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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关键的人事布局之后，成帝接下来便可以放心地处理石显了。

他先是把石显来了个“明升暗降”，升他为“长信中太仆”。这个官职虽然相当于九卿的级别，但却与朝政中枢无缘，只能掌管长信太后（邛成王太后）的车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那时最有权势的是“长乐太后”王政君；而“长信太后”是元帝的养母，虽然论辈份是王政君的婆婆，但实权却远逊之。

石显去伺候邛成王太后，自然远不如伺候王政君那么有影响力。他原来在“中书令”（皇帝办公室主任）任内包揽的朝政机要大权，全部由王凤、张禹二人共同接管。

石显失权之后，最受震动的便是昔日对他唯唯诺诺的匡衡和张谭二人。

他们意识到必须马上划清界限，否则日后便可能一毁俱毁。于是，仅仅数个月后，二人便多次上书，弹劾石显及其党羽，条陈其旧恶。成帝顺水推舟，把石显连同其妻子（应为宫刑前所娶）及养子遣送回原籍。

石显在回乡途中因忧懑不食而病死。成帝还把他的同党、少府五鹿充宗和御史中丞伊嘉分别贬为玄菟太守和雁门都尉，其他党羽也悉数非免即罢。

成帝原本以为处理石显之后，顺理成章地加重了王凤和张禹二人的权威，形成二人共同辅政的局面，自己这个皇帝当起来就会从容得多。但他显然还是太欠火候，在对二人的判断上存在严重的失误，以至于局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首先是高看了张禹。

张禹与王凤“共领尚书事”后，不但无所作为，反而被后者日渐强势的作风吓得寝食难安，竟然好几次以生病为由提出退休，弄得成帝非常被动。

成帝一方面推心置腹地和他说心里话，坦陈自己面临的困难以及对他的倚重与期待；另一方面又软硬兼施地“加赐黄金百斤、养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医视疾，使者临问”，逼着他收回辞呈，安心工作。

在西汉王朝，皇帝赏赐中有两样东西意味深长：一是酒，一是牛。通常来说，如果有功之臣受到这样的赏赐是一种褒奖；但无功而赏此二物，则有可能是暗示赐对方自尽。

张禹接到这两样东西后，惶恐不堪，只得硬着头皮继续留任。于是被赶鸭子上架，于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六月任丞相。

成帝安排这样一个窝囊废和王凤搭档，是否失策且不论，但或多或少也是无奈之举。识人用人本来就不是成帝的强项，而且他也无人可用。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人事安排，实际上为王凤日后的“专权”铺平了道路。

张禹的自私和胆小，对成帝朝产生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数年以后，已经从丞相高位上退休的张禹和王凤的弟弟王根结怨。因为担心王氏报复，他竟然主动替人家的说好话，使成帝彻底放弃了对王氏的警惕。

其次是小看了王凤。

在成帝即位之前，王凤在朝中还算不上是个大角色。因此，成帝自以为对他的重用，不会使之在短时间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但成帝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位亲舅舅有一个令他个皇帝外甥望尘莫及的本领：对人才的识别、作用和激发能力。这恰恰是作为全国“一把手”的成帝最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但却偏偏是他的软肋。本书后文还会谈到，正是这个软肋，才让他被自己的表弟淳于长狠狠地调戏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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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权之路（一）：自固营盘，钳制对手（1）

王凤就任首辅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四处网络人才以自助。

他很幸运地把一位当世“高人”纳入幕府，成为自己的核心智囊。此人便是宣帝朝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儿子杜钦。

杜钦是一位才子，在京师“衣冠”（当时对士大夫及贵游子弟的统称）圈子里的知名度非常高。长安当时还有另一位同样知名的人物，叫杜邺。二人的字都是“子夏”。杜钦有一只眼睛失明，“衣冠”们便称他为“瞎子杜子夏”，以区别于杜邺。

杜钦对这个称呼非常反感，便琢磨出一个办法，把自己头上的冠戴做得出奇的小，宽、高只有两寸，看上去非常另类。于是大家便心领神会，便称他为“小冠杜子夏”，杜邺为“大冠杜子夏”。

杜钦此人“少好经书”，“为人深博有谋”，算是那种把书读得通透而生智慧的人，不是个普通的儒生。

杜钦的兄长杜缓时任太常，位居九卿之首，曾与王凤的父亲王禁私交甚笃。有了这层关系，二人的合作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王凤知道杜钦因为眼睛的缘故不喜欢做官，便在自己分管的系统内为他谋了个　“大将军军武库令”的闲差，后来索性直接把他安排到自己的大将军幕布府里去，“国家政谋，（王）凤常与（杜）钦虑之”。

王凤的第二个重要举措是收编谷永。

谷永也是一位饱读经书的儒生，曾于建昭年间（公元前38年—前34年）因御史大夫繁延寿（即李延寿）的举荐任太常丞。

此人是元、成二朝有名的言官，特别喜欢上书议论朝政及评价皇帝的得失。虽然他在上书时常有不敬或冒犯之语而令天子怏怏不快，但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正好元、成二帝均好文辞，便也没有太多和他计较。

建始四年　（公元前29年）　夏，刚刚就任丞相的王商（宣帝舅族的代表人物）策动了一场针对王凤的大讨论（后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