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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技术能力所不及的工业项目。两者都令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章程是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由一整套信条和若干决议组成，是1958年1－2月间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上共同商议作出的。该文件统称《工作方法六十条》。它包括许多不同的问题，如毛关于革命性质的新理论、管理国民经济的责任从政府转到了党、资源的分配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各省、采用新的计划方法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革命的段落表明了毛己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甚远，他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反映了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进情绪，正如他所说的：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业、工业和商业）……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②关于经济计划的段落表明，它已彻底打破了过去的计划。经济发展计划被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制订的两套主要产品生产指标的计划所取代。中央在制订计划时有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一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按照这种方法，工厂、矿山和农业合作社最后要完成的生产指标要比中央为它们那个行业制订的全国的生产指标增加了几倍。新的计划试行不久，便带来了种种弊端。在最基层，它驱使当地的干部向工人和农民提出过多的要求，致使他们变得日益疲倦和沮丧。在中层，它助长了浮夸风，干部们所报的产量与实际的完成情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在中央，它使领导层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形成了完全错误的印象。在政治上，新的方法的目的是想加强“领导与群众的联系”。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它却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它在位居中央的毛和他的同事同辛勤劳作在工厂和田间的工人和农民之间制造了几个不学无术、胆小怕事的干部阶层。

“大跃进”在制度上的一个最大的创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农业生产合作社曾集中起来以便共同为大规模的修建运河、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就起源于此。集中导致了合并；合并导致了新一级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级机构的产生使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门之中的职责转到了它的身上。这时，那些在两年半前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的积极分子又立即开始行动——到1958年底，99％以上的农户都入了社。

公社一共存在了二十五年。在这段时间内，它们发生了几次实质性的变化。从公社最初的形式来看，其实只不过持续了不到三年，它们是毛喜欢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之所以最大限度地迎合毛的心意，与其说是因为他喜欢行政上地方分权，不如说他更喜欢这一级组织能够动员基层最广大的群众。公社的职权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这也迎合了毛不喜欢专业化的思想。公社倾向于组织集体生活和集体劳作，鼓励全体社员在公社食堂吃饭，鼓励妻子们在外出到田间干活时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公社通过各种活动和通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平均分配社员收入。这也非常合毛的意，因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灭热心追逐个人利益行为的一个途径，也因为他坚信，这祥做还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开辟了道路。

“大跃进”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发动起来的。同二十个月前召开的八大一次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是由刘少奇作主要报告。他较早的报告是相当谨慎的；而现在他的这个报告是急躁和不现实的。在八大一次会议上，毛本人只讲了一次，而且十分简短。而在这次会议上，毛发言不少于五次，而且异常兴奋，也使他的听众们兴奋不已。他批评了斯大林对发展所持的冷漠的和官僚主义的态度，并宣称，全党目前的任务是“揭盖子，破除迷信（是指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这次会议最后还通过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几千名代表信心十足地返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坚信他们事业成败的关键要看他们以多么大的热情和有效手段使这条总路线付诸实施。

在随后的六个月中，全国七亿人民都处于极度的狂热之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先是人民公社成立了，紧接着就流传开了这祥一句话：共产主义已近在咫尺。在这股“共产风”之中，许多公社实行了免费供给制——社员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吃。为了响应毛在1958年1月发出的在近几年内农村要力争做到工业产值同农业产值相当的号召，公社新建或扩建了数以千计的小工厂和小作坊，并以重新改装或以自行设计的机器设备尽可能地来装配它们。最后，当农村出现钢铁短缺，无法供给这些工厂足够的钢铁时，公社便开始自己生产钢铁。（此处有误。大炼钢铁是为了追求钢铁产量。——译注）

