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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胜利日之前的大炮模型。他总爱请来客看看这个犁头模型。“东西虽小意义可大。”他往往语简意赅地说：“有这个新的小玩意儿放在这里，我心里感到很踏实。”

消息灵通的来客看见他那副乐观神气往往感到不安，他们心里纳闷，他在什么时候就得面对大萧条势所难免的重新出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他1940年出版的《昨天以来》写道：“什么战时景气？这种景气带来的好处决不会持久的。”伯纳德·德沃托在《哈泼斯》月刊告诫他的读者，要有思想准备，诸如迫害劳工、库格伦神父那样的人物，街垒上的肉搏战等等，随着“美国未来几年反动浪潮”的逐步高涨，都会再次出现。利奥·彻思在展望未来时，看到有一股“冷风”横扫美国。他预料捱饿的复员兵士将会结队成群，在街上徘徊游荡。“有时你会看到他们在罢工、暴动。……新成立的职业介绍机构，特别在最初一段时期，效率会很低。……为了维持生计，可能有个别兵士要在街角兜售欢迎回国的纪念章。有一些则会穿上军服，挨家挨户去推销。”有些经济学家预言，可能又会再出现一个1932年，又有一千五百万人失业。政治学家还谈到革命。H·G·威尔斯1945年在病榻上断言，人类对科学进步已经失却信心，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很快就要遭到灭亡的命运了。

企业主愈看就愈肯定：要把工业界广大的超级生产力转向和平生产而又不陷入灾难，简直绝无可能，他们对上次大萧条及其后果心中犹有余悸，但他们都忽视了胡佛时代的美国和杜鲁门时代的美国有一点很不相同。在1932年时，人们不能到商店里去，因为身上不名一文。在那艰难竭蹶的日子里，如果人们没有吸取什么教训的话，起码也懂得一条，攒点钱是很重要的。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人每周平均收入几乎增长一倍。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工资从廿四元二角增至四十四元三角九，而且杜鲁门又在联邦雇员中开了先例，工时不久将减为每周四十小时，工资不变。一方面大萧条教会他们勤俭持家，另方面是商店里的货架上商品奇缺，于是美国人在这四个战争年头，把钱花在买进自由公债，或者纷纷到银行存款。特有公债的人就有八千五百万。战争结束，美国人在储蓄银行和活期证券里，就储存了一千三百六十四亿元。现在就有一大笔钱等着花，政府的真正难题是如何防止全国人民在黑市到处抢购。而要把这个向题解决到人人满意，是绝无可能的。

因此，认为失业士兵又会冲工厂的想法，只不过是多余顾虑，不过是满目疮夷的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余悸而已。触目惊心的岁月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失业补助和士兵权利法案都是明证。要为复员军人个个安排工作是要一段时间的，但他们可以趁机会学点手艺，做点小生意，或者进大学念书。而且职业也不是那么太难找，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不再在工厂工作，要回家生孩子了。

《纽约每日新闻》有一条头条标题：

『物价飞涨，买主气涨

牛肉价高，高过月亮』

美国总统在堪萨斯市参加美国退伍军人团的游行，他走在前头，大摇大摆地通过市区。他开服饰商店时的老搭档埃迪·雅各布森在行人道上大声向他叫道：“哈里，通货膨胀怎办呀？”

“我已经注意这个问题了。”杜鲁门回答说。

他要注意得眼快手快。经济情况瞬息万变，想法赶上把一对尼龙袜卖五元，一件衬衣十五元，一个再生轮胎二十元的黑市商人。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经济调整的动荡正处在最高峰。将来肯定会有人人富裕的一天，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经历一场痛苦斗争。文森预言，将来会出现要学会如何适应生活改善一半这种又愉快又难办的局面；不过他没有提到：在生活未提高之前，人们首先要对付物资短缺、暴乱、罢工、和战后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物价飞涨。

但是，物价管制确是令人恼火。到了战争结束时，物价管理局已成为政府里的一个独立王国，专职人员就有七万三千，志愿工作人员又有二十万，从上到下直到镇的一级都有一个办事处。它跋扈专横，无可容忍，成为对自由制度的讽刺。要为这个机构辩护的话，只能说，非它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它总算把价格控制在1939年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之内。但要说句不大好听的话，1946年的经济，就象靠着那些红红绿绿的各种配给票背上的胶水把它粘合起来的。即是这样，还是混乱不堪。不管物价管理局有什么条例，逃避的方法总是不可胜数，钻空子的人样样精通。你给侍者领班二十元的小账，一盘上等的烤肉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也可以用一部汽车换一所公寓，或者用汽车电池换威士忌酒。至于那瓶威士忌的来源，可能是要买一箱葡萄酒或啤洒才搭买进来的。这种办法叫“搭配买卖”，可以千变万化，无奇不有。举个例说，在俄克拉何马市，一个汽车代销商会答应卖一部汽车给你，条件是你要用四百元的代价买下他的狗，而过后不久，那条狗又会自动跑回老家。又有一些汽车代销商答应卖给你新车，但你得要把旧车折价两元钱卖给他。在辛辛那提，有一个顾客别出心裁地对汽车代销商说：“我和你打赌，我可以停止呼吸三分钟，你输了就算欠我七百元。”除了这些以外，到处都要“酬金”——如果房东太太让你租个只有冷水供应的公寓，每月房租八十元，那你就得给酬金一百五十元，如果肉店老板从冰箱里找块厚肉的牛排给你，酬金就是三元等等。

