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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见过这样的白痴司机”，就是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疯子司机。他大概该在黎明时枪毙，但由于没有造成伤亡，我看可以免予追究”。也许他难得讲出什么有实质内容的话，于是这句话就不胫而走，在全国各个工会礼堂和铁路的圆形机车库内，竟成了反对杜威的口号。

其他共和党人则在战斗。休·斯科特当时是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抓住了本特利－钱伯斯的证词，认为这个问题涉及面广，不能轻易当成是“转移目标”。但是杜威对此只略提一下，又马上转而高谈阔论：“我们有时不能按我们的信仰行事，而且经常缺乏信仰。但在我们内心中，我们相信而且知道，每个人都是信神的，每个个人都是最为宝贵的。”说句公道话，在竞选运动快结束前那几周，杜威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策略。听他讲话人少了，而他从报纸了解到，听杜鲁门讲话的则多起来了。他的策略委员会——布劳内尔，斯科特、埃利奥特·贝尔和拉塞尔·斯普拉格——决定在工业发达的西北部，来个最后攻势；至于中西部的农场主们，他们生来就是共和党人，可以不必为他们操心。杜鲁门的冷嘲热讽使他按捺不住，他要回击，于是在四个居民点放手干了起来。他说，举个例说，杜鲁门否决塔夫脱－哈特利法的咨文，乃是“160年来白宫所发出的最错误、最失策、最不符事实的文件”。群众听了觉得蛮有味道，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的顾问们则有所警惕。哈格蒂探听新闻记者们的反应，并向杜威报告说，记者们都认为相互攻击是个错误，只是承认自己软弱无能。为了保证杜威广泛听取意见，布劳内尔安排了一连串的电话会议，让杜威和共和党各州委会的委员们交换意见，96名男女委员中有90人参加。除了一人以外，大家都劝州长采取高姿态，让杜鲁门继续走他的低下的路子，失尽人心。只有堪萨斯州的哈里·达比是个例外，他警告说，农业地带现在难以驾驭。人们认为他是杞人忧天，未予理睬。于是杜威又继续他的圣战，呼吁为团结、廉洁、管好水利和维护信仰而奋斗。

一直到最后时刻，杜鲁门在列车里不断收到账单，因为服务行业的经理们生怕将来成为烂账。但是，自从《新闻周刊》那一期登了使人沮丧的消息以后，专列上的情绪已开始略有好转。在列车里晚上的漫谈中，年轻的工作人员们反复争论，究竟总统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只要他们稍为乐观一些，就会有人提出，国内各种民意测验，都做出相反的预测。到了最后几天，克利福德认为有些迹象表明杜鲁门影响有所加强。杜鲁门按照传统习惯，在选举前的星期五晚，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向群众大会发表讲话。人们起立，向他欢呼达12分钟。而在这些支持者中，有些人在费城代表大会之前，还曾经是“倒杜鲁门”运动的头头。克利福德于是想到，如果再有两个星期竞选时间，他们也许会有点儿希望的。

在芝加哥市，艾德莱·史蒂文森和保罗·道格拉斯并肩站在一辆敞篷车上，去体育场参加支持杜鲁门的群众集会。人行道上站满人群，有四五层之多，可是都默不作声。15年前，这些人都是在经济结构最底层的被遗忘的男女，是饿着肚子的教师和衣着褴褛的工人，英萨尔使他们陷入了困境，罗斯福则使他们得了救。史蒂文森见到人那么多感到惊讶。似乎整个芝加哥市的人都来了，但是几乎听不到什么欢呼，简直是哑然无声。道格拉斯说：“今天他们是来看看他们美梦的幻灭。”

《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总编辑汉密尔顿·欧文来到一位年轻记者的办公桌前。他说：“我已把祝贺新总统的社论写好。已经排版，准备付印。”他停了一下把眼睛一眨说：“要是杜鲁门获胜，那我就得另写一篇，不是吗？”他很欣赏自己这句俏皮话，乐呵呵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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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的订户在10月最后一个星期，就收到提前出版的11月1日的一期。在第37页上，有一幅整版那么大的杜威州长和夫人的照片，图片说明是“下届总统乘渡轮在旧金山湾的开阔海面上游弋”。同时登了一篇长达八页的关于竞选的综合报道。编辑们的结论是，美国“将抛弃杜鲁门而选择杜威”，理由既涉及“感情也涉及智力问题”。威拉德·基普林格主编的《变动的时代》周刊11月1日号封面刊登一条一英寸高的大字标题，说本期透露“杜威将有何作为”。10月31日星期天，《纽约时报》登出一篇报道，那是该报庞大的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进行长达一月之久的调查报告，反映各州选民的思想感情动向。其结论是：杜威会在29州获胜，得选举人票345张（有266张就可当选），杜鲁门则在11个州获胜，得选举人票105张，瑟蒙德4个州，选举人票38张。另有43张选举人票待决。调查报告还发现，共和党将继续控制国会两院。为了肯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时报》向报道杜威的47名最敏锐的记者征询意见。他们在一次秘密表决中一致认为这位州长将轻而易举获得胜利。