大炼钢铁运动是“大跃进”的最高潮，到1958年底，中国农村地区已建起了数十万个小铁炉和小高炉。有些公社多达数十个。据估计，大约有六千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或者到矿山开矿，或者去煤矿运煤，或者去操作小铁炉和小高炉。迫于上级领导的巨大压力，好多社员被迫拿出他们的水壶和铁锅，并拆下他们家里其他一切金属类的用具。然而，由于这场运动是在华北的秋收季节进行的，从而导致了农忙时节田间劳动力的短缺，结果，一些农作物没有来得及收割，荒在了田里。这祥做并没有炼出有用的钢铁；因为要炼出经久耐用的铁——至于钢就更不必说了——所必需的技术在农村并不具备，所以耗费数百万个小时生产出来的只不过是数百万吨毫无利用价值的废铁。

尽管如此，1958年的粮食产量仍达到了两亿吨，是中国历史上收成最好的年份。但是，毛和他的同事们根据各省关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的报告，断定粮食产量还要更多。8月，党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谭震林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了三亿多吨，12月，中央委员会宣布，粮食产量已达三亿七千五百万吨，这个数字几乎是1957年的两倍。

在1958年末－1959年初的冬天，毛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觉察到了农村中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也觉察到了“大跃进”使生产出来的许多商品不能运送到消费者手中，或者毫无用处，因而他们开始调整他们前些时候推行的一些政策。在1959年2月和3月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本人批评了农民收入过于平均、许多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和国家银行系统过早收回给公社的贷款等现象。他还请教了陈云，陈云早就想对发展战略作重大的改变，并且也表明了他的这一信念，即组织动员的手段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陈云提出，1959年钢产量的目标应当从三千万吨降至一干三百万吨，并主张应当把国民经济看成“一盘棋”。他指出，鼓励地方或省在各类产品上都做到自给自足，那只能限制而不是扩大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如此，毛和其他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在1958年虚报丰收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几个决定。最主要的一个决定是，规定在1958年巨大的粮良总产量的基础上，1959年国家的粮食总产量还应当提高；总的播种面积应该减少。而且在这些已经减少的播种面积中，种植谷物的土地面积的比例也应该相应地减少。正是这些决定使“大跃进”变成了一场灾难。到1958年底，农民已连续劳动了两个夏季和一个多冬季而没有得到过休息，肥沃的土地也因不合理地密植和深耕遭到大面积的毁坏。而这时应当做的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合理地利用土地，这两项毛都赞成，但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从现已公布的正式文献上，看不出邓在1958年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他的文选中没有收入他在这一时期的任何一篇讲话）。然而这些文献又充分表明，他是站在毛的一边的，他也赞成“大跃进”的方法。

然而，邓的调子并不完全与毛一样。他不使用毛（或刘）夸张式的语言，也很少说政治挂帅或重振意识形态和社会影响一类的话，而毛把它视为这次跃进的一个重要目标。他也对农村小铁炉和土高炉的效能表示怀疑。他在10月份视察农村期间曾经说，他们应当引进技术。在1958年底按照毛的指示召集的一个讨论劳动报酬和物质刺激问题的特别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反对免费供应。

1959年，邓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他成为周恩来和陈云的合作者，此时周和陈都致力于按照工农业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钢产量指标（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无法实现的高指标）。书记处举行了一次会议，听取有关公社的作用的报告之后，又召集了一次会议重新研究钢产量的指标。第二次会议向中央财经小组发出了一个指示，财经小组是毛决定重新起用陈云时成立的，它是由资深的党员所组成的一个小型的特别委员会。由于它的一些成员比邓资格老，所以看起来似乎书记处本身的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成了中央财经小组中资历最深的成员——周恩来非正式地管辖下的一个委员会。不管这个委员会的性质是什么，当时中央已经开始着手控制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且邓本人又开始同周和陈有了密切的工作关系。1959年这一年，党的领导层重新团结起来，努力工作，阻止农村危机的日益扩大，以避免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不景气。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但是，随后毛和自1954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之间的冲突，打破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并造成了一种谁提出忠告谁就会遭到迫害的气氛。

彭是一个豪爽、直率的人，在军内和党内他的同事中颇孚众望。“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狱中所写的自述表明，他不是一个理论家，但他却深深地关心着改善中国五亿农民的生活状况的问题。他很重视党和军队的纪律，同时也认为，党的高级干部彼此间应当担诚相处，对待毛，一向持平等基础上的尊敬。他自己同毛的关系经常出问题。1959年，他与毛在高层政策即武装部队的性质问题上也发生了争执。毛想加强核攻击力量，并以小型的适合进行“人民战争”的地面武装部队作后盾；彭则想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武装部队，使它拥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既能够进行常规战争，也能够进行核战争。