要使黑市绝迹，靠重额罚金或从严判刑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战争已经结束，要想两党都继续支持物价管制，也不可能。现在共和党人又蠢蠢欲动了。1945年8月，他们勉强同意杜鲁门把工资与物价的管制逐步减少的“暂时坚持”的行政命令。但到了9月，两党在这个问题的尖锐对立就非常明显。这种情况是珍珠港事件以来的第一次。总统召开了国会特别会议，要求给他处理内政的广泛权力。部分的管制条例，原定是在战后六个月就自动失效，他现在要求把配给制度维持下去。此外，他还要求国会同意他的社会和经济工作纲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措施是：每小时最低工资定为六角五分，把房屋建筑工业收归国有，扩大开发自然资源，失业补助由联邦政府负责管理，和一项颇为严格的公平雇用工人的法案。共和党众议员们把这个建议搁置起来，拒不讨论。少数党领袖约·马丁，说总统“比新政还要更新政”，而查理·哈勒克则说，“现在开了球。1946年的竞选运动开始了。”

1946年1月14日，国会复会听取杜鲁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心问题是要求物价管理局继续存在一年，随着每种商品的供求关系恢复正常，就逐个商品取消管制。然而，他这一手早在上年9月就对外吹风，现在就有一股极其厉害的联合势力和他对抗，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和共和党的头头们。他们准备了一大套复杂的图表，想把有关委员会说服：如果国会不砸烂“套在美国工商业的枷锁”，就不再有什么自由企业了。除了在参院那个大理石的会议厅进行辩论而外，各个公司搞舆论宣传的人，又在外面动员了一批批小职员、低级企业管理人员、牧师、医生、美国退伍军人团团员、扶轮社社员、卖报报童在那里游行，争取由卖主主宰市场；这些人对约翰·斯图阿特·来尔【约翰·斯图阿特·米尔（1806－1873年）英国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哲学上主张功利主义，经济学上主张经济自由。——译者】都赞扬备至，把卡尔·马克思视同洪水猛兽，说他是真正敌人。参加游行的甚至还有一队愁容满面的破产商人，向人们诉说从前买卖自由的年代他们怎样生意兴隆，而那作恶多端的物价管理局人员，又怎样把他们搞到倾家荡产。

双方都抓紧对议员们进行游说。物价管理局局长切斯特·鲍尔斯出动一批专家，到国会去作见证；总统与国会联系的人员也云集国会大厦，拉住国会议员们不放；各个工会、消费者组织、妇女俱乐部则高举着拥护物价管理局的牌子，在国会外面的广场上游行。4月19日游行规模最大。翌日《纽约时报》称之为消费者“十字军”游行的“最高潮”。有一千个家庭妇女，各个州都有代表，向国会山进发，要求将物价管制延续一年，而不要通过任何修正条例使它的工作瘫痪。按照《时报》的报道，这次示威：

『……突出地表明，在国会内外，围绕着物价管理局的斗争，已经到了积怨成仇，口出恶言，使人困惑的程度，为多年来所未有。……全国制造商协会带头开始这场斗争……，屠宰业、零售商、地产公司和其他行业的协会也热烈响应。……战斗进行愈激烈，两方也愈信口雌黄，相互漫骂，还搞一些不够文明的小动作。』

