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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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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五千年前,山东沿海居民就已经“煮海为盐”,在数千年经略海洋的过程中,处于山东半岛的齐国,继承了利用海洋的历史传统,从而创造了鲜明的海洋文化,在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齐国产生过两种观念:一是国家观,二是世界观。国家观发展成了法家学说,世界观发展成了阴阳学说。

法家的创始人是管仲,他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是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的时代。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到管仲时已经很贫困。为了谋生,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十分微贱的商人。他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就这样,齐国成了“依法治国”的典范。《管子》这本书是治理策略的最好阐述。

到了战国时代,群雄纷争,一统天下势在必然。最终统一天下的,不是强大的楚国,也不是殷实的齐国,而是起初并不起眼的秦国。秦国的兴起关键人物是商鞅。他就是遵循《管子》的治国理念来治理秦国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历代党争》第一章(5)

商鞅是卫国人,原来不叫商鞅,因为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所以叫卫鞅。他年轻的时候见卫国势弱,就到当时最发达的魏国,给魏国的宰相公叔痤当门客。这个公叔痤是个知人善用的人,发现他是个人才后,推举他为中庶子,一有大事,还总要与商鞅一起谋划,并总是成功,公叔痤很器重他,打算引荐他做更大的官。

秦建国之前,乃至在春秋三百多年的时间内,和诸夏各国几乎没有往来,完全处于隔绝状态。这种局面直到春秋末年的秦穆公,甚至是秦孝公时代才被打破。

只可惜公叔痤不久得了重病。就在只剩一口气的时候,他还想为祖国和人民做点好事,于是向魏惠王推荐了卫鞅,怕魏惠王看不起卫鞅,公叔痤还特别嘱咐魏惠王说“卫鞅虽然年轻,但他是当世奇才,他若做了相国,比我强十倍。你如果不用他,就把他杀了,以免后患”。

可就是这么着,魏惠王还是没听进去,没有启用商鞅。可公叔痤却因此留下心病了。按照他的逻辑,不用就得杀,可那样又太对不起卫鞅了。于是公叔痤对商鞅说:“我先公后私,如果魏王不用你,你赶快逃走,我已建议他杀你了”。

卫鞅则一笑了之,也不急着走。这可把公叔痤急的够呛,心想:小子,老爷子我是为你好,这可不是耍个性的时候,再不走,小命就没了。

卫鞅见公叔痤真急眼了就解释说:“既然魏王不听您的话用我,那他也不会听您的话杀我的。”

果然,魏惠王认为商鞅没什么作为,这是公叔痤病重,在说糊涂话,因而,没有用他,也没有杀他。

此事过了不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登基了。根据《史记》记载,秦孝公当秦王的时候,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齐、楚、魏、燕、韩、赵不相上下,而淮河泗水之间还有十余个小国。周王朝衰微,诸侯都靠武力征伐,争相兼并。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能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结盟,不为各国重视,大家都用夷狄的态度对待秦国,还不时派兵侵夺其土地。秦孝公看到秦国外受强邻欺压,内有贵族专横。于是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为了寻求政改贤才,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一时间,各国的游学士子都密集的出现在秦国,而秦国也很重视他们。这时候秦国各种学术思想都很发达,有凌驾于其它地方学术的趋势。

卫鞅听说秦孝公四下招贤,于是来到秦国,求见秦孝公,并以一番变法图强的宏论打动秦孝公,官拜左庶长,受命主持秦国的变法,改名商鞅。

变法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然而商鞅却钻了文明发展中的空子。

据史料记载,秦久在西陲,尽管一直在抵抗犬戎等异族,但其生活状态却是和西戎一直处于杂居的状态。秦以游牧为生,与这些所谓的“夷狄”杂居,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夷狄。所不同的是,它积极地向中原靠拢,而其他各族却是一味地侵略和掠夺。所以《春秋·谷梁传》把秦称之为“狄秦”,一口断定“秦人,夷也”。秦与周边戎狄这种既共处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决定了秦的文化风俗打上了浓厚的戎狄的烙印。这是秦的历史,是褪不去的。

不仅如此,秦宣太后在各种外交场合还公然拿男女之间的苟且之事当例子。公元前二百二十九年,楚国攻打韩国的雍氏,韩国派使者向秦国求救兵。秦宣太后要挟韩国使者给秦国一定的好处作为出兵救韩的条件,她说:“我服侍惠王时,惠王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感到疲倦不能支撑。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时,而我却不感觉沉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对我来说比较舒服。秦国帮助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就无法解救韩国。

