说：“各位弟兄，我知道各位在各连的生活起居习惯不同，非常不方便，我很想把你们编成一个连，我也向师长建议了，我这个营里面有步枪第一连、第二连、第三连，重兵器连只有武器没有兵，如果你们能够依我一句话，我愿意把你们集合在我的重兵器连下，从指导员到排长、连长，都是回教徒。以前师长要你们把身上配刀缴出来，你们不肯缴，现在我非但不要你们把刀缴出来，我还要训练你们，我唯一的条件是如果你不会用刀，你就不配带刀，因为你不会用刀，挨刀反而是你。现在你们派出一个人来，只要能够刺伤我，我就不管你们，如果刺不着我，你们就得听我的，接受我的训练。”
他们推选了一个人出来，可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动手，因为万一伤了营长，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我就叫他把枪上的刺刀套上刺刀鞘来刺我，只要刺刀鞘碰到，我就算输了。起先他还是有一点不好意思，我就说你再不动手，我就要下重手了，所以他就冲上来刺我，结果我轻轻一带，他的刺刀就到了我的手里，人也摔了出去，全队的人拍手叫好。我要他们再挑一个比较好的人，结果他们挑了一个高大健壮的人出来。我看他的动作就知道他也不是一个高手，他和我交手时，我一手抓他，另一手一拖，就把那位大汉甩了出去，刀又落在我的手里。其他回教兵也顾不了纪律，连喊带跳地说：“营长好！营长好！”我就喊：“立正！”部队立正后，我就转身向师长报告：“报告师长，演习完毕，请求师长下决心，可不可以把他们集中一起，派到我们营里？”师长说：”马上带走！”就这样，这些回教兵就成了我营里重兵器连的士兵了，连指导员是武宦宏。后来，这个连纪律很好，也不在外闹事了。
（三）庆祝抗战胜利
我随身带着一个小无线电，有一天我从小无线电中听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日本投降，那时候部队里还没有人知道。那天营部刚好发饷，我就叫营行政副官把所有人的薪饷及福利社的钱通通拿来买鞭炮及酒，汉中集上的酒和鞭炮差不多都被我们买来了。士兵们说：“营长发疯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等到正式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们这个营就开始放鞭炮，晚上庆祝喝酒，别人买不到酒的都到我们营福利社来买，我不仅把原先所有买酒及鞭炮的钱都赚回来，而且还有盈余给士兵发双饷，每个士兵都很高兴。
装甲兵之建立
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定都南京后，国民政府于次年三月一日举行第一次大阅兵，当时就有第一支战车队参加阅兵行列，这一支战车队是由北伐军第一师第一团的搜索连改编而成，单独成军的。战车队原来就隐藏在上海税警总队，由宋子文负责，武器则是买英国制造的Gart on Lioyd（枪战车），只有机枪没有炮。
装甲兵刚成军时只有一个营，下设三个连。一个连有三个排，每排有五辆战车，加上连长、副连长各有一辆，共计十七辆。三个连有五十一辆战车，加上营长、副营长各有一辆，所以装甲兵的编制内一共有五十三辆战车。第一位战车营营长是彭克定。彭氏为湖北人，黄埔一期毕业。后来装甲兵编入第一百师，师长是邱清泉。
抗战时，国内有两个战车团，胡宗南将军率领的是战车第二团。所谓两个团，事实上是两个营。后来在抗战后期，我们在印度预备编练七个战车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