彭在1958年夏和1959年春期间视察了中国的一部分农村地区，并坚持同农民和当地的干部谈心。他断定，这场跃进正在导致经济上的一场大灾难；并断定，地方干部向党的上级领导（或者像他这祥的来视察的国家领导人）报告情况时并没有说真话。但他并没有向其他的领导人或在党的会议上过多地谈到他的这个推断。5月，他到东欧几个国家出访，并在6月中旬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会晤。

7月初，彭登上了位于江西的疗养胜地——庐山，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4日，他就“大跃进”的问题给毛写了一封长信。他当然希望毛会亲自复信；或把他叫去谈话。然而事与愿违，毛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以《彭德怀的意见书》为正式标题将他的信印发给参加庐山会议的每一个人，并在随后的一个篇幅很长并带有讥讽口气的讲话中把这封信说成是向他本人和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无原则的进攻。他向他的听众们强凋，他们都参加过彭所批评的政策的制定过程；他本人也亲自提出要对其中的大部分政策进行批评；但彭在春天召开的党的会议上允许他发言的时候却一言不发。他暗示，彭已同赫鲁晓夫勾结起来了，并要求与会的全体成员都要考虑一下面对彭的“机会主义”进攻，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彭有几个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在预备会上都作了发言另外还有不少同情者。但是，一旦毛提出了忠诚的问题，那么只有二、三个资格最老的党员愿意并能够追使毛收回成命，他才能免遭批判。然而他们没有这祥做。因而使得毛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弦易辙，向彭发起了总攻，并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把彭和其他三个人（包括毛在江西时期的老对手洛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成员。除了二十五年来一直任军事领袖的朱德之外，发言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为彭辩护。四个月前刚刚接替毛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以往曾热心致力于阻止毛的“家长制”行为，但（邓小平在1980年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用“家长制”一词来说明毛对他的同事们的态度。——原注）现在他对彭的攻击尤为激烈。

在9月召开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结束了对彭的批判。他受到了林彪和其他人的猛烈攻击，他们说彭是“军事俱乐部”头头，并解除了他国防部长的职务。虽然保留了他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不久后便不让他出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被收回了，改而分配一栋在荒郊野外的空房子给他。

林彪取代彭当上了国防部长，并很快开始了把军队变成他用来实现他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他按照他所了解到的能够投毛所好的方针改组了军队，然后便开始着手把军队变成为具有革命品德的一个堡垒。196O年秋，他说服军委并一致同意，毛的思想（单独地）应成为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课程；1962年，他出版并普及了毛的讲话和著作的语录，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小红书”。毛对此的反应和林所期望的完全一样。1963年12月，他号召全国“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1964年，他指示，全军政治部应按政府部门和党的机构的建制组成。从而颠倒了党和军队以党指挥“枪”为基础的传统关系。军队开始插足党（和政府）并远离各级党的监督。

在经济上，庐山会议给了“大跃进”一次新生。这是因为毛坚持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清洗运动，清洗的对象是：所有对“跃进”一直持消极态度或带头响应毛自己早些时候发出的慎重、节制号召的党的干部。结果，造成所有的干部不能再提应当停止无偿占有劳动，不能再提应当根据农民的工作数量和质量支付给他们报酬。1960年初，又发动了一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运动。产量指标不是降低而是提高，毛并且明确宣布，他支持政抬挂帅式的工业管理体制。

196O年，苏联决定停止对中国一切形式的援助，这才使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美梦中惊醒过来。同意实行一条新的总路线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并允许批判那些强行无偿占用农民劳动的地方干部。直到196O年11月，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跃进”导致了一场灾难的中共领导人终于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了，周恩来发出了十二条紧急指示，这个指示规定允许农民恢复“跃进”前的生活和劳动方式。

然而这时，农村却遭受着严重的饥荒。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