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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票对二十九票。这是由阿肯色州的一位年青众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提出的。这样在华盛顿举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条件都具备了。这次会议拟订了美国参加联合国的初步草案。参议院以八十九票对二票批准了这个草案。同时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外交官们也在那里斟字酌句，拟订出一个协议，准备建立国际银行和一个世界基金，使被战争蹂躏的国家可以稳定币值，进行重建。温德尔·威尔基为他在1943年出版的书似乎取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名宇：《天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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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大工厂的装配线日以继夜地转动，为俄国、英国、英联邦、自由法国的军队和美国自己的武装人员提供装备，准备1944年的决战。八五八书房连打字机工厂也制造机关枪；汽车工厂则在制造轰炸机。在康涅狄格州，伊戈·西科尔斯基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生产直升飞机的装配线。另外一个在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德城的工厂，则在制造六千架以上的“海盗”式战斗机。克莱斯勒汽车厂就为陆军制造了二万五千五百零七辆坦克。

由于机器精巧复杂，谁都没有办法预言下一周民用物资又有什么东西脱销。只有专搞囤积居奇的人，既有大批助手，又有无数资金，才能抢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之前预防价格突涨。糖、牛油、酒、肉、香烟——这些东西缺少，还讲得通，因为军队或战争工业都需要。但为什么这个星期有了香烟供应，各家商店反而又没有火柴呢？为什么在汽车胎实行定量配给后，用汽车的人决定改乘自行车，而赶到城里买车时，又发现昨天刚又开始实行自行车定量配售呢，又为什么卷发夹、假发、厨房用具、剪草机、纸张、束腰，茶叶、尿布、铜棺材、烤面包的电烘炉、烤饼铁模、拌蛋器、玩具兵士和玩具电车、芦笋夹、啤酒杯、痰盂、雀笼、照相机、鸡尾酒调制器、爆玉米花器、外来皮货和龙虾叉等等也都用去打仗呢？意见很多，回答却只有一个，而且老是粗声粗气：“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吗？”是呀，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这样讲法仍不太讲得通。主持战争动员局的吉米·贝尔纳斯是知道这点的。这个局还挤在尚在修建中的白宫东侧楼办公，贝尔纳斯的新闻收报机没地方放，只好放在男厕里。当然，在不少情况下，小商品之所以缺少，是因为这些制造商要生产凸轮和嵌齿，为战争服务。象民用游船，烤饼铁模和龙虾叉等在战争期间就再也不制造了。但这不是没有及时抛售积存的商品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象这样大规模的全国动员，必然会有些缺点和错误。对大约一亿二千二百六十万零四千美国人——占全国人口91％——发给配糖证，你总不能希望一点岔子都没有。错误总是有的，有些说来还难以置信。费城的配给办公室，就因为配给燃料忘记了配给自己一份，结果得暂时关门。凡是领略过房荒滋味的人都会听到过洛杉矶的一件谋杀案。当地一个记者名叫奇克·费尔顿到现场采访，亲眼看到被谋杀的人确已死去，便立即朝死者的住处飞奔。“我可以租他的公寓吗？”他气喘喘地对女房东说。她摇摇头说：“我已经租给那边那个警长了。”

除了做黑市买卖的人，或者所住地区确是得天独厚的人（比如底特律市的居民，就可以溜过加拿大边境，把繁荣的温莎港的商店满目琳琅的商品一扫而光），对大多数平民来说，就不得不清心寡欲，但是他们也是乐意这样做的。当时有一幅战时公债广告，画着一个垂死的美国兵，下面的标题说：“他献出了他的生命——而你不过是把钱借给国家。”站在这样的广告画下面，还敢嘟囔抱怨，确实是要有胆量的。当然，有些东西缺乏，还是较易忍受的。比如战时生产局从1942年秋起到1944年夏止，很少威士忌酒供应市面。但除了潦倒流浪的酒鬼而外，很少美国人为此感到恐慌。（喝酒成习的人只好凑合喝奥尔德斯卜德那样的代用品，这是从人们扔掉的马铃薯和皮蒸馏出来的。吸烟成瘾的人们则拚命抽着什么佛里特伍德这一类谁都没听过的牌子的香烟）。

另一个问题是交通。1942年2月1日，底特律市把最后剩下的一条汽车装配线也转入战时生产，那时宝贵的新汽车的库存还有五十万辆。物价管理局把它全部买下，放在政府仓库里，购买都要申请。谁该优先照顾，都有极其严格规定，比如乡村医生等。到了1944年7月，就只剩下三万辆汽车了。这个数字，和平时期即使是在颇为寒酸的三十年代，也只够汽车推销员三天之用。物价管理局又把每月出售定额再裁减百分之二十二。