《中国历代党争》第一章(6)

秦建国之前,乃至在春秋三百多年的时间内,和诸夏各国几乎没有往来,完全处于隔绝状态。这种局面直到春秋末年的秦穆公,甚至是秦孝公时代才被打破。也许是因为秦世代忙于与戎狄争斗和厮杀,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东顾,也许是因为黄河横亘中间,淆山南北绵延,阻碍了交通,隔绝了信息。不管怎样,秦在文化方面几乎没有受到诸夏所谓的宗法文化的影响,却是一个铁定的事实。

由于受戎狄习俗的影响,秦人的文化和风俗一直是原始的,素朴的,或者说是野蛮的,保留着大量的母系社会的痕迹。《商君书》中说:秦人的野蛮在于其还没有经过人文教化,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两个人在一个床上睡觉。这在中原各国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商君书》中还说:儿媳妇给孩子喂奶的时候,竟然不避开自己的老公公,撩起衣服来就喂,乳房袒露在外面。商鞅变法中有一条禁令是:“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可见,至少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还没有孝悌之道和所谓的男女有别的观念,公公、婆婆、儿子、儿媳妇、小叔子,大家都睡在一张床上。直到变法以后,才男女有别。

男女无别,角色混乱,导致了秦人民风的开放,从王室贵族到普通百姓莫不如此。比如,秦宣太后,是秦惠文王的妻子,秦昭王的母亲,曾一度权倾朝野,统治秦国将近三十多年。但她又是一个私生活*的女人,简直到了人尽可夫的地步。他的丈夫秦惠文王死后,身为太后,寡妇之身,却和义渠戎王偷情*,还生了两个私生子。这种事情在当时的秦国好像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和街头巷议,史书中也没有任何掩人耳目之辞。可见当时秦国的民风本就如此。《战国策》上记载,宣太后包养了一个情夫叫魏丑夫,每天上朝的时候都把他带在身边,还大言不惭地向庭堂上的大臣宣布:“我死了,一定要让魏丑夫给我陪葬。”宣太后以一国太后之尊,公然宣称要以情夫为之陪葬,这在史书的记载上仅此一例。

第三节 儒学那些事儿

西方的政治,常随着学术思想的转移而转移,而中国的学术思想则是随着政治的转移而转移。所以政界各国并立就导致学术界各派并立,政界主张统一了则导致学术界的主张统一,在战国末年的时候,虽然还有标新立异的学术派别出现,但是还不到十年就泯灭了。始终兴盛不倒的只有儒学。而学术界进步的迹象,也就自然的停滞了。现在把这些学术流派的发展始末整理如下:

一、儒学的教育试验

儒学的推行在孔子去世之前就开始进行了。孔子的七十多个徒弟,游历于各诸侯国间。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孔子逝世,子夏与众同学在孔墓守孝三年。公元前四百七十六年,三十二岁的子夏来到龙门西河,普及儒学教育长达五十五年。子夏在西河设教,坚持以“读书育人,安国保民”为教学宗旨,用“学以致用”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教学内容基本为:讲“六经”(诗、书、乐、易、礼、春秋),进行文化知识教育;讲儒家经典,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讲《春秋》,进行形势教育。子夏住在西河的时候,魏文侯请他讲授儒家学说。后来段干木和田子方都相继成为魏文侯的老师,从此以后儒教开始在西河兴盛起来。魏文侯时,开始设置博士一官,这是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推行儒学。秦始皇征服天下后,焚书坑儒,民间的书,都被付之一炬,并且颁令民间有想学法令和知识的,都要跟博士官学习。秦国传承了魏国的制度,也设置博士一官,汉代的大儒孙通、张苍、伏生,他们都是秦朝的博士。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一章(7)

汉高祖刘邦出身市井小吏,并不喜欢儒学,曾经在儒冠中撒尿。当年“以幕僚宾客的身份跟随高祖平定天下”的陆贾在他面前“称说《诗》、《书》”时,他甚至破口大骂:“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下来的,哪里用得着《诗》、《书》?”

