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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所采九十三事，内不同者五。《韩非子》十五事，《说苑》六事，《新序》九事，《吕氏春秋》一事，《韩诗外传》一事，后甫谧《高士传》三事，《越绝书》记李园一事，甚异。如正文遗逸引《战国策》者，司马贞《索隐》五事，《广韵》七事，《玉篇》一事，《太平御览》二事，《元和姓纂》—事，《春秋后语》二事，《后汉地理志》一事，《后汉》第八《赞》一事，《艺文类聚》一事，《北堂书钞》一事，徐广注《史记》一事，张守节《正义》一事，旧《战国策》一事，李善注《文选》一事，省今本所无也。至如“张仪说惠壬”，乃《韩非子初见秦》书，“厉怜王”引诗，乃《韩诗外传》，既无古书可以考证，第叹息而己。某以所闻见，以为集注，补高诱之亡云。上章执徐仲冬朔日，会稽姚宽书。
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序
先秦之书，惟《战国策》最古，文最讹舛，自刘向校定已病之。南丰曾巩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后汉高诱为注，宋尚书郎括苍鲍彪诋其疏略缪妄，乃序次章条，补正脱误，时出己见论说，其用意甚勤，思尝并取而读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谬妄，则鲍氏自谓也。东莱吕子《大事记》，间取鲍说而序次之，世亦或从之。若其缪误，虽未尝显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见，遂益得其详焉。盖鲍专以《史记》为据，马迁之作，固采之是书，不同者当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善于阙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残文；汉儒校经，未尝去本字，但云“某当作某”、“某读如某”，示谨重也。古书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比事次时，当有明征，其不可定知者，阙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
又其所引书，止于《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多摭校书之见闻，不问本字之当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隐、正义皆不之引，而《通鉴》诸书亦莫考。浅陋如是，其致误固宜。顾乃极诋高氏以陈贾为《孟子》书所称，以伐燕为齐宣，用是发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闵之年，《通鉴》谓《史》失其次也。鲍以赧王为西周君，而指为正统，此开卷大误，不知河南为西周，洛阳为东周。《韩非子》说秦王以为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为他事，以鲁连约矢之书为后人所补，以魏几、鄢陵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马子期为楚昭王卿，此类甚多，尚安得诋高氏哉？其论说自谓“翊宣教化”，则尤可议。谓张仪之诳齐、梁为将死之言善，周人诈以免难为君子所恕，张登狡狯非君子所排，苏代之訑为不可废，陈轸为绝类离群，蔡泽为明哲保身，聂政为孝，乐羊为隐忍，君王后为贤智妇人，韩几瑟为义嗣，卫嗣君为贤君，皆悖义害正之甚者。其视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论也。
鲍之成书，当绍兴丁卯。同时剡业姚宏亦注是书，云得会稽孙朴所校，以阁本标出钱藻、刘敞校字，又见晋孔衍《春秋后语》，参校补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则。《大事记》亦颇引之，而世罕传，知有鲍氏而已。近时，浚仪王应麟尝斥鲍失数端，而庐陵刘辰翁盛有所称许。以王之博洽，知其未限悉数，而刘特爱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吕子有云：“观《战国》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为据。”盖以游士增饰之词多，矧重以讹舛乎？辄因鲍注，正以姚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几明事迹之实，求义理之当焉！
或曰：《战国策》者，《六经》之弃也。子深辨而详究之，何其戾？鲍彪之区区，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识融，则异端杂说，皆吾进德之助，而不足以为病也。曾氏之论是书曰：“君子之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皆知其不可为，然后以禁则齐，以戒则明。”愚有焉尔。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虽刍区荛不遗；非，虽大儒必斥。屈何择于鲍氏哉！特寡学謏闻，谬误复恐类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愿也。泰定二年岁乙丑八月日金华吴师道序。
吴师道曾序跋
《国策》之书自刘向第录，逮南丰曾氏，皆有序论以著其大旨。向谓战国谋士，度时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讥之，以为“惑流俗而不笃于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圣贤之法，而终谓“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其论正矣。而鲍氏以为是，特求其故而为之说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恶兼书，初无决择，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违，若之何置之？鲍之言，殆后出者求备邪？