即使有了汽车，还有汽油短缺问题。一个普通市民，没有担任国防工作，他的汽车挡风屏上就盖上了一个黑色的“A”字，一星期只能买三加仑汽油。这就等于把什么赛车场、郊外小旅店都判处死刑；他们只好关门大吉。城市里无轨电车变得很普通。当然距离不远的话，可以步行解决。但是即使走路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平民每年只配售两双鞋子。埃德加·胡佛报告说，路劫犯的目标中，鞋子列居第三位，仅次于酒和人造纤维。到了战争最后一年，美国的交通工具，真是五花八门，花样很多：什么两轮马车，改装的双人自行车，精巧的贝克电动车，以及噗噗喷汽的斯坦利牌汽车，这种汽车最新的是1925型，即斯坦利公司停业那年制造的。

政府机关办事手续繁多，官僚们盛气凌人，人们对此至感不满。在这方面，年青的理查德·尼克松曾正确地分析过当时人们的心情。男人长裤脚没有翻边，上衣没有翻领，他可以不在乎；妇女可以把丝林画在腿上，用画眉铅笔把袜筒线画下来，她们也没有意见；儿童吃不到牛油，牛肉减少，猪肉完全没有，这点他们也习惯了。但物价管理局发的那些代用币和配给票，很多人都弄不清楚，连杂货店老板也莫名其妙。后来连肉类、脂肪和乳酪也列入配给，用分数制度限制购买，他们几乎急得发疯了。使得这种情况特别不能忍受的是，几乎人人都从朋友那里听到传说，在那些舒服的战俘营中，被俘的纳粹分子吃得如何如何好。

但是政府有时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罗斯福把铁路接管过来，给铁路的经理人员们穿上上校军服：这是他使要罢工的火车司机回到火车上去唯一办法。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董事长休厄尔·艾弗里拒绝遵守战时劳动局的一条命令，就由兵士把他从办公室赶走。（于是那个星期就流行这样的笑话：“你见过蒙哥马利·沃德公司新商品目录册的封面么？‘如蒙订货，一概照办！’”）【“订货”和“命令”在英语中是一个词，故有此笑话。——译者】战时人力管理署署长保罗·麦克纳特真的把底特律市六十万名技工，西海岸十一万商船船员，一百五十万名飞机制造业工人全部“冻结”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1942年是战争最困难的一年。轴心国击毁了一千六百六十四艘船只，超过七百七十九万吨。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获当时这样计算，如果他的“狼群”战术潜艇突袭小队每个月平均能击沉七十万吨，英国就要挨饿，他的计算极其准确。他取得多次胜利以后，得意洋洋，就想把全部潜艇派到美国沿海地区去。这样做会改变整个战争进程，后果不堪设想，使人不寒而栗。可是希特勒不让他的海军上将这样做。他当时又灵机一动。他强调说，挪威才是“决定命运的地区”。什么？挪威？邓尼茨简直难以相信。他把地图摊开，说明在美国海岸附近只有十二艘德国潜艇，而在几个星期里，就已击沉船只近五十万吨，其中百分之五十七是油船。但是希特勒把眼睛一翻，转向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就是挪威”，他又重复一遍。于是德国的后备潜艇就往那边驶，盟国的海军将领们正是求之不得呢！

当然，那时盟国是不知道这个调动的。大西洋上的威胁还没有消除，德国每个星期都有新潜艇下水，被击沉的舰船吨数继续上升。英国人绷着一副苦脸。美国人叫他们鼓起勇气来。要打赢大西洋战役，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在潜艇生产上超过对方。就在这个时刻，一位六十岁的勇于创新的实业家亨利·凯译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凯泽在建筑波尔德水坝、大库利水坝、波尼维尔水坝、大沙斯塔水坝和奥克兰与旧金山之间的海湾大桥工程中，都曾经是一个关键人物。1942年3月，他刚把加利福尼亚州和奥勒冈州造船厂收购过来，在那里革新技术，用预制构件和装配的方法，大规模生产船只，而质量又不受影响。

从一开始起，凯泽在造船工业上的奇迹就使他成为传奇式人物。从安装龙骨到交货的时间原来要两百多天，他一开始就把一艘万吨级自由轮的平均生产时间减为四十天。到了9月份，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十个月，他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一万吨自由轮“约翰·菲奇”号，在安装龙骨后仅仅二十四天便下水了。而那时候，他在大西洋已建造了一百艘轮船。这还只是开始。到了1944年，他每一个星期就有一艘护航航空母舰下水——他和他的同业们可以在十七天内便把整条货船建造出来。1945年的头二百一十二天，他们完成了二百四十七艘这样的货船，一天不只完成一艘。但是这时凯泽早已在瞩目于别的方面了。他在华盛顿提出，如果他能制造自由轮，为什么就不能造运输飞机呢？他立即陷入政府的设计师和工程师的重围，他们都说他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但他的一生，干的都是被认为不可能的事。而这一次他又多了一个合伙人霍华德·休斯。凡是凯泽干过的事，休斯几乎都干过，而且还创造过一些世界飞行纪录。1942年末，他们两人达成协议：每人投资一半，获利也是两人对分。

