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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之前，义律甚至想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责任。也许他认识到，从长期来看，鸦片走私将危害到英国扩大其在华的合法贸易。义律显然知道，英国鸦片贩子并不把中国缉私官员放在眼里，这些人已经熟知了那些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义律天真的认为，他的出现将使得英国鸦片贩子有所收敛。

在林则徐发起严厉的禁烟行动后，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笔者无意否认鸦片贸易的罪恶性和清政府打击鸦片贸易的正义性，但这里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英国政府并不支持鸦片走私贸易，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何以引发一场战争？

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中国除外），鸦片贸易是合法的，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针对中国，但只是因中国市场需求导致贸易额巨大…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占到英国对华贸易的一半！英国一直到1868年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但真正严厉禁止鸦片则是二十世纪初期后的事情了。

美国也参加了对华鸦片贸易走私（鸦片战争前大概每年从土耳其运来一千箱），其在1885年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在欧美国家，和中国古代相仿的是，鸦片产品大都是以药物出现，大量吸食鸦片的现象并没有出现。

对于鸦片贸易的争论，不论是中国还是英国，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说过：“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深有感触的说：“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

英国以贸易立国，很多英国人更加看中资本的逐利性，既然鸦片能带来的这么巨大利益，且鸦片在英国本土又没有市场。看不到鸦片的危害，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止鸦片的法案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受害国的中国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可能没有英国议会里绅士们辩论的那么轻松了。御使袁玉麟说过，百姓要是仍旧沉湎于鸦片的话，那么“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面对越来越猖獗的毒品入侵，清政府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黄爵滋主张制定新的法律，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再吸食就杀头。但当时大多数督抚都不同意这个办法……由于牵涉到当时复杂的死刑上报程序，扑杀瘾君子只能给各地督抚带来无尽的麻烦。他们大都赞同去海口查禁，正如矛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指出的，“禁烟责任推给海口，内地官员即可摆脱干系；能够推到广东最妙，禁烟成了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其余省份当然乐得轻松。”

林则徐支持了黄爵滋的建议，他说：“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后来，他给道光帝上奏说，倘若朝廷对鸦片走私贸易视而不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句话深深打动了道光帝，于是下定决心禁止鸦片。

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禁烟运动。让林则徐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请示伦敦，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两万多箱鸦片，此举让林则徐感到满意，却引起了英国朝野一片哗然。义律后来也被撤职，被派到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和后来林则徐被充军到新疆倒有几分相象。

但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来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闹事，引发斗殴，结果导致村民林维喜伤重死亡。林则徐毫不迟疑的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这时，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发生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冲突，中国人认为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而英国人却无法认同自己的同胞受到他们认为的“野蛮肉刑”。这种冲突后来也导致了租界内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封锁了外国在广州的全部外贸企业。义律见势不妙，赶紧命令英国商人及家属登船上海。林则徐则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村民供应英船日用物品，并派战船封锁英船，如果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无奈之下，义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则徐解除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林则徐未达到目的，拒绝了义律的要求。当天下午，英国军舰向封锁他们的中国战船开炮。

大英帝国终于露出了它狰狞和强权的一面！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即使现在的国际社会相对文明，但这个法则显然同样适用。英国在忍耐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决定要采用炮舰政策把中国纳入到其利益范围了。

此时的伦敦，听到中国焚烧鸦片的消息后，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立刻动员起来了。这些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坚决行动。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政治巨头帕默斯顿甚至叫嚷着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但发动对中国战争的议案也不是一边倒。　帕默斯顿同时期的政治对手格莱斯顿，严厉谴责说：“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

很可惜，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道德在大多数时候都要败于利益脚下。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8226；斯当东爵士，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他来到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他说，“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的话很起作用，议案通过了。

虽然在最后表决中，议案仅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书里，英国人一直是以侵略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出现，虽然有很多中国年轻人喜欢上了英超，但对这个顶级赛事的喜爱也不足以抹去这个令人不快的记忆。

林则徐和英国议会显然没有在同一平面上思考问题。林则徐认为他的问题是进行一场反毒品的斗争；而英国却认为这是涉及贸易自由这一神圣权利的问题。英国议会辨论的时候，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一场“鸦片战争”……据说是“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

林则徐算是当时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整理成册，加以参考。想必林则徐已经知道了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等实力情况。但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旧是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但正如张文木先生指出的，“在大国兴衰史上，被打败并由此衰败的，多是富国！”（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