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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乱七八糟。我体会到部队里的阿兵哥平时受够委屈，当兵这个职业也不好玩，有那么一个机会能够在火车站检查别人，当然会耀武扬威。另一方面这一次我所看到的军队，与我在广东所看到国民革命军完全不一样，使我对军队的认识又增加了一层，同时对社会的认识也增加了一层。

民国三十一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老人家送给我的。”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枪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及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军人素质（2）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我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坐厕所里，他坚持要我回到座位，说厕所里臭，那时候的厕所当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觉得了。

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有一次我们在德国的武官换人，新武官是酆悌（所谓“十三太保”之一。武汉失守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下令烧长沙，他明知不对，却又不讲。因为中央要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不能把一个完整的城交给日本，但是烧城应该由里往外烧，他反而从四个城门开始烧，人民还没撤走，把老百姓烧死在里面，所以他被依军法判处死刑，执行枪毙。当时他是长沙警备司令，阶级是少将）。他看到我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枪，要跟我换，他给我的一把手枪是二五的，连栓都拉不开，完全锈死，这么一把手枪，他还好意思自己佩戴，还要跟我交换。军人的枪是第二生命，哪能让枪锈得连拉都拉不开。我对中国军人实在是失望，而且他知道我是谁，竟然敢这样占我便宜，我就怀疑他的智慧，除了用阶级压人家之外，还能做什么事。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自己所配挂的手枪锈得不能用，还不觉得是耻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即使他对我有礼貌，也只是封建的观念而已。

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但是这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错，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有一次大家为此话题辩论，我认为实在不值得如此争论，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现实，努力纠正。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当桥头盘查哨时，自认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礼貌的行为；共产党看准这一弱点，便对老百姓态度亲切，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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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敌为友

民国二十一年冬天，有一天在学校大操场上，落雪刚停，有一个同班同学，硬逼我从他裤裆下钻过去，结果我钻过去了。那个学生在我们班上年龄是最大的，个子也是最高的，因为他已经第三次留级了，他当众骂我是“继父的孩子”，我都忍住了。那时候我们在第二、三堂之间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其他各堂间则是十分钟。一个普通的教室可以容纳三十位左右的学生，就在同一天，我们合并三个班级在一个大教室上课，那个大教室可以容纳八十个人。在第二堂下课时，那个大个子就在讲桌上把我叫上去，要我跟他扳手。他总是过一段时间要找个机会羞辱我一番，早晨在操场羞辱过我，现在又要我去和他扳手，我说：“你明知我扳不过你，你的个儿这么大。”他说：“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不要啊！”一定要我跟他扳手。他不晓得我练过工夫，尤其两个人手一握，只要我的手往里边一紧一按，他马上就晓得我有多大的劲，不过我还是让他扳过去了。后来他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说：“你们不要以为蒋建镐扳不过我，其实全校没有人扳得过他，刚才我要他钻裤裆，实在是我的不对，我当着大家向蒋建镐道歉，以后希望大家不要看不起他，他实在是一个功夫最好的人。”从此这个人也不做混混了，书也念得不错，跟我们一起毕业，后来他考进上海海关，做了关务员。他的家庭背景也不错，不过我们毕业后就没有来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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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闭门羹

民国四十二年，我的先室过世，父亲就送我到美国陆军指参学院正规班念书。那时候从中国出去的多半都是念召训班，我则进正规班。念了一年后，民国四十三年我回到台湾，与母亲（姚夫人）住在一起。那年冬天，我向石家老丈人借车，他借了一辆很漂亮的七人座车给我，平常他自己都舍不得用。有一个星期天，我一个人也觉得无聊，便带了一本书及笔记本到淡水海滩上做一些思维的工作。情报学校就在淡水河附近，我到情报学校大门口后，卫兵不让我进去，那天我穿了一件灰布棉袍子，我的驾驶就下去跟卫兵说：“那是蒋纬国将军。”卫兵大概念过几天书，他就跟我的驾驶说：“你告诉他，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叫他别开玩笑。”就是不让我进去。后来卫兵排排长出来了，他问清楚情形后就骂那个卫兵：“蒋纬国将军就是蒋纬国将军。”那个卫兵说：“对不起，我以为他开玩笑的，我跟他说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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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遇袭

民国四十四年，有一天我从台北到台中，路过铜锣山，那时候的纵贯道上常常会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桥，公路上路肩虽然很宽，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间一段，两辆车要会车时，外面的轮子就会落在路肩上，而过桥时则只能有一辆车通过。我们的车到铜锣山时，前面有一辆弹药车，上面坐了一大群军眷，男女皆有，看他们很兴奋的样子，可能是到某处参加晚会后要会营房。那天我还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车子，说也奇怪，我在台湾从不戴枪出门的，那天临走时，因为是晚上从台北回台中，所以我就跟驾驶说：“咱们今天把枪带着吧。”于是我们各带了一支卡宾枪和一把四五手枪，我身上带着四五手枪，又在后座摆着一支卡宾枪。