虽然郦食其,叔孙通,陆贾他们都经常受到汉高祖的贬低和压制,但也不得不隐忍着。可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市井的皇帝,却在他的有生之年做了一件儒学史上重大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当他平定英布之乱,自淮过鲁时,“以太牢祀孔子”,并封孔子第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专司祀事。说这件事情意义重大,是因为这是历代封建帝王拜祭孔的开始,也是历代封建帝王优礼孔子后裔的开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至此以后,“诸侯、卿大夫、国相一到任,常是先去拜谒孔子,然后才去就职处理政务”,而孔子家族的历史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开始受到历代政府的恩宠,直至成为“安富尊荣”的封建大贵族之家。

促使刘邦思想转变的,是汉初大臣陆贾和叔孙通。

叔孙通曾经在秦朝当博士。秦末项梁起事,投奔项梁。后背楚降汉,追随刘邦。司马迁称之为“汉家儒宗”(《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他对汉初儒学的贡献是为汉王朝制定礼仪法度,从实用的层面上让刘邦认识到了儒生、儒术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汉初,汉高祖把秦朝的那些严苛的仪礼法规全部取消,但新朝礼法未立,刘邦身为皇帝,却责骂诸侯群臣如同责骂奴仆一样,一点也没有上下的礼节,而群臣也没有礼数。他们常常在朝廷饮酒作乐争论功劳,醉了有的狂呼乱叫,甚至拔出剑来砍击庭中立柱。天子无威仪,群臣无礼仪,令刘邦非常头痛。叔孙通趁机建议为汉家制定朝仪,仪出,“自诸侯王以下的所以官员,没有一个不因这威严的仪式而惊惧肃敬的”,朝廷之上一改往昔乱哄哄的场面,井然有序,群臣“出乎礼则入乎刑”,再也“无敢欢哗失礼者”。这大大地树立了皇帝的威仪,令刘邦欣喜若狂。高兴之余,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以示奖赏。不久,又听从叔孙通的建议,进用了大批儒生。刘邦对待儒生态度的转变,对后代皇帝复兴儒学起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陆贾一生主要活动于汉高祖元年和汉文帝即位初期这一段时间内。他少习《诗》、《书》、《春秋三传》等儒家经典,具有很高的儒学修养。刘邦称帝前,陆贾曾追随刘邦打天下,屡屡建功,深受刘邦器重。刘邦定鼎天下后,陆贾又奉命为刘邦“总结秦朝所以失去天下,我们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王朝成败的原因”,也就是以书面形式谈论天下得失兴衰之原因。为此,陆贾撰文十二篇,总结分析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高祖将他的这部书称为《新语》。这十二篇文章就是后来的《新语》。陆贾以理论的形式劝说、启发刘邦要高度重视和认识儒学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放弃对儒学的鄙视态度。陆贾也因之被后世学者称为秦后第一儒。

二、三教对立

儒学家与墨学家,老学家,法学家之间的势力是消长的。当时在墨学这个流派中,游侠一派特别兴盛。朱家,郭解等人。当时的士大夫都很崇拜他们。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说的就是孔家学说。侠说的就是墨家学说。因为这个原因,孔墨两派在当时社会势力相等。而道家等其它学派。在当时的政界中也有很强的势力。汉高帝时,曹参到齐国出任悼惠王的宰相。召集了上百的儒学学者,问安定和辑睦百姓的办法。儒生们每个人都持自己的一套说法,曹参不知道听谁的,听说胶西有一个叫盖公的人。精通老子的学说。就派人请来相见。盖公为他进言说“治道贵清静则民自定”。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为政清简,不烦扰百姓。曹参就让出自己的府邸请盖公居住。并且听从了他的建议,以此治理国家。把齐国治理的很好,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和睦团结。人们都称曹参为贤相。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一章(8)

景帝时,太后窦氏喜欢老子的学说。从皇帝到所有的窦家子弟。都必须要读老子的言论,尊崇他的学术主张。道家学者黄生,和儒家学者辕固生,曾经在皇帝面帝前相互讥讽对方的学说。太后知道后非常愤怒,把辕固生放到圈养野猪的地方让他去杀野猪,想用这个办法杀掉他。正是因为道家有当权者的提倡和保护,所以儒教不能与他们抗衡。

景帝时,法学家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权力驾驭在九卿之上,国家的法令大多由他来更改和修订。汉武帝即位后,重用桑弘羊等,想学习李悝和商鞅的变法政策来治理天下,所以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都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并与道家学说形成水火之势。正是因为这样在西汉初期,墨学家,道学家,法学家,在政治上及社会上各具有相当势力,儒学还不能统一学术界。

三、汉武帝独尊儒术背后的手腕

儒教得到明确的肯定是在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在讨论当时的天下形势时说:“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