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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2。亏损是如何弥补的只要是赤字，无论其是显性亦或是隐性的，都要设法进行弥补，否则改革难以为继。20年改革进程，无论是改革的必要成本还是“四位一体”机制造成的赤字都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发生改革中断，恰在于其内在的维持机制。

社会转型期改革成本的补偿，一般都采用增发货币，但这往往以高通胀为代价使经济波动很大。按照麦金农的市场化次序理论，经济市场化的次序，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的中央财政基础之上，否则将会被随之而来的通胀所遏制。但中国改革进程中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胀格局，因此被他称为“中国之谜”，这一点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形成较鲜明的对比，之所以会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两者改革初始的货币化程度差异巨大。世界银行统计表明，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而中国1978年则为25％。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不仅避免了“通货膨胀陷井”的困扰，而且导致巨大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年—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年—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这种巨大的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国家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仅靠货币发行收益，对国家这样系统的改革工程的成本补贴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显性化抑制，还要求助于中国特殊的国家信用垄断机制。中国迄今没有像东欧国家一样发生持续能货膨胀，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高储蓄率和垄断信用于国有银行的金融制度，内生了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维持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中国金融制度迄今仍以垄断信用于国家银行为典型特征，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垄断了70％以上的国民储蓄。（2）国家银行通过低贷款利率而将80％的资金投向国有企业，以维持众多低效国有企业的继续运转，使国有企业部门发生的行业性潜在赤字不致显性化，但却使潜在赤字由企业向国有银行转移；（3）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迟缓，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迟缓且十分幼稚，限制了国民投资渠道和选择，从而导致国有银行储蓄存款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四大国有银行可以用新增储蓄存款暂时弥补已生的资产损失，不致使其显性化。

在中国改革推进进程中，非国有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得到迅速成长，可它在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的进程中，并没有从国有银行那里索取多少金融支持。曾有人对1985年—1991年间非国有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和农业）所用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的比例作过测算，结果表明，最高的1988年也不过20。53％。但非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据估算，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比重1978年22。4％，1995年达69。1％；非国有经济对瞀内财政收入的贡献率1980年为18％，1993年达39。4％。这充分表明，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成本补贴，可以从非国有经济部门那里借入大量的金融剩余，从而使政府在不征收较高的通货膨胀税和不进行税制改革的情况下，能够提供一大笔满足国有企业和中央财政、金融需要的补贴资金。

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就是在货币化收益机制、国家垄断信用机制和非国有经济金融剩余创造机制的有机配合下维持前行的，但显而易见，这种维持机制的缺陷是内在的。随着改革进入制度性创新和结构性整合时期，其弊端已日益显现。

首先，货币化程度低，仅是市场化进程一定阶段的特征，货币化程度会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提高的，这就必然会对货币发行本身提出逐步严格的货币化水平限制。随着货币化指标向100％靠近，货币发行收益将会递减，直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长期依赖于货币化发行收益去弥补改革成本和财政赤字，终究会引起高通胀，换言之，中国的货币化过程和高金融增长最终也会陷入“通货膨胀陷阱”。据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1979年—1984年间新货币化的经济吸收了大量超额货币供给，因而通胀率很低，国家获取了巨额货币发行收益。但1985年后，货币化进程显著放慢，超额货币供给的主要结果是造成通货膨胀，相应的货币化收益随之下降。另有研究表明，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下于突出时期，体制改革补贴需求巨大，但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达到顶点，可用于体制改革补贴的货币发行收益却远远不够了。面对各种矛盾的压力，政府不得不用继续扩大银行贷款和货币发行进行补偿，由此导致通胀加剧。世界银行的分析也表明了同样的事实。而麦金农的分析更为紧迫，他认为中国经济货币化在1991年已达到97％，政府已不能无限制地依赖于国有银行体系的借款，否则，过去20多年的伟大改革成就就会面临风险，东欧型通胀就不能排除。这就表明，货币化收益只是一种数量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无法实现结构性的升级转换进而成为一种全新的组合力量，而只能是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较好的缓冲地带。时至今日，我国的货币化水平已达临界点，而国有经济经营状况日趋恶化，急需更多的资金注入，而以货币超量投放支持经济增长，弥补国有经济亏损已难以为继，通胀压力在增加，潜在的信用危机加剧。目前整个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相当高。有鉴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我国经济在此方面的危机形势不容低估。

