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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给。递减至第13个定额以下均按基本稿酬的40　％　计算，付给作者稿酬。

这种“按基本稿酬加印数定额付酬”的办法，如一部20万字的书稿，以每千字老人民币15万元的平均标准计算，基本稿酬为旧币3000万元（合今3万元）；通常以１万册为一个“定额”。若印2万册，作者可得稿酬6000万元（合今6万元）；若印4万册，付酬12000万元（合今12万元），约相当于当时一级教授（月薪约300万元）三年半的工资。一些畅销书印数高，则稿酬拿得更多。50年代初作家们的稿酬年收入常为旧币数千万元（合今数万元）以上。

“印数定额”制不尽合理

叶圣老曾告诉我：1954年9月，出版总署撤消，这一摊工作并入文化部。胡愈老调到文化部，出版工作仍旧归他主管。1957年又反复讨论稿酬制度问题。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陈原副局长认为：“印数定额”制不尽合理。

例如曹禺出版了他生平的主要剧作，共60万字，才得稿费11000元（合今11万元），因为印得不太多。有一本小说《迎春曲》，仅20万字，因为印得多，也得稿费11000元。刘白羽的《政治委员》有15万字，印2万册，却只得稿费1800元。

沙汀的三本小说，共60万字，得稿酬15000元（合今15万元）。一般翻译书籍的报酬与著作相差无几，甚至超过著作；至于销数特大的翻译书籍，就更比著作报酬高得多。如《我们的切身事业》（翻译小说），37万字，由于商业部号召学习，使本书印数达70万册，译者得稿酬18000元，比名小说家沙汀的三本小说还多3000元。

社会科学书籍也有同样现象，如《怎样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一书，仅5万多字，因为印了150万册，编者拿到稿费7400元。而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两卷共60万字（为前者字数的12倍），但因为印数少，所得稿费不过7000元。

陈原认为：书籍印数多少不能完全说明作者所花的劳动力和书籍的质量，因为社会客观因素影响极大。但现行稿酬制度却主要按印数定额计酬，虽有递减率和每千字稿酬高低不同，结果仍造成极不合理的现象。现行稿酬办法既主要受印数定额决定，因此按质量计酬的每千字稿酬率就失去应有的意义。出版社在执行时，一般采取中间偏低的一级，有平均主义倾向，不但作者意见很多，而且确实不能达到提高创作水平的目的。

跟历史上的稿酬比较

陈原在分析了现行稿酬之不合理处之后，他又说：

“社会上有人认为现在的稿酬比不上从前，这是一种误会或者是一种错觉。拿现行的稿酬比抗战前的买稿，现在稿费是高了（每圆　＝　3元）。比抗战的买稿，也高了（那时作家的口号是：争取“斗米千字”）许多。从前的抽版税，付给作者的版税率不超过10％—15％，但目前稿费占总定价往往在10　％　以上：人民出版社％，文学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平均23　％　，解放后一般印数都超过战前好多倍，因此作者所得比过去大为提高。

按上述三个出版社不完全的统计，各社几年来出过大约700位著译者的书稿，其中，拿到稿费1万元（合今人民币10万元）以上的：文学家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田汉曹禺艾青等47人，占％；社会科学家范文澜翦伯赞等2l人，占3　％；自然科学家10人，占％；这些是稿费特多的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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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２０世纪中叶的稿酬问题（3）

例如作家康濯，1954—1957年四年中他在文学出版社出版四种作品，可得稿酬11822元，平均每年约3000元（合今人民币3万元），如果加上重印书籍及发表其他短文的收入，生活即可达到大学教授的水平。陈原说：凡是有一定写作经历，作品在群众中有影响的作家，只要他辛勤劳动，就能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

笔者也计算了一下：若从报刊图书的字数稿酬来看，50年代前期著作稿每千字6—18元（新人民币），合30年代银圆2—6圆；而30年代报刊稿酬为每千字1—5银圆；确实略高一些。50年代前期翻译稿每千字4—13元，合30年代银圆—4圆；而30年代翻译稿酬为每千字1—3银圆；也确实略高一些。

但是若从书籍的版税标准来看，30年代作者版税率为15％—20％，40年代付给作者的版税率不超过10％—15％；所以，按照版税计算的50年代稿酬，略高于40年代，而低于30年代。巴金、冰心、艾青等老作家从自己亲身的经历，当然是希望恢复“版税制”的。

所谓“要为三万元而奋斗”

1952年，北京通县16岁的刘绍棠发表小说《青枝绿叶》，不仅被《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推重，编入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1953年入党，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1954年，刘绍棠刚满18岁，就已经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过多篇作品，并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同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真可谓春风得意！

刘绍棠的朋友从维熙后来回忆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　（引自从维熙《走向混沌》，第11—12页）。当时报导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断章取义，把刘绍棠谈及有三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1957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更发表评论员文章《从刘绍棠的堕落吸取教训》还说：“他在北京买了房子住下来做专业作家。”

事情是这样的：1956年春，刘绍棠的妻子生了孩子，他就用稿费在中南海附近买了座小三合院。在“反右派运动”前，作家的稿费标准与当时的物价相比，还算高的。小说稿酬每千字分别为20元、18元、15元。出书时，依照苏联方式，3万册为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费。那时的书的种类不多，所以每种书的发行量也就相当大。

刘绍棠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万字，每千字15元基本稿酬，印了万册，3个定额，（相当于每千字45元），收入人民币1800元（合今1万8千元）。

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6万多字，每千字15元，印了4万多册，2个定额，（相当于每千字30元），收入2000元（合今2万元）。

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万字，每千字18元，印了万册，3个定额，（相当于每千字54元），收入5600元（合今5万6千元）。

中篇小说《夏天》，11万字，每千字18元，印了10万册，4个定额，（相当于每千字72元），收入8000元（合今人民币8万元）。

短篇《瓜棚记》仅1万多字，少年儿童出版社印行17万册，6个定额，稿费相当于每千字108元；收入1080元，合今1万多元。

仅仅这5本不厚的书，刘绍棠的收入达到18500元，合今18万多元。

那时北京的房子不贵。刘绍棠买的“三合院”，住房五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堆房二间，并有五棵枣树、五棵槐树，也不过2000元（合今人民币2万元）。这就是说，刘绍棠的一篇11万字的中篇小说《夏天》，就可以买4座这样的三合院。

当时，刘绍棠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定于国庆节出版，印数10万册，此书如果出版，可得稿费万元，合今35万元。

这就是所谓“要为三万元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