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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懂得，随着达雅的成长，她照顾他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保尔接受了辅导一个小组的任务。

晚上，家里又热闹起来。保尔每天同青年人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就会获得新的活力。

其余的时间他都听广播，母亲喂他吃饭，要费很大劲才能摘掉他的耳机。

失明夺去的东西，无线电又给了他——他又可以学习了。

他以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进行学习，忘记了一直在发烧的身体，忘记了肉体的剧烈疼痛，忘记了两眼火烧火燎的炎肿，忘记了严峻无情的生活。

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继保尔那一代共青团员之后，青年们高举青年共产国际的旗帜，建立了功勋，当电波把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保尔感到无比幸福。

他想象中出现了暴风雨——像狼群一样猖獗的暴风雪和乌拉尔的严寒。狂风怒号，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就在这样的黑夜里，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明亮的弧光灯下，在庞大的建筑物顶上安装玻璃，从冰雪严寒中抢救那个举世闻名的联合企业刚建成的第一批车间。基辅第一代共青团员顶风冒雪铺设的森林铁路同它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国家壮大了，人也成长了。

在第聂伯河上，大水冲垮钢闸，汹涌澎湃，淹没了机器和人。又是共青团员们顶住天灾，顾不上睡眠和休息，苦战两昼夜，终于把河水赶进了闸门。在这场艰巨的抢险斗争中，走在前面的是新一代的共青团员。在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单中，保尔高兴地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

第二部·第九章

保尔和达雅到了莫斯科，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住了几天。这个机关的首长又帮助保尔住进了一所专科医院。

现在保尔才明白，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坚强是比较简单和容易做到的事，只有生活像铁环那样把你紧紧箍住的时候，坚强才是光荣的业绩。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这十八个月里他遭受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

在医院里，阿韦尔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诉保尔，恢复视力是不可能的。如果将来有一天炎症能够消失，可以试着给他做做瞳孔手术。建议他目前先进行外科治疗，消除炎症。

他们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表示，只要医生认为是必要的，他都同意。

当保尔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颈部，切除一侧甲状旁腺的时候，死神的黑翅膀曾经先后三次触到他身上。然而，保尔的生命力十分顽强。达雅在外面提心吊胆地守候，手术过后，她看见丈夫虽然像死人一样惨白，但是仍然很有生气，并且像平常一样，温柔而安详。

“你放心好了，小姑娘。要我进棺材不那么容易。我还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干一场，偏要跟那些医学权威的结论捣捣乱。他们对我的病情做的诊断都正确，但是硬说我已经百分之百地丧失了劳动力，那是完全错误的。咱们还是走着瞧吧。”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设者的行列。

冬天过去了，春天推开了紧闭着的窗户。失血过多的保尔挺过了最后一次手术，他觉得医院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十几个月来，看的是周围人们的种种痛苦，听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哀号，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还要困难得多。

医生建议他再做一次手术，他冷冷地一口拒绝说：“算了，我做够了。我已经把一部分血献给了科学，剩下的留给我做别的用吧。”当天，保尔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请中央委员会帮助他在莫斯科安下家来，因为他的妻子就在这里工作，而且他再流浪下去也没有好处。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党请求帮助。

莫斯科市苏维埃收到他的信以后，拨给他一个房间。于是他离开了医院，唯一的希望是永远不再回到这里来。

房子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一条僻静的胡同里，很简陋，但是在保尔看来，这已经是最高的享受了。夜间醒来的时候，他常常不能相信，他已经离开了医院，而且离得远远的了。

达雅已经转为正式党员。她顽强地工作着，尽管个人生活中有那么大的不幸，她并没有落在其他突击手的后面。群众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表示了很大的信任，选举她当了厂委会的委员。保尔为妻子成了布尔什维克而感到自豪，这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

有一次巴扎诺娃到莫斯科出差，前来探望保尔。他们谈了很久。保尔热情洋溢地告诉她，他选择了一条道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重新回到战士的行列。

巴扎诺娃注意到保尔两鬓已经出现了白发，她低声对他说：“我看得出，您是经受了不少痛苦。您仍然没有失去那永不熄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呢？您做了五年准备，现在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不过，您怎么写呢？”保尔笑了笑，安慰她说：“明天他们给我送一块有格的板子来，是用硬纸板刻出来的。没有这东西我没法写。写写就会串行。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在硬纸板上刻出一条条空格，写的时候，铅笔就不会出格了。看不见所写的东西，写起来当然挺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怎么也写不好，现在我慢慢写，每个字母都仔细写，结果相当不错。”保尔开始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