《底特律自由报》在准备11月3日（即选举后第一天）发表的社论中，请国务卿马歇尔辞职，并劝杜鲁门委任杜威的外事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取代他的职位。这家报纸编辑们的理由是：“这样就会使国内外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恢复信心。”（还是那个杜鲁门主义，其时正在使希腊平静下来，马歇尔计划正在全面贯彻，而柏林的空运补给也已进入第五个月。）《自由报》承认：“这当然是对杜鲁门要求过高。然而，为了团结和国家利益，我们有时还要对千百万的美国人要求多得多呢”。这些编辑们对美国这位“落选”的总统倒是手下留情，说他“是个勇敢的小人物，从未追求过总统宝座，就任后不知所措，但却倾其全力战斗到失败”。《自由报》还对读者们说，杜鲁门生活上不成问题：“首先作为前任总统，他每年有希望得到2。5万元的退休金，还可以指望有广播电台和他签订合同、杂志约他撰文，还可以写书，这样加起来使他捞到一笔可观的收入，人们认为可以近达100万元。他的前途，还不至于是由白宫通向贫民收容所。”

但是新闻界论述这位打垮了的总统，并不都是这样宽宏大量。一位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发表文章，提出“杜鲁门在治国中碍手碍脚，究竟杜威会容忍多久”的问题。有些作者也和《自由报》一样，星期二选民投票，但星期一就写好准备在星期三登载的专栏文章，以便星期二排版。因此，德鲁·皮尔逊在开票后一天发表的文章的第一段，不禁使数以百万的读者感到惊讶。那段文章说：“汤姆·杜威在86天内将主持白宫，我对他周围那个紧凑的班子进行了调查。”接着他就神气十足地把新总统的内阁名单全部列出来。同一个星期三，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透露说：“选举后的首要问题，是政府怎样度过未来的十个星期……事态总要发展，总不能停下来耐心地等到托马斯·杜威正式接替哈里·杜鲁门的职位。特别是在对外和国防政策方面，在华盛顿总要有些部门有些人有权做出决定，而又不致在1月20日后失效的。”艾尔索普兄弟建议杜威任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马上以“特别助理”身份进入这两个部，以便在杜威就任以前，指导那些即将下台的前任官吏。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老成练达的观察家肯冒那么大的风险而孤注一掷？答案就是他们并不认为那是孤注，更不要说是冒风险了。他们长时间以来都在议论杜鲁门，认为他毫无希望。他们都在文章中分析为什么杜威击败杜鲁门会易如反掌，相互影响之下，更认为选举不可能有别的结果。杜鲁门在竞选时声称：“除了人民以外，大家都反对我。”这倒有那么一点儿道理：他和选民与那些权威不同，并不认为选举是给谁加冕，而是一次竞争。以研究竞选趋向为职业的人们，认为所有的迹象都指着同一方向。凡是在野党控制了国会，两年后肯定就会赢得总统职位。民主党在1930年控制了国会，后来罗斯福就当选。而且，共和党人早就该重新上台了。罗斯福连任四届，只能归因于他个人的魅力，艾尔索普兄弟和皮尔逊都是这样看的，而杜鲁门所缺少的恰好就是魅力。共和党候选人有的是钱，绝大多数的报纸又支持——当然记者们认为这点很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民意测验也都预祝其成功。

自《文摘》那次民意测验分析完全落空以来见【第四章。——译者】，已有12年了。1936年民主党在选举中占压倒优势，颇使共和党人难堪，再也不相信那种预测性投票。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当时乔治·盖洛普和埃尔莫·罗珀虽然没有《文摘》那些民意测验者那么有名气，但都不靠寄来信件而采取典型统计分析，竟而预测到罗斯福大胜。那次以后，每次选举又都证明，这些人的预测是正确的。大城市报纸，都订阅他们的资料。相反《纽约时报》花许多钱自己进行调查，人们反而觉得稀奇。要是有哪位权威反对他们的意见，人们就会说他是傻瓜。于是就开始了这样的循环：民意测验预测共和党大获全胜，专栏作家和社论作者就作为福音来传播。甚至有这种可能：那些原准备投民主党票的男女，为了想表明自己和大家看法一致，于是哄骗了民意测验人员。于是，将错就错；再加上民意测验人员已变得沾沾自喜，甚至是妄自尊大（至少有一次是如此），这样就错上又加错了。

埃尔莫·罗珀是够妄自尊大的。他在9月9日一篇专栏文章里，在选举前差不多还有八个星期，就宣称他已对美国选举人作了最后一次调查。他写道：“托马斯·杜威实际上几乎已经当选了……既然是这样，我认为如果还要像电台人员报道体育比赛实况那样，硬要说两队是不相上下，那就是再单调不过，智力上再贫乏不过了。”罗珀也和许多职业的选举分析家一样，相信当时所谓的“法利法则”。法利在1936年的选举预言一鸣惊人以后，说过，根据他的看法，选民在两党举行代表大会时就已决定选举谁了。他意思是说，以后的竞选运动，不过是热闹一番，不起作用。9月份第一周，罗珀以自己的声誉押宝，所根据的是他的工作人员在8月份所搜集的数字。可笑的是，他在选举前的最后一周，确实又作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是杜鲁门的形势略有好转。但是，杜威还是遥遥领先，因此他决定不采取两边下注。

