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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勃退休归国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成天“自畏恐诛”。河东守尉每次来绛县巡视时，他都以为是冲着自己来的，神经兮兮地身披铠甲，令家丁手持兵器与守尉相见，生怕一不小心被人家逮个措手不及，拿下法办。

他这种草木皆兵的惶恐，再次印证了惠帝诸子之冤，同时也使他看上去更像是要谋反。

于是麻烦真的便来了。有人以周勃退休后的表现向朝廷报告，说他有谋反的嫌疑。

原本对他就不放心的文帝将信将疑，责令廷尉（朝廷最高司法长官，位列九卿）逮捕查办。

当狱吏气势汹汹地出现在他家门口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竟然惊恐万分，一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狱吏对他也不客气，话语间多有侵辱，吓得他方寸更乱，赶紧从家中取出千斤金，好言好语殷勤贿赂，竭尽谄媚恭维之能事。

狱吏收了好处，便转而想办法来帮他解脱，在书写公文的木牍背面写了几个字给他看：“以公主为证”。

经狱吏这么一点化，周勃才恍然大悟。他的长子周胜之娶了文帝的公主为妻，如果她出面证明周勃的清白，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

此外，周勃曾经把文帝赏赐的5千斤金全部贡献给了帝舅薄昭，这回终于发挥作用了。薄昭知道周勃有难后，便进宫去找姐姐薄太后帮忙。

薄太后也不相信周勃会谋反，便在第二天找到文帝，对他说：周勃当初平息诸吕之乱时，手提传国玉玺，亲领京城的卫戍部队（北军），那时候他都没有谋反，如今屈居一个小县，如何会反？

西汉王朝的皇帝们都比较怵太后。这个传统大概是从吕后开始的。

文帝正好刚刚看过了狱吏写的审讯报告——这个报告定然对周勃是有利的，因为收了人家的钱财——便歉疚地对薄太后说：我已经派狱吏调查过了，正准备释放他呢。

有惊无险的周大将军出狱后，竟然感叹道：我曾经统领百万雄兵驰骋天下，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

他大概忘记了，落了毛的凤凰连鸡都不如，虎落平阳时，连狗也不会把它放在眼里。

他可能更不明白，权力再贵，不如钱贵，自古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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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开“言论自由”的先河（1）

惠帝是否真的有儿子？这个问题的真相，大概永远也不可能被证实了。

文帝及其后人承嗣西汉皇统达180年之久。在这180年前，自然不会有人敢对这段历史提出质疑，更不用说考证；因为对这段历史的质疑，无异于对文帝及其后人继承皇权之合法性的质疑。于是，时间一长便成了无证可查的悬案。

况且文帝确实也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好皇帝，后世便也无人对他继位的合法性吹毛求疵；甚至有人更加牵强地说惠帝的这些儿子，尤其是那个“美人”之子，都是吕家人故意私通留下的种子。这显然是荒唐的。

吕后只不过天性刚烈嫉妒，接受不了刘邦和其他女人生的儿子继承大统；她本身并无“以吕代刘”之意。如果她真的想以吕代刘，恐怕周勃、陈平等人也活不到“诛诸吕以匡复汉室”的时候。

历史上对皇位“逆取顺守”而成为千古明君的例子本来就不少，比如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更何况文帝的继位纯属运气好，绝非他本人的主观意愿所致。

文帝继位之后没有几个月，便有人奏请早立太子。

文帝竟然说：“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也应当在三叔楚王、兄吴王、弟淮南王三人中间产生储君的人选，“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文帝此言，是“火力侦察”的一招妙棋。

以他当时的处境，在风光与得意之下其实暗藏着深不可测的凶险，高祖朝的开国猛臣们大多还把持着朝中大权。用郎中令张武的话来说，便是“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

文帝本人就是这些人发动政变后被动登基的。正常的思维是，这些“多谋诈”的大臣们会不会哪一天故伎重演，再把自己赶下台去呢？

自古以来，无论皇帝还是储君的宝座，其实都和老虎的背没有什么区别，一旦骑上去就不可能下得来。

即使你自己想开了，不干了。我拱手相让，归隐山林还不行吗？不行。只要你做过一天的皇帝或储君，抑或让人感觉到你有这样的可能或意愿，便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冲，不成功便成仁。否则，后来的继任者为了安全起见，也会想方设法灭了你，以永绝后患。

除了大臣们之外，文帝还需要试探实力强大的宗室诸侯们是否有问鼎大位之意。在当时的局面之下，无论哪个重臣有妄动，大概都不可能直接篡位，而是会在宗室中重新物色一位新人选：要么是一个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的傀儡，要么是某种利益交易之下的“强强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