其次，用垄断信用于国有银行，以新增储蓄掩饰已发生的银行资产损失，固然可以使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短期内不致于显性化，从而保证经济相对稳定。但由此使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循环陷阱”的路径依赖状态。一方面，通过国家垄断信用实现国有企业资产损失向国有银行转移，并利用储蓄存款的高速增长予以维系的内在机制，无法消除和减少国有部门潜在资产赤字，相反却在不断积累矛盾，加剧了潜在金融危机的压力，沿着这种路径下去，中国经济改革很难达到目的；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已成为必然趋势，这就必然要求打破原有的国家垄断信用的金融制度，推进融资多元化和市场化，必然要求国有资产按市场化原则进行优化重组，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又必然引致社会资金由国有银行向证券市场大量转移，从而使国有银行储蓄减少，这会进一步加剧改革过程中资产负债失衡问题，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潜力在赤字短期内急剧显性化，除非能及时找到补贴资金，否则恶性通胀和社会动荡的潜力在压力依然巨大。前苏联、东欧国家已有前车之鉴。更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把国有经济赤字以银行负债表隐性化的同时，也使我国财政职能随改革进程逐步弱化，以致到了无法完全适应政府履行其应有职能的地步。尤其是把银行作为暗补的主要来源，财政被自觉不自觉地当作计划经济的代表来“改革”。在改革推进中强调企业自主权时，政府职能部门也提出了要有自主权，以致也竟相自立门户，自立规章收费自给，从而在国有预算之外产生了庞大的预算外资金，不仅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上升，而且进一步使政府职能遭到了分解。使政府在改革进程中的控制力下降，改革推进面临困境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强。

再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初期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对整个经济的内在制约日益突出出来：（1）非国有经济（尤其乡镇企业）的发展，初起是一种爆发型的，是多年压抑的生产力社会闲置财货资源的新组合，其发展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其发展虽然是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但却是在政策优惠的沃土上实现了自己的资本积聚。改革的深入，不断使这些夹缝和优惠政策失去了应有的优势和特殊地位，非国有经济的处境就不那么轻松了。（2）非国有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管理和规模结构问题。时至今日，无论是管理还是规模结构上，都已走到自身的顶点，必须实现结构性转化和扩张。在国有经济需要进行战略性重组之时，非国有经济也面临着结构性转换的难题。无论从哪方面说，国家在改革深化中都已到了数量调整的极限，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的结构性重组已是必然的选择。而进行这一创新和重组的成本，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均无力予以支持，必须寻求其他支持，否则，改革成果将会毁于一旦。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国有银行的资金通过政府对金融“取财于民，转财于企”机制控制，大量流入了经营不良的国有企业，这些投入，是一个有去无回的运动，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个调查表明，现在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亏损的，而亏损企业的93％都是资不抵债，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3、国有企业亏而不破的‘环境’因素就业、稳定、银行债务悬空等因素是国有企业亏而难破的环境因素。‘冗员’过多是国有企业的通病，也是政府和企业改革难于突破的重要障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一直是政府最头痛的问题，每年有大量的新增就业人口需要解决，另一方面，为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需要裁员，企业承受不起，政府更无法承受。企业不背起，政府就得背，否则社会就无法稳定。企业忍辱负重，全社会要多一点理解！

在国外一个挺不错的企业，只要现金流出现断裂，企业可能立即宣告破产，实际上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健全，雇员的处置很好办，不存在不稳定因素。在中国，由于社保体系还不健全，大量的人员难于安排，使得人员的安排成为很大的破产障碍。