夫灭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犹知假义以为名，仗正以为功。战国名义荡然，攻斗并吞，相诈相倾，机变之谋，唯恐其不深；捭阖之辞，唯恐其不工；风声气习，举一他而皆然。间有持论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尔。若鲁仲连盖绝出者，然其排难解纷，忼慨激烈，每因事而发，而亦未闻其反正明本，超乎事变之外也，况其下者乎？当是之时，本仁祖义，称述唐、虞、三代，卓然不为世俗之说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书无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载其绝春申之书，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闻孔氏之徒，其存者仅仅一言。又何略于此而详于被邪？《史》莫大于《春秋》，《春秋》善恶兼书，而圣人之心，则欲寓褒贬以示大训。是书善恶无所是非，而作者又时出所见，不但记载之，为谈季子之金多位高，则沾沾动色；语安陵嬖人之固宠，则以江乙为善谋，此其最陋者。夸从亲之利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虽甚失实，不顾也。厕雅于郑，则音不纯；置薰于蕕，则气必夺。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君子所以举而谓之邪说者，盖通论当时习俗之敝，举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晃子《读书志》，列于纵横家，亦有见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义士之行，不系于言者。而其继春秋，抵秦、汉，载其行事，不得而废，曾氏固已言之，是岂不知其为史也哉？
窃谓天下之说，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于是书也，考事变，究情伪，则守益以坚，知益以明。小人之于是书也，见其始利而终害，小得而大丧，则悔悟惩创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尝知是书，而其心术行事无不合者。使其得是书而究之，则将有不为者矣。然则所谓明其说于天下，为放绝之善者，讵可訾乎？
吴师道姚序跋
（一）
顷岁，予辨正鲍彪《战国策注》，读吕子《大事记》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书。考近时诸家书录皆不载，则世罕有蓄者。后得于一旧士人家，卷末裁李文叔、王觉、孙朴、刘敞语。其自序云，尝得本于孙朴之子慤。朴元祐初在馆中，取南丰曾巩本，参以苏颂、钱藻、刘敞所传。并集贤院新本，上标钱、刘校字，而姚又会稡诸本定之。每篇有异及他书可证者，悉还于下。因高诱注，间有增续，简质谨重，深得古人论撰之意，大与鲍氏率意窜改者不同。又云，访得《春秋后语》，不为无补。盖晋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赖此而见其一二，讵可废耶？考其书成，当绍兴丙寅，而鲍注出丁卯，实同时。鲍能分次章条，详述注说，读者眩于浮文，往往喜称称道；而姚氏殆绝，无足怪也。
宏字今声，今题伯声甫，待制舜明廷辉之子，为删定宫，忤秦桧，死大理狱。弟宽令威、宪令则，皆显于肘。其人尤当传也。
余所得本，背纸有宝庆字，已百余年物，时有碎烂处。既据以校鲍误，因序其说于此。异时当广传写，使学者犹及见前辈典则，可仰可慕云。至顺四年癸酉七月吴师道识。
（二）
右此序题姚宽撰，有手写附于姚注本者。文皆与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详，考其岁月则在后，乃知姚氏兄弟皆尝用意此书。宽所注者，今未之见，不知视宏又何如也？因全录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吴师道识。
陈祖仁战国策校注序
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馆，而东阳吴君正传实为国于博士。吴君之乡，则有丁文宪、何文定、金文安、许文懿诸先生所著书，君悉取以训诣生，匡末学。后君归丁母艰，病卒。祖仁亦尝闻君校注《国策》，考核精甚，而惜未之见也。今季夏，浙西宪掾刘瑛廷脩，随佥宪伯希颜公来按吴郡。一日，囊君所校《策》来言曰：“正传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书赤已！吾尝有请于佥宪公，取于其家，且刻梓学宫。君宜序之，幸勿辞！”祖仁窃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诸身，其居官也本诸家，其训人也本诸己，其安时也本诸天，文其余也，而况于言乎？是故不以言为上，而后之为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计为高，而后之为计者，莫能高也。
周衰，列国兵争，始重辞命，然犹出入《诗》、《书》，援据遗《礼》，彬彬焉先王流风余韵存焉！坏烂而莫之存者，莫胜于战国。当时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强此以弱被；而游谈驰骋之士，逆探巧合，强辩深语，以斗争诸侯，矜詟妻子。虽其计不可行，言不可践，苟有欲焉，无不售也；苟有隙焉，无不投也。卒之诸侯不能有其国，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苏秦之属不旋踵，势败而身偾。由此观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
是《策》自刘向校定后，又校于南丰曾巩。至括苍鲍彪，病高注疏谬，重定序次，而补阙删衍，差失于专；时有议论，非悉于正。故吴君复据剡川姚宏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以成此书。其事核而义正，诚非鲍比。古书之存者希矣，而诸儒于是书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则季世之习，而其策则先秦之遗也。予何幸得观吴君此书于身后，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刘掾不以死生异心而卒其宏也。故不复辞，而为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浚仪陈祖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