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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们实在抓不到高宗藩什么现行问题了，只好挖空心思从他的历史上打主意。经过排找线索、内查外调，有个别人反应，此人会拳，就是不本分的迹象。据了解，过去就有领导说他踢腿弄拳的就不是好农民。又有人反映，他年轻时在武术馆学拳时，跟国民党军队有过来往。善于捕风捉影的造反小将们无风都能掀起三尺浪来，何况有点风而且这个风还不小啊！这条消息经过三传四传，就成了高宗藩当过国民党的兵，还杀过共产党。

李明礼与高宗藩共事多年又是朋友，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他根本就不动头脑去想想，高宗藩就是本地人，他如果当过国民党的兵，能瞒住谁？他要是真的杀过共产党，还能逍遥法外到今天？然而，李明礼却信了，而且义愤填膺。这还了得？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共产党从苦海里救出来的，绝不能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毛主席！一定要不念私情，坚决和高宗藩划清界线。

在批判高宗藩的大会上，李明礼挺身而出。他声色俱厉，慷慨陈词，把高宗藩狠狠地批了一通。会后，高宗藩找到他，问他说：“明礼同志，你批判我，我一点意见也没有。但说我是国民党的兵，还杀过共产党，许多群众不知底细跟着人云亦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有人在诬陷我呀！”

李明礼见高宗藩胆敢来找后账，把眼一翻说：“高宗藩，你的事我怎么能知道？人家都揭发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话说？过去，你是国民党的兵，现在你是走资派。谁是你的同志？你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不然还得狠狠地批！”一席话，说得高宗藩从头凉到脚后跟。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戈培尔的“谎话说三遍，就会变成事实”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造反派的“内查外调”实际上就是公开的胡编乱造，鬼影子是见不得太阳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县革会专案组是严肃的，高宗藩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落实。说实在话，这还得感谢那些谣言家。因为他们把谣言造大了，高宗藩的问题涉嫌杀害革命者，这在全县是大案能不尽快查处么？这一查，倒把高宗藩的问题都搞清了，所以作为“解放”干部站了起来，也就是结合到单位领导班子里去了。而李明礼却没被结合，还有一座炼狱在等着他。历史常开这类玩笑，人们把它叫作“十年河东转河西”。

高宗藩和李明礼的位置调了个个，没要十年只几个月的时间。

李明礼在高宗藩跟前是个兵，但在食品站就是个头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游戏，“游戏规则”是，凡头头都得过过堂。不管是大单位、小单位，大头头、小头头，都免不了站队、亮相、解放、结合这个固定的程式。当然第一步是打倒，“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嘛。李明礼虽然高举过造反大旗，支持过某一造反派组织，但“游戏”的全过程都得走，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得跳过去的。因为你是头头，就有可能是走资派；你参加过造反组织，说不定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大萝卜不是红皮白心的么？！

在被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的揪斗中，在被发言者咄咄逼人的训斥下，李明礼才真正感到被冤屈、被污陷、被革命、被造反是个啥滋味儿。孤独、沮丧、苦闷、彷惶，纠缠着他。就像一口吞进了二十五个小老鼠，百爪挠心。

所好的是，公司革委会是高宗藩说了算，他不准公司本部和下属基层单位的造反派乱来，否则李明礼可就受大罪了。社会上有些单位的当权派参加了某个造反组织，被另一个组织弄去批斗时，头被按得很低，脖子里挂个很重的牌子，面前放一只又骚又臭的尿桶。一场批斗会下来，五脏六腑得翻腾几天。而本派又不甘示弱，也得组织一场批斗会，还要在对方的基础上再加加码。这样当权派的罪就够受的了，可是据说你要是到世界革命的心脏北京一看，那更是小巫见大巫了。有人步行赴京串连，一下子闯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巧看到电影演员赵丹在劳动改造。只见他脖子里挂了一块牌子，上写“混世魔王”四个字。那块牌子是用铁板制的，不知其重量，只见系牌子的细铁丝把“魔王”的脖子里勒出一条血红乌紫的沟。天子脚下的小将们介绍经验说，这样才能触及灵魂。

毕竟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红花埠食品站的个别职工也想到了请求外援。一批“路线斗争不分彼此”的“正义之师”向红花埠食品站、向这个站的走资派冲杀过来了。

外地造反派揪斗人的场面李明礼见过，所以他非常害怕，他要找人保护自己。

谁能保护他，谁又敢保护他呢？有的人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怎能保得了他？有的人别看来找他批点猪头下水时嘴里亲哥热弟的，一见他成了批斗对像，避之犹恐不及，还能肯保他？想来想去，还是想到了高宗藩。

