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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双方除了当面讨论，形成共识外，奥列霍夫喜欢用书面形式提交自己的意见。

奥首席每次检查工作都拿出弯腰查床底的精神来，所以他的批评就格外尖锐。他在1954年1月的报告中说：

“院长陈赓同志：

……在最近的工作检查中发现如下缺点：

一、各系的配置：

房舍湿气太大，天花板与墙面水汽大面积逸出，影响学员身体健康，厕所臭味很大。

二、内务制度：

房子不清洁，打扫得马马虎虎。走廊中饮水桶是放在没有油漆的架子上，但架子完全湿透，可能毁坏。放肥皂、牙膏和牙刷的抽屉架子也没有油漆，产生污垢，湿毛巾挂在宿舍中，增加房间湿气。

值班员不负责，不带手枪，说：“什么时候都没见过手枪。”

军服又脏又油，甚至发亮。理发次数少，不勤刮胡子，不像军人……”

1月25日，陈赓在办公室里阅罢这份报告，下意识地摸摸下巴的胡子茬，自嘲道：“我陈胡子今后可要勤刮胡子喽。”他深吸一口气，在报告上批示道：“院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同志全面地、细致地检查了我院五个系的工作，并提出很多具体意见。这些意见的精神都是很正确的，因此，必须引起各单位负责同志的重视，并依此改进我们的工作。”

5月20日，奥列霍夫对学院4月份关于违纪的报告发表书面意见：

“……惩戒办法与所犯错误的性质不符合，例如，正排干部冯亚伯走火事件，未给予纪律处分，而只是给予批评，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条令中是没有的。副排干部孙易贵，超假25天，只给‘劝告’，这是逃跑行为，可耻，不是错误，而是罪行……”

你看，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对哈军工的要求是何等认真和严格。

哈军工开学伊始，就十分重视正规军人生活的养成教育，要把一个普通的中学毕业生训练成有一定军事素养的革命军人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就是那些打过仗的老干部，不抓正规化教育，时间一长也会变得疲疲沓沓。

早在去年4月6日，队列部就把全院在职干部编成3个大队12个中队，和新生大队一起，学习纪律、队列、内务三个共同条令，进行军事训练。陈赓在行政队列工作会议上对干部提出“十六字方针”，即“以身作则、教养兼施、就地纠正、追上一级”。他还指示：“不放松任何一件违纪事件。”要求各单位随时登记违背条令的人和事，一旬一报，定期评比和公布。

学员入伍之后，严格执行“一日生活制度”，从早起床到晚熄灯都要按作息时间和规章制度办事，清晨军号一响，大家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起床，迅速奔下楼梯，集合出操，晚上军号响过，齐刷刷地熄灯睡觉，不准嬉笑说话。集体活动一律统一着装，整队往返。星期日早晨，以班为单位列队检查军容风纪。外出必须请假，归营必须销假。路上行走，自觉做到两人成伍、三人成行，不准勾肩搭背，嘻嘻哈哈。军人相遇，互相主动敬礼，不许漠然而过。在电影院看电影，只要时限已近，未散场也要赶回去销假，有的学员怕等电车耽误了销假时间，就跑步回院。臂带黄色袖标、佩带武器的值班员是各单位行政首长在贯彻条令、维持秩序、防范事故、检查内务上的得力助手，有时还要夜间查铺、替学员盖被子，发现病号，及时找医生。谁要轮上当值班员，都有一种自豪感。

哈军工如此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苏联顾问团还经常批评，说有些干部和学员是“穿军装的老百姓”。有一天上午，奥列霍夫把各部、系的领导干部请到王字楼前，让大家注视文庙街上经过的军人，对他们的军容、风纪、姿态进行评议，逮着个不符合规定的，当场由所属单位领导进行批评、纠正，然后才放行。这一招，震动了全院，谁也不敢马马虎虎，军装一穿，必须做到“立如松，坐如钟，行如风”。

9月底，奥列霍夫找各专科主任谈话，有的专科主任面对一脸严肃的首席顾问，紧张起来，对他的问话也吞吞吐吐，词不达意。

奥列霍夫很恼火，10月6日，他给“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信，把专科主任批得一无是处，简直都该“炒鱿鱼”了。

奥列霍夫批评说：“学院是高等学府，它的一切都应成为表率，首先是军纪和正规化制度应该成为表率，因为没有纪律就没有军队。

如果其他部队的指挥员不承认我院学员是军人，而称之为‘穿军装的大学生’，那对学院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并且是个极大的耻辱。”

或许奥列霍夫正在气头上，说专科主任“不会射击同时也不懂得武器的各部构造”，“丝毫不了解军人教养与军纪”，这就说得太绝对化了。

这封信交到刘居英的手里，刘居英阅罢，苦笑了一下，批示道：“各部、系首长（并给专科主任看）：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尖锐而正确，是我们工作中极应注意的。此件定期收回。”

刘居英对奥列霍夫的意见做了耐人寻味的评价，恐怕是想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这位老爷子，他把中国的哈军工当成自己的命根子，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负责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即使老爷子的话说得有点过头，对科主任们也会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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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我为主　学苏联真诚友好（3）

奥列霍夫与陈赓和刘居英的合作极为融洽；叶果洛夫与徐立行、张子明、张述祖、曹鹤荪的合作也十分愉快，叶果洛夫喜欢与张子明开玩笑，两人常常斗嘴斗得不分胜负时，才哈哈大笑，鸣金收兵。

1954年秋，苏联顾问团里出现了一位人高马大的上校军官，叫诺维克，头衔是政治副首席顾问。院领导与他打交道时就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他不像奥列霍夫那样耿直坦诚，他的眼神让人难以琢磨。诺维克上校的真实身份是苏联国家安全局（克格勃）的情报官员，来哈军工的任务一是掌握中国这个最机密的军事工程学府的情况，二是监视每个苏联顾问的表现，所以，许多苏联顾问对诺维克也敬而远之。

与诺维克对口的刘有光和张衍心中有数，对留着小分头的上校同志以礼相待，不卑不亢。

诺维克对哈军工的政治工作不十分热心，他曾对张衍说，中国军队过去那套政治工作可能过时了，现在是原子时代，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政治工作方法要改变，他流露出想登台演讲的意思。

张衍请示陈赓，既然政治顾问有一套新理论，可否请他讲一讲原子战争条件下的政治工作？

陈赓望着张衍，双眉凝聚，口气深沉地说：“只请他给政治部的人讲讲吧，不给全院讲。”停顿了一下，陈赓又说：“从井冈山时代起，毛主席就给我们制定并发展了一整套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方法，我们的政治工作比苏联的先进得多，高明得不知多少倍，绝对不能丢掉自己的好东西，把别人落后的东西搬来。不管什么原子战还是电子战，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都要发扬光大。”

此后，政治部一直没有请诺维克上校介绍苏军政治工作经验，他本人似乎品出点味道，也找个台阶下，以后不再提他的经验了。

建院初期，在设政治委员的问题上，陈赓与苏联顾问团有过分歧意见。院里设政委，苏联顾问不反对；但系里设不设政委？陈赓主张设，顾问团不同意设，因为“一长制”是苏联多年实行的体制，他们要把这种苏联体制搬到中国来。有一次，陈赓和奥列霍夫一起到北京开会，为了是否设系政委，两人争论了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