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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孙公为之狼狈不堪。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当‘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下，向孙文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去者。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当他们十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底主意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主张’的。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一九三○）、‘国民参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协’（一九四九）、‘国民大会’（一九四七、八）、‘人民大会’（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

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吴佩孚一人），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采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modern　man），和无私忘我的圣徒（saint）。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因此当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张作霖‘武力解决’的腹案

‘北京政变’后，张作霖对时局的腹案，显然就比孙中山的实际多了──张搞的是‘枪杆出政权’，用武力统一中国。‘武力统一’这四个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时发明的。继之而来的接班人是吴佩孚；吴之后才是张作霖。其实奉张之后，蒋、毛二公所搞的还不是‘武力统一’？反观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哪有什么‘和平统一’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现象，都是‘武力统一’的结果嘛。民国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当时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华北，压制冯玉祥，最好能不战而屈之。然后招降或中立那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再挥军南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消灭直系的残余势力，如盘据沪宁一带的齐元，闽浙一带的孙传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于武汉、洛阳一带的吴佩孚本人。长江既已在掌握中，则华南、西北，不难传檄而定也。事实上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这条腹案脉络前进的。

张少帅的震主威权

这次奉军（第三次）入关南下的编制，是自‘东北陆军’中编出六个‘军’，由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任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每军之下各辖三至六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如炮兵、工兵、辎重兵等等。另加空军、海军由少帅张学良直接指挥。六个军的总人数，盖有二十余万人。

在这六军之中，再以最精锐的一三两军合组‘一、三联军司令部’，以张学良为司令，而以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混成旅旅长，也是当时奉军中最具现代化头脑和最干练的将才郭松龄为副司令。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再次扩编；改旅为师、改军为军团。改‘一、三联军司令部’为‘京榆驻军司令部’，驻天津。直辖步兵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工兵一团。少帅张学良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司令，郭松龄副之。共有步骑炮工辎各兵种七万五千人。奉军六大军团的张家父子兵之精华，悉在此中矣。张学良若非‘少帅’也就权高震主了。

至于‘京榆（或作津榆）驻军司令部’设立之确切日期，当事人如张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本人及郭大鸣（松龄之弟）等之‘回忆’及诸史家著录，均略有出入。盖‘军团’之设立，‘司令部’之改制，均发动于一九二五（民国十四）年春，而完成于同年九月也。

奉军南征与诸将分封

可是当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志在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少帅这支奉军主力并未动用。它底主要任务显然是稳定华北、控制北京，并监视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冯玉祥的‘国民军’。

至于奉系其他次级部队和杂牌军的首领，则随奉系地盘之扩张而就地分封为各地军政长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三省老巢之外，第一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地盘便是‘热河特别区’。第五军副军长阚朝玺乃奉命率两个奉军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队，出任热河都统。驻节承德。

第二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则是直隶省（今河北）。第二军军长直隶人（满族）李景林乃奉命出任直隶督办，驻节天津。所辖奉军及改编后的地方部队凡六万余人。

自北向南的第三块地皮，便是山东了。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二军副军长、山东人张宗昌，乃衣锦还乡出任山东督办。

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少年贫困。‘跑关东’（山东人去东北谋生的习惯语）谋生。曾在海参崴卖过烧饼，在东三省当过‘胡子’，并学会了一些下等俄语。嗣候经过招安当兵等一系列行伍过程，终于能在直皖各系军中逐渐升迁，最后回东北投老少帅，至此竟做了山东督办。他所统率的除少数正规奉军之外，也改编了大批直鲁两省地方部队，号称‘直鲁军’及少数‘白俄军’。盛时竟拥众十万以上。虽然这位出名‘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并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老婆，多少银子。

一九二五年初，张作霖以张宗昌凶猛善战，又在长江流域有作战经验，乃予以‘苏鲁皖剿匪司令’名义，嘱其挟前‘松沪护军使’因战败而投奉的卢永祥，挥军南下。张、卢于一九二五年初击破直系齐元军进占南京。卢永祥并于南京一带网罗一些淞沪旧部增组‘宣抚军’，仍以张宗昌为总司令，率军循沪宁路东进。一路取常州、夺无锡、占苏州，终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底占领上海；再循沪杭线南进，与直系另一悍将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所部相持于沪杭之间。奉系势力发展至此，可说是臻于极盛了。然奉军此次南进远及苏杭这块天堂地区，张宗昌实居首功。

因此当张宗昌得胜班师之际，论功行赏，张作霖乃授意段执政江山东督军郑士琦他调，遣缺就由张宗昌这为民国史上的‘标准军阀’递补了。张宗昌督鲁一督三年，直至‘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五月）爆发之后，才被北伐军赶出山东。最后被白崇禧在滦东缴械，始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一九三二年他返鲁扫墓，误入韩复矩的圈套，终被枪杀。