最大的和最难办的是关于银行的债务以及担保的连带责任。一个企业要破产，许多企业为它担保，它本身也为其它企业担保，在法律上很难解脱这些责任。比如说一个国有企业破产，几个企业因为担保为它承担连带责任，按照法律，有可能使这些企业遭受同样的命运，这能行吗？该破的因此破不了。该破的一定要破，我们应该修改担保法。

国有企业的困惑

在当今中国大多数表现良好的国有企业里，往往依靠的是某个雄才大略的公司领袖，这些领袖们把自己的DNA烙在企业的每一个角落，企业随其领袖的正确而兴盛，当然也随着领袖的错误而衰落。应该密切关注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中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因为在成功或失败故事背后的逻辑，都是极其珍贵的财富。

研究成功企业，人们总会把成功总结成一条一条的经验，比如说：勇于改革、开拓创新

、加强管理、重视产品开发、重视人才等等，但是当你用这些经验去实践时，几乎无一会成功。研究失败的人也会把失败描述得真真切切，譬如管理混乱、盲目扩张等等。亲口品尝荔枝的人才能知道荔枝的真正味道，经历成功、经历失败，特别是经历大起大落的人能够深切感受到其中的真实感觉。每一个成功和失败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如果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事物就不完美，不总结成功就不能发展，不研究失败就不能提高。这里我们先不来谈这些，只是想说，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离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也是解决其它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国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制正在建立和完善中，每一个成功和失败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领袖人物或者领袖集体，他们扮演着非常的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有意或无意中成功，他们既有雄心也有困惑，对于企业来说，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企业家的困惑与成败密切相关。因而必须予以关注。

——速度的困惑。中国有企业业能够高速发展壮大，但结果常常导致企业的崩溃，没几年就跨掉了。

前些年，翻开报刊杂志，你会经常领略到那些创造奇迹的企业的辉煌业绩和创造奇迹的业界领袖的光辉风采，那是一个创造辉煌的年代。然而，近些年你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一个个‘倒下的巨人’和一座座‘坍塌的大厦’，这是一个奠基的时期。有时候记者的妙笔既可以让你‘生的伟大’，也可以让你‘死的悲惨’。搞经济建设，都想发展的快一些，落后了几百年，也应该快一些。但是，物分两面，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所谓长短相形、难易相成。短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有了好的带头人，选了一个好的产品，采用了好的方式，成功了…。速度快，危险就大；问题总是伴随着发展过程产生，暴露在最后。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就拿证券业来说，当人们为中国证券市场十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百多年的路而感到自豪的时候，中国证券市场的‘地雷’却一颗接一颗的不停引爆。…

商场如战场，能够在如火如荼的商战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即便是失败了也都是一代英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不要过多嘲笑那些划破长空的流星，你要快一些，就必定出现问题，积累问题。并不是人人都具有成功的机会，也并不是有机会的人都能成功。

发展慢了就落后，落后就被动。快了会出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速度。正如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不能因为会出现事故就低速行驶，这就失去了高速公路的意义。关键是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高速时该注意些什么？

——规模的困惑。中国国有企业热衷于搞大，但光搞大显然是不行的，无论是理论还是事实，都足以证明企业单追求规模大、资产多，迟早会垮台。

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生产规模我们称之为‘规模经济’。1959年，英国的两位教授马克西和希尔伯斯顿，凭着对50年代初英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分析，首次提出轿车制造成本和生产规模关系的‘经济规模’理论。该理论认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汽车的生产成本急剧下降，这就是规模的经济效益。在中国，许多实践使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并不是企业的规模越大经济效益就越好，也并不是按照规模去建设就有好的效益。问题的核心主要是：以什么方式来达到‘规模经济’的规模，这主要看适合规模经济的环境条件。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投资，企业按照一定规模来建设，取得好的效益。企业小而全、大而全不是计划经济的错，根因是管理经济的理念。在‘借贷经济’的情况下，企业按照规模去建设，一方面要承担巨额的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费用；另一方面还要承担巨额的建设利息，这些利息率可能不会亚于许多行业的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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