他清楚造反派并没把他当作什么大鱼，只不过是“有枣无枣打一杆”罢了，可是这一杆的眼前亏总是要吃的。高宗藩现在是公司的总头头，他对自己十分了解。只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就能遮风挡雨，就能让自己免了这场灾气。只是高宗藩能这样做吗？在他蒙冤负屈时自己是怎样对待人家的呢？他思前想后嘀咕了几天才下定决心去找高宗藩的。因为他十分了解高宗藩的秉性，知道他不是个鸡肚猴肠的人。

果然高宗藩没有嫌弃他，而是推心置腹地和他作了一次长谈。高宗藩对运动的形势作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认为以前那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无论如何不能再干了。当然言语之间也不乏对李明礼的批评。指出他正是平时不注意学习，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前被人利用、被人左右，应很好地吸取教训，并答应把李明礼留在自己身边，避避风头。

没过几天，造反派找来了。他们要把李明礼带去批斗，高宗藩不同意。他说：“李站长正在生病，等病好了再说吧！”就这样，李明礼在高宗藩的保护下着着实实躲过几场批斗，度过了难关。

李明礼躲过了政治上的摧残，但没能躲过疾病的折磨，他突然患上了麻疯病。

这个病，是一种病毒性的疾病。据一些人传言，这种病毒叫滤过性病毒，它连瓷器都能渗透。而且潜伏期长达六十年之久，还有遗传性，很难控制。得病期间的人，面目狰狞，所以是隔离治疗的，谁要得了这个病，就算是判了死刑。大家对麻疯病真是到了闻之色变的程度。马陵北麓有个村庄里，发现几个麻疯病例，这个庄的鸡蛋都卖不出去，怕母鸡吃过病人吐的痰传染。

李明礼得了这个病，住进了麻疯病院，谁也不敢去看他，别人怕传染，他自己的心灵上也留下一抹阴影。高宗藩没有害怕，他要去看望李明礼。公司里的人都说他疯了。他却说：“老李是咱公司的职工，是个老同志。作为公司的领导，在同志生病时，不给以温暖，就是失职。”

他让人买了五斤白糖、五斤猪肉、十斤苹果，还带了六十块钱，直奔麻疯病院。他们的汽车离病院还有老远，司机和其他同志都不愿再靠近。高宗藩二话没说，下了车提起一大堆东西就向李明礼住的病房走去。

李明礼做梦也没想到公司里会有人来看他，更没想到高经理能亲自来。一个人和大家朝夕相处时，很少去体会这种温暖和相依相存的情感。一但离开了人群，那分孤独是十分难以忍受的。有时叫人痛苦莫名，有时叫人烦躁不安，有时叫人如疯如魔。李明礼一见高宗藩，那股子高兴和激动劲就没法提了。他一下子就扑了过来，可是当高宗藩向他伸出手时，他突然停在原地不动，目光呆滞、表情木然，像一只皮球被放了气，他跌坐到了床上。他怕高宗藩嫌自己的手上带有病毒，他不愿把自己的病传然给高宗藩。因此他把自己的双手一个劲地向后缩，那分尴尬、无奈、自卑和幽怨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把一张脸拉得变了形。

高宗藩却抢步上前，紧紧握住李明礼的双手，问寒问暖地和他聊了起来。他安慰老李说公司里的同志都很关心他的病情，鼓励老李要挺起胸来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要老李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养病，家里的事组织上会妥善安排的。老李不住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喉头被哭泣哽噎住了。

后来，李明礼的儿子去看他时，李明礼告诫儿子：“我欠你高大爷的情，一辈子也还不清。你们不要忘了，世世代代都要牢记。能做到这一点，我今后死了也就安心啦。”

知道这事的人都夸高宗藩，高宗藩却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在高宗藩看来，一个人无论你做官还是做民，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平常心。对工作要认真负责，对同志要真诚热情，尤其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把关心他人放在第一位，这样群众才会拥戴你。当同志和朋友有了缺点和错误时，不要歧视他们。要允许人家改正，要求朋友十全十美的结果是一个朋友也没有。世上还是多一些阳光、多一些温暖、多一些鲜花好。人生在世，要给别人留一点想头，这样你就算没白活着，你才能算一个真正的人！

第四节

高宗藩教拳不保守，也没有门户之见。他反对弟子只满足于学他一个人的玩艺，认为在做学问的问题上是不应该讲究什么“从一而终”的。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本事毕竟都是有限的，况且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只有兼收并蓄，才能取长补短。大海不容百川难以为大海，高山不聚微土难以成高山。

郯城的太极拳，要想上档次，上规格，必须外出访名师，求真艺。只有走出去、引进来，才能把郯城的太极拳运动向前推进一步。

高宗藩知道北京有个冯志强，在陈式太极拳方面的造诣很高，在国内外影响较大。高宗藩手中就有冯志强“四十八式”和“二十四式”两套拳书。书写得很好，套路编得也不错，的确是个大家。他有心派个人去学。

这天，高宗藩把徒弟刘全伟叫到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