当我们的车子要过桥之前，听到弹药车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后来他们开得愈来愈慢，也不让我们过去。到了有涵洞的桥上头，他们就停在那里，我们就过不去了。我们在距离他们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就看到前面跳下两个大男人来，我听到他们说：“肥的！”原来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很漂亮，想抢我们。我就跟我的驾驶说：“开远光灯照着他们。”说完后，我就从后面右手门下来，他从前面左手门下来，他拿着枪，我也拿着枪。因为车子开远光灯，所以对面的人看不见我们。对方起先有两个人跳下来，后来又跳下四个人，都是男的。我带枪时一定先上子弹，但不是为了要警告对面的人，我就喊我驾驶的名字：“徐宏，上子弹！”他拿着卡宾枪，我拿着四五手枪“啪嗒”一声上膛，牺牲了一颗子弹。他们听到我们拉枪后说：“小心，他们有枪。”我们两人就绕到远光灯的前面，其实我们车子上已经没有人了，我故意往后指挥，说：“你们在后面看着，我们朝前面走！”让他们以为车上还有很多人。说完我们两人就前进，并对他们说：“不准动！”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阳街，我自己开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车，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辆“国防部”的交通车把我的吉普车逼到人行道上，我听到、也看到一个中校阶级的军官对驾驶说：“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驾驶下来揍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结果驾驶就跳下来跑到我的吉普车旁边，伸手进来，想要揍我。他把手伸进来后，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弯身，把他的手一叠，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边。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识别符号摘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怪你的，是那个中校指示你的，你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我会把识别符号还给总务处处长。”那时候的总务处处长是王雨农。

这点点滴滴加起来，账都算在“中国国民党”身上，也难怪民进党有那么多机会指责国民党，实在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予人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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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义演纠纷

在“一江山事件”之后，有一天我穿着军装到空军总部去接洽事情。那时候我是“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阶级是少将。那天总部外面围了很多人，围墙上也贴了很多标语，这些标语跟共产党的差不多。当时我还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直接到总部里面去办事，办完事情后，听到广播器呼叫：“请蒋纬国将军到大礼堂门口服务处，有你的电话。”我就到服务处接电话。我接起电话说：“我是蒋纬国。”电话那头就说：“喔！蒋将军，请你稍等，夫人请你讲话。”蒋夫人问我当时人在何处，我说我在空军总部大礼堂门口旁的服务台，她问我知不知道大礼堂里在做什么事，我说我不知道，她说：“大礼堂正在举办‘古今中外服装义演’，是我与陈香梅两人联合主持，特别为‘一江山事件’的遗眷和空军总部托儿所募捐的。陈香梅现在正在大礼堂里，有人阻止他们演出，使义演无法开锣，你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尤其听说今天来观赏的使节有很多人受到困扰，特别是东方面孔的外国使节，不论是在空军总部外面或是里面，都受到侮辱。你赶快去看一看。”

我挂完电话后就进去大礼堂，看到反对者的宣传口号是“我们中国人拿中国女孩子的大腿去慰劳美国洋鬼子”，带头的则是江海东。江海东当时是军邮社的总干事，官拜少将，他带着两辆军友社的广播车，又动员了退伍的青年军，从基隆开车到台北，集结了一大堆人，大概有六七百人聚集在空军总部门口。我走到大礼堂台上，看到第一场是贵妃醉酒装，由当时著名的武旦戴绮霞示范表演。我到后台一看，挡住戴绮霞不让她出场的就是江海东本人，穿着少将的军装，我听到他对戴绮霞说：“你今天如果出台去，以后你就休想在台湾的市面上混。”我就过去对戴绮霞说：“戴小姐，你上台好了。”然后我就“砰”地一下用擒拿术把江海东的手扣起来，我问江海东：“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做什么事情？”他说：“她们拿我们中国女孩子去慰劳美国洋鬼子啊！”就和外面讲的口号一样。我说：“你晓不晓得是谁主持的？”他回答说：“陈香梅啊！”我说：“错了，是夫人与陈香梅两人联合主持的，你怎么可以捣乱呢！”于是我就把他押到外头去，戴绮霞也就顺利出场了。

义演会有好几箱借来的服装被挡在外头，没有江海东的命令不准进入，我就押着江海东到空军总部门口，他就拼命叫：“有人打人啊！有人打人啊！”他一叫，我就把手紧一紧，并告诉他：“再叫我就把你的手弄断，谁打过谁啊，我们两人一块好好走！”那时候有很多人包围上来，我手里拿着一本说明书，他们看我穿着军装，也不敢随便动，我看见有一个人是青年军二○六师退休的，我说：“我是二○六师六○六团的。”那个人就接口说：“我是六○八团的。”于是我就问他们：“有没有人想知道里面究竟在做什么？”那时候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乱哄哄的，那位二○六师的同胞就说：“也给他机会讲讲嘛！”我就说：“这是我们‘总统’夫人与美国陈纳德将军夫人陈香梅女士联合为我们一江山牺牲弟兄的遗眷募捐的，各位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