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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一月计二日，召开军事会议，正式宣布起兵以前，郭松龄先在义国医院，找了亲信来安排人事，决定组织四个军，军长是刘振东、刘伟、范浦江，以及旗人霁云，原来都是旅长，飞跃而为军长，无木大感兴奋。另外两名亲信，魏益三是先遣军司令；彭振国是车站警备司令。此外炮兵第一旅旅长邹作华，郭松龄打算派他为参谋长，却为大家一致反对，因为邹作华跟郭松龄不和，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及至郭松龄情绪稳定后，复又出席，宣布退回关外，专心从事东北建设，永远不再参与内战的决心，要求大家签名赞成。然后发表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的人事。又派他的秘书齐世英，专诚邀请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来草“露布”。
通电一共三通，最重要的，当然是“张上将军钧鉴”那一通，劝张作霖退休，由“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的张学良来主省政，郭松龄自愿“竭诚匡功”；那时“三省富强，四邻和睦”，张作霖大可“婆婆岁月，赏玩烟霞”。
通电之后，继以行动，先遣军司令魏益三，率兵两团，偃旗息鼓，潜出山海关，预定第二天一早占领沈阳，第一团已顺利出关，第二团却遭遇了奉军张作相十五师的截击。原来张作相的儿子张廷枢时任团长，在深州开会时，悄然溜出会场，向他父亲告密，因而破坏了魏益三的突袭计划。
在此之前，郭松龄在义国医院召开第五次“榻前会议”时，住在天津曹家花园的张学良，已经得到密报；深夜十一时下达了紧急集合的命令，他的卫队是一个骑兵连，住在河北王义客栈，大多数都在侯家后的寨子里饮酒作乐，只集合了六十五个人，连同总部的军法处长朱克沐等人，上了火车，到达沈阳时，正好张作霖接到郭松龄的通电，一见张学良，跳起来嚷道：“好！小六子，你来干！我让给你干就是了。”
张学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发愣；张作霖仍然跳脚大骂，在座的黑龙江督办，外号“吴大舌头”的吴俊升，劝着他说：“大帅，你不能怪汉卿。郭鬼子造反，总要借个名目，他说拥护汉卿，哪里是真的拥护，汉卿一定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先就跟郭鬼子拚命了。”
郭松龄生得人高马大，又跟张宗昌的白俄军那样，爱穿粗布野战服，所以外号“郭鬼子”。吴俊升的话虽不错，但木本水源，凡事总有个起因，如果不是张学良过分信任郭鬼子，何致于奉军精锐，全归他人掌握？张作霖越想越气，复又跳起来骂道：“小六子，我跟你今生父子，前世冤家，你看你交的好朋友！”
“我跟郭茂宸，今生朋友，来世冤家。”张学良说完，转身就走。
张作霖大喝一声：“你去哪？”
“我到前方去看看。”
“汉卿，汉卿！”吴俊升拦着他说：“咱们先商量商量。”
知子莫若父，张作霖知道张学良颇得军心，一到得前方，很可将被郭松龄胁从的部队拉了回来。再说，变起肘腋，不叫自己的儿子上前方，又怎能叫他人去拚命？所以他又拦住吴俊升说：“让他去。”
等张学良一走，张作霖自己来调兵遣将——杨宇霆因为郭松龄指名要消除他，为了缓冲局面起见，征得张作霖的同意，避往大连；同时打算着到关东军方面活动。因此，张作霖不得不自己来发号施令。
可是，环顾北大营，将在哪里，兵在何处？“完了！完了！”六神无主的张作霖勉强定下心来，筹划应变的措施，跟五姨太秘密商量，决定将能够调动的现款两百七十万元，寄存于“满铁奉天公所”，作为逃亡日本的准备。
由于魏益三的计划受阻，郭松龄倒戈的战事，不得不由山海关开始，一路势如破竹，首先被打垮的是张作相的第十五师；伤亡惨重，部队长只剩下一个少校副营长。接着是韩麟春、游金纯、汤玉麟的部队，亦都不支，或退或降，俱告瓦解。
在政治方面，冯玉祥、孙传芳分别通电响应，李景林亦有通电，声明与奉天脱离关系，并将京奉运输总司令，杨宇霆的亲信常荫槐，以及兵站司令张宣等人扣留。此外梁启超的研究系，乘时投机；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长民随同郭松龄夫妇行动。策划张作霖垮台以后的奉天政局。
不过，尽管张作霖坐困危城，已在作逃亡之计；张学良在秦皇岛旅顺一带栖栖皇皇；热河的阚朝玺亦有反奉的趋向，看来郭松龄的气势如虹。但奉军中亦有冷眼旁观的人，认为郭松龄能否成事、颇成疑问，因为他起兵倒戈的动机，值得怀疑，尤其是杀姜登选一事，强烈地显示出，郭松龄只是气量狭窄，志在报复私怨。
当十一月甘二日，郭松龄在深州召集军事会议时，恰好姜登选乘专车出关路过深州，即将到站，郭松龄的副官长马之福。向郭松龄请示，要不要去迎接？
马之福的意思是，郭松龄去一接，姜登选自然要在滦州住一晚，就此加以软禁。但郭松龄只是关照：“你代表我去请他下车住一晚，明天早晨我去看他。”
等马之福照实转告，姜登选这样答说：“不必了！我跟你们军长沈阳见吧！”
姜登选不上钩，马之福只好硬拦了，交代站长，姜登选的专车，不准开行；同时驰报郭松龄，将姜登选硬请下车，安置在车站前面的一处民房之中。
至此姜登选才知不妙，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写了封信给郭松龄，要求会面；回信是一时无暇，容后再说。这样软禁了五天，姜登选被杀；事先有人劝郭不要杀他，而郭松龄不听。因为第一、姜登选挤掉了他的安徽的地盘；第二、曾任黄兴的参谋长的李书城多嘴，将姜登选所说的，第二次奉直战争时，“在山海关没有杀郭松龄，实在是他的运气”的话，告诉了郭松龄。新仇加上旧恨，便不惜处决了在此役中完全无辜的旧日同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