凯泽和休斯都是天赋神佑的人才，很快就声誉雀起。但是最好还是把他们当作时代的代表。生产奇迹是由千万个干劲十足的经理人员和几百万工人造成的。他们有些是熟练的老工人，有些则是来自厨房或商店柜台的年青女人。美国的资源和美国的自由把他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一点无论是日本天皇的神威，墨索里尼的口才，或阿尔贝特·施佩尔【阿尔贝特·施佩尔，当时纳粹战时生产的负责人。——译者】的组织生产的天才都是不能比拟的。当然，对现在这些在超音速飞机轰鸣声中长大的一代人说来，有些奇迹看来似无惊人之处。比如说，七十年代的空间飞行设计人员，很容易就会把B－17飞行堡垒看成是老古董，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斯佩德”式或“德哈维兰灯蛾”式飞机一样。可是在四十年代初期，B－17就是很大的技术成就，是在那时条件下最好不过的东西。如果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的武器已经变为陈旧过时，这也无损于那时在那里辛勤劳动的人们的功绩，他们跟克鲁伯工厂，菲亚特工厂，三菱工厂里同样拼命干的工人们相互竞赛而压倒了他们。

要对美国军事生产有个正确的了解，我们就要注意下面的事实：1940年5月10日，当德国军队冲入低地国家和阿登高原【法国东北部、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译者】时，那场历史驰名的闪电战，是在三千零三十四架飞机，二千五百八十辆坦克，一万门大炮以及四千辆卡车的配合掩护下进行的。但在法国崩溃之后五年内，美国却制造出：

『军用飞机　　　　　　　　　　　　　　　296，429架

坦克（包括自动炮）　　　　　　　　　　102，351辆

大炮　　　　　　　　　　　　　　　　　372，431门

卡车　　　　　　　　　　　　　　　　　2，455，964辆

军舰　　　　　　　　　　　　　　　　　87，620艘

货船　　　　　　　　　　　　　　　　　5，425艘

飞机炸弹　　　　　　　　　　　　　　　5，822，000吨

小武器　　　　　　　　　　　　　　　　20，086，061件

小武器弹药　　　　　　　　　　　　　　44，000，000，000发』

1943年末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元帅举杯祝酒时说：“为美国的生产干杯，没有美国的生产，这场战争就会失败。”在这以前十二年，美国政府还发代币给总司令的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少校坐电车公出。1938年乔治·马歇尔将军还作证说，美国的军队太弱，无力击退入侵的敌人。1941年8月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美国是个软弱的国家，“美国人的生活态度，完全是由贪婪成性的生意经所形成的。”他应该看一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那位前辈的文件。1919年停战之后，保罗·冯·兴登堡谈及美国的战时生产时，只概括为一句话：“他们了解打仗是怎样一回事。”

但是他们却不了解美籍日人，他们对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世”和“二世”【一世、二世为日语，一世即第一代美籍日本人，二世即第一代美籍日本人的子女。——译者】的态度，只能说是我们国家的耻辱。那些爱在知名人士头上贴上标签的人应从这里得到教训，因为这次种族压制并不来自右派，而按照自由派的教条，种族压制总是来自那一方面的。但实际上这次鼓吹和执行种族压制的人，都是那些以没有种族偏见而知名的人——厄尔·沃伦、沃尔特·李普曼、亨利·史汀生、阿贝·福塔斯、米尔顿·艾森豪威尔、雨果·布莱克和约翰·麦克洛伊等。内阁里只有一个部长呼吁要采取同情的态度。那就是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而且他又得到埃德加·胡佛的支持。有一个参议员在参院发言反对，他是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脱。受迫害的移民有十二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是已归化的公民（其实如果不是因为移民法中有歧视的话，也许全部都已归化了），他们当中许多人还有儿子参了军。对这些移民进行迫害，就是侵犯他们的权利，就是政府推卸责任，就是对美国为之战斗的原则——如果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还有什么意义的话——的抛弃。

空袭珍珠港后，迫害就开始了，1942年日本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在美国的白种人中激起了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有些人就是这样辩解的。要是纽伦堡的法官们当初没有作出这样的裁决：战争狂热不得作为辩解的理由，那种说法也许就会有说服力一些。德国人以种族借口惩罚老百姓，美国人也是一样。当然美籍日人还没有被拷打，被毒气杀害，被焚化或用来作残忍的医学实脸。但是美国当局朝着暴行的方向走上了这条黑暗的道路。他们同时代的人没有判决他们；历史必须判决。

为什么西海岸对美籍日人会特别不能容忍，这是极为费解的。在夏威夷，东方人占人口的比例大得多，但军队迅速采取了行动，处理得合情合理。日裔的代表们跟军事情报处和联邦调查局紧密合作，只有少数几个嫌疑分子受到了侦讯。但没有发生种族政视的情况，连这类谣言也没有。可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世”和“二世”只占人口百分之一，却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早晨，就开始出事。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和州检察长厄尔·沃伦，同各县的法警长和各地的检察官一起，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一世，二世都被开除公职，被吊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