国会对这样尖锐的斗争的机械反应是折衷调和。但是，正如鲍尔斯早就指出的，工资和物价管制要不是全面实施，就等于全面取消。物价管理局就此进入奄奄一息状态，而通货膨胀也就接踵而来。不出一个月，食品价格暴涨一倍，愤怒的消费者组织了“消费者战斗协会”，对一些商店进行纠察抵制。养牛的则把牛养在牛栏，等牛肉价格上涨到每磅一元才屠宰上市。总的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三，接着又上涨到百分之七十五。到了8月份，忧心忡忡的众议员们又开会，通过对物价进行新的管制，取消了塔夫脱的修正案，但已经迟了。经济局面已如脱缰之马，物价管理局已经控制不了。物价扶摇而上，要使它降回原价已不可能。10月，杜鲁门向无法抗拒的力量屈服，物价管制开始逐一全部取消。两年以后，选民们对物价管理局的印象已经比较淡薄，他提醒他们说他当初是一直要对物价进行管制的，而共和党则站在全国制造商协会一边。不过这时，他已顺应时势了。至于目前这次塔夫脱－杜鲁门对峙的第一回合里，最多也只能说是胜负未分。在民意测验中，总统的声望已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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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杜鲁门很少把民意测验放在心上。一般说来，他的脾气适合于对困难向题作出当机立断的决定。即使他的决定对他的政治支持者不利，也是这样，而在战后那些动荡不定的牟代里，他的决定是常常伤害老朋友的。对一个民主党总统来说，同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较量，不算难事。但是要使工会就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年罗斯福一手奠定的政治联盟，工会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1944年劝罗斯福让杜鲁门当副总统候选人的，也有些是工会头头。要是没有工会支持，他现在不过仍是个参议员，而在白宫当总统的将是另一个人，不是吉米·贝尔纳斯，就是亨利·华莱土。但是现在在物价问题上责备资方是没用的，除非政府对工资也采取同样强硬态度。但是如果工人老是罢工，那么采取强硬态度也不解决问题。在1946年，工人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在这战后的头一个整年中，前后罢工的有近五百万人，损失了一亿零七百四十七万六千个工作日。这一来，生产屡次停顿，加深了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对立情绪。等待买第一辆汽车的新婚夫妇，看见汽车工人罢工照片就冒火。他们用两种不同尺度，对工会严对老板宽，但中产阶级的态度历来如此。甚至杜鲁门这位美国中间派的代表人物，对白领阶级也比对蓝领阶级客气些。

蓝领阶级对美国在1941年至1945年间出现的生产奇迹的贡献，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评价。工厂里能够插上陆海军的生产优异奖旗，是因为工人们和雇主们一样，都想望和平与胜利，在生产线上出汗出力，同意采取加强劳动强度的措施，自愿加班，赚了钱又买战时公债。在日军突袭夏威夷后那一周内，罗斯福要求工会保证，战争一天未结束，工人一天不罢工。工会领袖都答应了，而且除了1943年发生的两次煤矿罢工，一次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而外，他们都信守诺言。即使把为数很少的自发性罢工计算在内，生产时间的损失还不到一百万分之六。但是到了对日战争胜利时，工人们不满悄绪愈积愈多，已经忍无可忍了。

1945年9月，开始出现不稳的第一个迹象。福特汽车厂因为属下零件制造厂屡次自发罢工而停产。接着，在1946年，通用汽车厂罢工之后，全国由蒙陶克角到马立布海滩都发生了罢工浪潮，石油工业、木材工业、纺织工业和电力工业都陷于瘫痪。各报开始谈起什么工人的“造反”、工会的“叛乱”了。到处都这样乱，要说这不是事先策划好的，而是艰苦的战争年月告终以后自然而来的反应，确是使人难以相信。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停产的积累起来的后果威胁到和平生产的恢复。如果有可能发生威协公共利益的罢工，总统可能觉得自己有责任采取比较长期的措施，而不仅只限于成立几个软弱无力的委员会。后来果然发生了这样情况。但这样一来，杜鲁门的总统声望就下降到最低点。

他感到生气是可以理解的。通用汽车公司工潮刚解决，七十五万的钢铁工人又停炉封火，罢起工来。过了八十天，他们才复工，可是全国人民还没舒一口气，遍布二十一个州的四十万烟煤工人又离开矿井。4月18日，矿工还未复工，两个主要铁路工会又宣布在三十天内把全部工人撤出铁路。这样，全国运输网就会陷于停顿。这两个工会的头头，长期以来都支持民主党。在他们提出的限期之前三天，杜鲁门把他们请来白宫，提出条件很宽厚的仲裁决定，以为他们会接受。但事出意外，他们固执地摇头拒绝。

“你们简直是发疯了！你以为我会坐在这里，让你们使全国交通陷于瘫痪么？”他说。

“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总统先生，这是我们工人的要求！”一个工会头头回答说。

杜鲁门站了起来。“好吧，”他说，“我就把决定权交给你们。你们刚好还有四十八小时——也就是说到星期五这个时刻——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要不，我就要以政府名义接管铁路。”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僵局还未打破，于是他在1946年5月17日星期五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把铁路接管起来。他现在是工人们的新雇主了。他以这个身份给他们宽限五天，结果还是毫无动静。对他的宽容的报答是一封简慢的复信，最后一句说：“你的建议不能接受。”这时已是第二周的星期五了。煤矿工人罢工的后果已开始影响到各城市。为了要把手里不多的存煤节存下来，有些城市已实行每天停电几小时。如果这时再来个铁路工人罢工，就无异于全国大罢工。他绝不能听之任之。其实，问题主要不是他采取什么措施，而是他采取措施的方法。他采用的方法是令人遗憾的。

他召集内阁阁员开会，告诉他们星期六两院联席会议时他将出席，要求国会授权给他，把所有铁路人员全部征召入伍，不管其年龄如何，职位如何。司法部长说：“这样做违反宪法。”总统马上反驳说，“找们先把他们征召入伍，再考虑法律问题。”他吩咐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要所有广播公司腾出时间来，当晚他要对全国发表炉边谈话。他把写在横格稿子上长达十二页的手稿交给他，厉声说：“这就是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