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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那么白。她的嘴角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扭曲，但脸色却腊白，双眼紧闭。当我身边的护士轻声呼唤她时，她的双眼睁开了，湛蓝美丽，这是她身上最年轻、最有活力之处。她茫然地睁了一会儿眼，然后才看到我。她笑着，想举起双臂。一只抬了起来，另一只颤抖着，抬起来一点，又落了下去，“阿兰。”她轻轻地叫我。

我走上去，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有张椅子在墙边，可我不想坐。我跪在地板上，张开双臂抱着她。她身上温暖洁净，我吻她的额边、脸颊、嘴角。她抬起能动的那只手，用手指轻抚我一边眼睛的下方。

“别哭。”她轻轻地说，“没必要这样。”

“我一接到贝斯蒂·麦考蒂的电话就赶来了。”我说。

“告诉她……周末。”她用微弱的声音说，“这个周末我会好的。”

“好的，别再说这个了。”我说着，抱紧了她。

“车修了？”

“没有。”我说，“我搭便车来的。”

“哦，天哪。”她说。显然每个字都很吃力，但并不含糊，没有让我感到迷惑尴尬。她清楚自己是谁，我是谁，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为何会在此。唯一说明她病了的是她的左臂。这让我感到莫大的慰藉。因为其他的担心都是斯托伯的恶作剧，也许根本没有斯托伯，那完全是场梦，只是伤感了些。既然我在她身边，跪在她床前，抱着她，闻着她身上残留的兰薇香水味，所以遭遇斯托伯用做梦来解释是十分有道理的。

“阿兰，你的衣领上有血。”她的眼睛闭了下来，又慢慢睁开来。我想她一定觉得眼皮很重，就像刚才在走廊上我感到胶鞋很沉重一样。

“我磕破头了，妈，没事的。”她的眼皮耷拉了下来，再慢慢睁开。

“帕克先生，我想我们最好让她睡。”那站在我身后的护士说，“她今天已够戗了。”

“我知道。”我再吻吻她的嘴角。“妈，我走了，明天还会再来。”

“别搭便车……危险。”

“我不搭了，我坐麦考蒂夫人的车，你睡吧？”

“睡……我只能睡了，”她说，“今天在干活时，正从洗碟机里拿出碟子，一阵头痛，昏倒了，醒来……就在这了，”她抬眼望着我，“是中风，医生说不算太糟。”

“你会好的。”我说着站起来握住她的手。她的皮肤还是那样光滑如浸水的丝绸，尽管是一个老人的手。

“我梦见我们在新汉普斯尔娱乐园玩。”她说。

我俯视着她，感到全身冷了下来，“真的？”

“是啊，排队等着坐那能爬很高的东西，你记得那东西吗？”

“过山车，”我说，“我记得，妈。”

“你害怕了，我冲着你大骂。”

“不，妈，你没……”

她的手，握紧了我的手，嘴唇紧抿，这是她一向用来表示不耐烦的神情。

“有，”她说，“骂你，还狠狠揍你，打你的后脖子，是吗？”

“可能是吧，”我不想与她争辩，“这是你最常打我的地方。”

“我不该打你，”她说，“天气很热，我很累，但你仍……我不应该，我只想说对不起。”

我的眼角又湿了，“没关系，妈，那都是很久前的事了。”

“你从未坐过。”她轻语。

“我还是坐了，”我说，“最后我坐了。”

她对我笑了起来。那天我们终于排到队伍的前头而我却胆怯了，她大声呵斥我，又狠狠地扇我的后脖子。此时她弱不禁风，和当时那个怒气冲冲、湿汗淋淋、孔武有力的妇人相差甚远。我想她当时一定看到某个等着坐过山车的人脸上侮辱嘲笑的神情，我记得她对那人说你看什么，很好看吗？在烈日下当她牵着我离开那里时，我哭哭啼啼，边走边揉着自己的后脖子，其实不很痛，她并没有那么重打我。而我记得最庆幸的是离开了那高耸着、飞旋着、尖叫着的过山车。

“帕克先生，你确实该走了。”那护士催促我。

我抬起母亲的手，吻了吻她的指关节。“明天来看你，我爱你，妈妈。”

“我也爱你，阿兰，对不起，过去我常常打你。我再也不会打你了。”

但已经又打又骂过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不知道如何告诉她我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能体谅她。这是我们家的秘密，彼此只可意会。

“妈，我明天来看你，好吗？”

她没应，眼皮又耷下去，这次不再张开了，胸脯缓慢均匀地起伏着。我从床边后退，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在走廊上，我问那护士：“她会好起来吗？真的会吗？”

“没人能肯定，帕克先生。她是努奈里大夫的病人，他是个好大夫。明天下午会在这，你可以问他。”

“那你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