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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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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违背了和中国签订的悬案大纲协定精神,和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

1921年7月,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当时已经进入外蒙古),宣布“独立”,建立“蒙古国”。消息传来,国内各民间团体、党派纷纷发表宣言,致电当时的北京政府,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并谴责苏联对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也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也只能仅此而已。

1945年二战结束前,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蒋介石被排除在雅尔塔会议之外(这就是英美中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召开开罗会议的原因)。斯大林之所以不想让蒋介石参加雅尔塔会议,表面上是认为中国不够大国的资格,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让中国参与有关蒙古问题的讨论。雅尔塔会议的结果,美英两国最终同意了苏联维持外蒙古“独立”现状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前往苏联访问,开始时很受斯大林的冷遇,据说进行建立同盟的谈判前,苏联提出前提条件要求新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尽管中苏后来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但谈判中的不快当事人记忆犹新,这也许是构成后来中苏交恶的最初起因。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和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当中国提出解决蒙古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而此时的蒙古,早已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交恶,导致了两国边境出现非常紧张的态势,苏联人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威胁着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边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甚至全面越过“条约线”,偷偷摸摸的把边界向我方一侧推进,导致中苏边境小规模的冲突不断。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让中苏矛盾发展到顶峰。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全岛面积平方公里,长约1700米,宽约500米,距西岸(中国)200米,距东岸(前苏联)300米。从1967年到1969年初,双方巡逻队在岛上冲突不断,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火箭炮,我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双方展开猛烈的争夺,互有伤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为亡58人,伤94人;我方公布的数字为亡29人,伤62人,失踪1人)。

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的势力开始日渐减弱。1986年7月28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承认中苏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并表示愿意按照国际公法,合理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共同建设一条和平边界。对此,我国领导人邓小平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由此,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走上正轨,并成立了联合勘界委员会,逐步展开勘界立碑工作。

1989年5月,邓小平再次明确宣布:“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在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下,1989年10月举行的中苏第三轮边界谈判对中苏东段大部分边界的走向达成一致。1991年5月,两国签订《中苏东段国界协定》,中方收回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的岛屿,并取得了经黑瞎子岛两侧在两江水域的自由航行权和经图们江下游的出海权。

1991年,苏联解体,原和苏联接壤的边境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所有,边境谈判也继续在这四国间继续进行。1994年9月,《中俄西段国界协定》签署;1998年11月,中俄两国已勘定的边界首次在实地准确标示。至此,除黑瞎子岛和阿巴盖图洲渚两地的划界外,中俄边界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的边境划界谈判也在顺利进行。1994年4月26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了《中哈国界协定》,随后又在1997年和1998年签署了两个《中哈国界补充协定》,最终解决了两国间的边界问题。

1996年7月4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期间签署了《中吉国界协定》。1999年8月,中吉两国又签署了《中吉国界补充协定》,最终划定了一块争议地区的边界走向,两国的边界问题从而得到全面解决。

1999年8月13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署《关于中塔国界的协定》。2002年5月27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订《关于中塔国界的补充协定》,将最后有争议的边界划定。

2004年10月,中俄两国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根据补充协定,中俄最后一部分有争议的边界土地,包括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界处的黑瞎子岛和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在内的近375平方公里,双方将各得一半。由此,两国间领土的争执和纠葛,终于以边界线全线标定的结果而暂时告一段落。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有一些沧桑和悲凉,或许还有些无奈和辛酸,但是,却无法改变一些已经成为现实的存在。毕竟,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谁得谁失,已经很难说清楚,即使能说清楚,也无意义。

岁月如歌,谁人共与悲。当上述的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传统的思维已经无法跟上现实的脚步。在这个全球化席卷的时代,铁与火的冲突,刀与枪的厮杀,都已经渐行渐远,悄然远去。在一个“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潮流中,也许,“一切向前看”才能更好的面向未来,更好的迎接未来的挑战。在这里,也愿我们的祖国能够从此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作者的私人博客《与历史散步,和生活握手…西门送客的自留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4.1、法人侵越日甚一日,黑旗军志愿抗法

古代中国与周边的一些国家如越南、朝鲜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即所谓的宗藩关系或者说朝贡体系。这种关系,西方也通常以保护国与被保护国来加之定义。

中越宗藩关系的形成,主要是环境和历史所形成的。但清王朝对越南国王的册封,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并不会具体干涉其内政。更为重要的是,清王朝并不染指藩属国的领土,也不谋求经济上的特殊利益。事实上,越南和朝鲜等国向中国朝贡的时候,清王朝回赠的礼品价值往往都要远远大于其贡品。这种朝贡关系,很大意义上具有国际贸易的性质。

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朝贡关系,对保持中华帝国周边安全和维护周边藩属国的稳定有很大的帮助作用,这和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如法日在越南和朝鲜的割地赔款、掠夺财富、干预内政外交,甚至派总督进行直接管理等等,都有着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