三个全国性的民意测验——罗珀，盖洛普和克罗斯利——都错在没有问清调查对象是否真会投票和没有把只受过小学教育的选民包括在他们的典型调查之内，而这些人则多半是杜鲁门的支持者。但是他们最大的失误，还在于对杜鲁门的巨大努力的最后影响，竟然视而不见。杜鲁门专用列车还没有从联邦车站开出，罗珀就已下了结论。克罗斯利的最后报道，预计杜威获49。9％选票，杜鲁门44。8％，其余的选票则为瑟蒙德和华莱士。这是将8月中、9月中和10月中不同时间来自各州的典型统计混在一起进行分析的。三家中最认真的是盖洛普，他是应该意识到国内发生什么变化的。他9月24日的报道，估计杜威获46。5％的选票，杜鲁门则有38％。但他在选举前两天登载在星期日报纸上的最后一篇专栏中，说明杜鲁门声势猛增，达到44％，而这数字还是依据两周前进行采访得来的。克利福德说得对，美国人的态度每天都在变化，几乎是每个小时都在变化。

现在超过40岁的美国人，在记忆中有四件事特别突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逝世、1948年的选举和约翰·肯尼迪被刺。男人们也许会忘掉他21岁生日那天发生过什么事，女人们也许会忘了她怎样失去童贞，但每个人都想得起来他或她听到这四件事时是在什么地方。这些事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里程碑。正好像他们的双亲会说“我们是在停战后相遇的”，或者说“股票市场大崩溃时，我们刚搬了家”；而他们这摇摆音乐的一代则把个人生活的事情，在日期上和达拉斯的枪声、日本对夏威夷的袭击、罗斯福在温泉中风、杜鲁门竞选获胜的奇迹联系起来。

那天晚上，大家都以为可以早睡。吉姆·哈格蒂在纽约罗斯福饭店的舞厅对记者说：“午夜之前，战斗就可能结束！”杜威在东第51号街一所学校里投票后，一个办事员在上面办公室一个窗口对他喊道：“祝你顺利，总统先生！”他本人预料，他和夫人在东第93号街六号他的好朋友罗杰·斯特劳斯家里进餐时，杜鲁门就会来电，承认竞选失败。在华盛顿，民主党传统是在五月花饭店集会，而共和党人则是在斯塔特勒饭店。现在斯塔特勒饭店已把舞厅布置一新，准备好礼服上的襟花，好让夫人小姐们到场时每人戴上一朵。与此相反，五月花饭店却毫无动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肯定必然失败，连饭店的舞厅也未予包定。委员会的成员们想把钱省下来为1952年竞选时用，干脆回到他们当办公室用的套间，把电话机挂断，开两瓶威士忌酒，坐下来准备守夜。谁都没带收音机，因为这是惟一一个可以不必收听新闻的晚上（在60年代或70年代，他们准会有一人在衣袋中带一具半导体，但在1948年，手提收音机还是颇为笨重，还得要用墙上的电源插座）。这一夜，政治形势发展迅速，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远远落在后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也同形势失去了联系。他报道了杜鲁门竞选消息以后，就回到曼哈顿，买了一件价值47。5元的大衣（那时算是价格高昂的了）和一张戏票去看林恩·方坦恩和艾尔弗雷德·伦特的新戏。当新罕布什尔州开始零零星星地发来选举结果时，菲利普斯正走进在第47号街的剧院大门。他坐在那里看了两场戏，对外面那一出更为精彩的戏，却毫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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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从新罕布什尔州报来的数字使杜威颇为惊讶。虽然他还是领先，但优势比不上1944年。这个州原是共和党的坚强堡垒，任何共和党候选人都料不到领先得那么少。他匆忙回到饭店的套间，和家人和几个密友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和看着给他送来的选举结果的电讯，在拍纸簿上记着数字。

杜鲁门总统则在密苏里州。在特工人员亨利·尼科尔森和吉姆·罗利【1963年11月22日，他已任特工机关的头头。】的帮助下，他早几个小时就避开了新闻界。下午4时30分，他们驱车到了离独立城30英里的风景区爱克瑟尔西奥温泉，在埃尔姆斯饭店休息。总统洗了个土耳其浴，6时30分回到房间，吃了一个火腿三明治和一杯牛奶。他把床边的收音机打开。一位广播员说，他以几千选票之差，初步领先。他就上床，几乎立刻就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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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45分，《芝加哥论坛报》一位编辑颇为伤脑筋，因为要做出决定。该报的晨版要付印了，要准时送到街上让深夜从剧院散出来的观众买到手。这位编辑要选择一条标题，不能只说总统选举已经结束，因为这是谁都知道的。他需要一条实在的消息。杜鲁门是在领先，但在未弄清这些初步结果来自新英格兰哪个州以前，这些数字是毫无意义的。举例说，共和党候选人也许会在康涅狄格州占绝对优势，但是如果哈特福德像过去一样，先将选举结果公布，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