一九二五年四月张宗昌北返督鲁时，张作霖乃派心腹智囊总参议杨宇霆任‘江苏督办’；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并统率长江下游的奉军。

奉军既占苏、皖，则奉系此时所夺地盘已扩及八省三市──关外：黑吉奉热（热河是省级特别区）；关内：冀鲁苏皖，及北京、天津和上海。天津上海在政治区划上虽直属冀苏二省，其实际影响力较其母省容有过之。

以中比西，则此时的奉系地盘较中古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或近代西欧之英、法、德、奥、义、荷、比、西八大列强疆土之总合犹有过之。奉系此时拥有精兵三十七万人。陆海空军俱全。训练、装备、补给皆举国无双。奉张父子之权力，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了。

就在这奉系势力如日中天之时，民国史上最大的国耻之一‘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爆发了。一时举国沸腾。学运民运的目标都集中于‘打倒帝国主义’，而上海的各国租界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正当这华洋对峙，双方于春申街头摩拳擦掌的紧要关头，少帅张学良奉老帅之命，忽于六月十三日率奉军精锐两千余人，进驻上海。这时被中国工运学运吓惨了的英法租界当局，见奉军入沪，竟联衔向少帅要求派军入驻租界加以‘保护’。

此次中国军队进入租界，不论各方解释如何，也是中国租界史上的创举。这时的少帅，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将，风华正茂，其为人也，又面如冠玉、潇洒风流。周旋于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之中，真是如鱼得水。

在一次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女公子（顾维钧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级宴会上，他这个‘小把戏’也结识了其后名播国际，在‘西安事变’中发生决定性作用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没有他夫人于凤至的这位‘结拜姐妹’的不时翼护，则汉卿在其后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险多了。此是后话。

郭松龄叛变的历史意义

不过话说回头，这时不论奉系势力是如何的强大，它终究是个‘北洋军阀’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还是刘邦、项羽那一套──穷兵黩武、逐鹿中原。谁把鹿捉到了，谁就做皇帝。这个老套套，在‘民国时代’就不够用了。

知父莫若子。张学良总喜欢把他老子与他底上司蒋中正作比。他说前者是‘有雄才、无大略’；后者是‘有大略、无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败。要各以长相辅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浒’英雄，‘说唐’好汉也。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主专政、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是也。换言之，你得对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认识，有远见，有策略也。斯为张老帅之所无。他老帅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则‘以暴易暴’耶？这点他就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则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去了。──军阀失之、军阀得之，与我老百姓何有哉？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对自己的政治措施无认识，则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

郭松龄（一八八二…一九二五）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号称‘国民四军’或‘东北国民军’。历时不过一月零一天。虽是昙花一现，而功败垂成，意义深远。当时若天如其愿，在东北取张而代之，则其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北伐、清党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都不会发生了。今日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也不是这个样子。‘历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龄叛变是怎么回事呢？简言之，它是奉系内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内部矛盾又是当时整个中国内部矛盾的一部分。

盖奉系在本世纪初年张作霖接受招安开始，二十年中他们就建立一个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帝国之内因而也就派系丛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锐的盖有三大集团。第一是随张作霖招安而来的‘元老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这元老派原是一群绿林豪杰，略识之无的老粗。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帝国之内需要充实一批新人材时，他们便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这是当时中国各省区的普遍现象（只有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六镇’是个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势，奉军中因而也有一个‘士官派’。它在二十年代的首领便是杨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于元老派，渐渐地它却掌握了元老派，成为奉系中的当权派。至于奉军的中下级骨干，则又是‘陆军大学’和它自己‘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无形中他们也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陆大派’或‘讲武堂派’。这一派的精神领袖原是该校一九一九班毕业生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少帅’；是全军的副统帅，职责繁多，又欢喜声色狗马，不常在军中，因此他们底实际领袖便是出身陆大并曾任讲武堂教官的郭松龄了。郭松龄掌握了‘京榆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军精锐。

上述三派在奉军之中不特时为权位而倾轧，他们底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则元老派与士官派早已形成一个官僚集团，在位攘权；思想生活也都比较保守，甚或腐化。而讲武堂派则比较年轻、笃实，所受当时的潮流──如‘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和‘五？四运动’（一九一九）──的冲激也很大。他们反对祸国殃民的内战，同时对元老派的旧军阀统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龄影响最大。郭的夫人韩淑秀是学风比较新颖而激进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学。感情甚好，过往亦密。而冯此时已与‘第三国际’挂钩，北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南与中山的俄籍顾问鲍罗廷都在暗中往还。至于苏联对冯氏‘国民军’的弹械支援，和国际共产党在冯军中的顾问活动，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种种，对郭松龄都是新鲜的刺激。尤其是冯玉祥对直系的‘倒戈’，以及冯在‘北京政变’后的迅速发展，郭氏显然也不胜羡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军中所掌握的实力，远超过一年前冯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挥戈‘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