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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了一座大牌坊，上刻“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宁远伯”，给予了李成梁将军极为崇高的荣誉。在朝鲜保留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记载：“辽广之人，但知有李大爷而不知有他人。”（《李朝实录》，宣祖四十一年七月丙戌。）对于李成梁以边帅之身所创下的军功之盛，《明史》作者评论说，是大明帝国“二百年来未有也”。（《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李成梁。）就是说，作为帝国边防军高级将领，李成梁独领风骚二百年。

李成梁，唉，李成梁（3）

公元1582年即大明万历十年，是大明帝国晚期历史上意义特别重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时年五十八岁、凭借一己之力和十年坚持，几乎实现了大明帝国辉煌中兴的张居正，重病后死了。

此后数年间，帝国政治地覆天翻，张居正时代所制定的政策、法规、制度被一一废止，帝国政界在动荡不安中变得晦暗不堪。受到张居正支持重用的戚继光被迅速边缘化，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五年前以战功受封宁远伯爵位，进入帝国贵族行列的李成梁，如今五十六岁，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他同样受到过张居正的支持和倚重，然而，可能由于下面的三个原因：其一，远离京师，与张居正没有过多的私人交往；其二，赫赫战功给万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三，动荡不安的辽东局势离不开这位骁将。从而，李成梁避免了池鱼之灾。

第二年，公元1583年即大明万历十一年，清算张居正的工作拉开序幕。随后，张居正家产被查抄没收，十余口人饿死在被贴上封条无人敢于启动的家中，张居正那些或真或假的罪行被公告天下。

时年五十七岁的李成梁，耳闻目睹了张居正的生前身后——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辉煌到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全部过程；也耳闻目睹了另外一位真正的英雄——戚继光，从威震天下、威名赫赫到默默无闻地死去的全过程。

我们无法知道李成梁对此的感受如何，无从知道他是否物伤其类，是否胸怀不平？但肯定有证据表明，从此以后，李成梁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一件不大的谎报军情与战功开始的，随后，逐渐加速度，并扩大为几乎是全方位的堕落。此时，如果张居正回到人间，可能会完全无法理解，自己曾经深切信任与支持过的老部下，如今怎么竟变成这副完全不同的模样？

仿佛冥冥之中真有天意。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远离帝国首都的白山黑水之间，发生了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在乱军混战中被李成梁部下误杀的恶性事件。

相隔千里之遥的两件事情，显得同样特殊地乖戾不祥。它们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两件事情看作是大明朝死去和大清朝新生的起点。从此以后，谈论大明帝国时，似乎只要说“这个政权正在死”，就可以了。而大清朝则在此时现出了自己极为微弱的一丝丝曙色。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将会不停地看到，整个帝国呈现出来的，几乎全部是病态的景象。面对着生气勃勃的努尔哈赤，大明朝所发生的一切，可以典型地告诉我们这种病态已经是如何的无可救药。

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不久，开始了他血亲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被称颂为“以十三副遗甲起兵”。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努尔哈赤还太年轻，太无足轻重。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父、祖被官军误杀，如果被误杀的不是朝廷认可的建州酋长的话，大约没有什么人会把这个满腹悲伤、委屈和愤恨的小伙子放在心上。

因此，关于他在此期间的记载，大体上都不是当时的实录。这些后来流传下来的东西，充满了种族的、国家的、英雄的、贼寇的、忠诚的、叛逆的、牛皮烘烘的、低三下四的激情。有些，像“卧薪尝胆”的故事一样，带点儿悲伤而阴冷的人生智慧；有的又像“水晶鞋”那样，满是激动人心的纯情浪漫和天真可爱……

诚如我们所知，清代官方与民间史籍的不可靠程度，大约可以排在我国历朝历代包括堂皇二十五史之首了。原因来自于到那时为止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持续时间最久的文字狱。这种注定要留下恶名并受到历史永久诅咒的文字狱，在顺治皇帝进入山海关以后，便初露端倪，在康熙皇帝时期锋芒小试，在雍正皇帝手中头角狰狞，在那位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时代登峰造极。因此，“隐恶扬善”便成为这一时期以及后来我国主流知识分子和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任务与工作方式。因此，这些记载中的许多部分都经过了刻意的扭曲与修饰，从而时常显得云遮雾罩，或者怪诞乖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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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梁，唉，李成梁（4）

这种情形反证了大清朝官方史料中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努尔哈赤所在的爱新觉罗系建州女真，曾经受到过大明帝国长时间的优待和汉族人士的长期帮助。这些历史事实，常常受到大清国权贵们的刻意歪曲与打压。好在漫长的岁月里，累积起来的资料已经够多了，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再加上不需要很多的一点儿常识，似乎就能够还原出当时的大体面貌。

努尔哈赤是大明辽东建州左卫指挥世家的子孙。“卫”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军事制度，在理论上讲，一个卫应该有军人五千六百名，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旅的编制。随着岁月的流逝，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人员也不停地逃亡流散，到努尔哈赤的时代，卫所制度残破不堪，早已不复当年的光景。努尔哈赤家族属于边疆部族。他的可以明确向前追溯的六代祖先，都是接受过大明朝廷封赏的地方土酋。永乐初年，他的六世祖带领斡木河——即今日图们江下游的女真部落归服朝廷，被永乐皇帝封为建州卫指挥使，带有政治上笼络抚慰的性质，可能并非真的具有一个卫的军户编制。努尔哈赤的六世祖还曾经跟随这位皇帝，一起远征过漠北，即今日之外蒙古地区。

公元1442年，即大明正统七年，设置了建州三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努尔哈赤的几代祖先便世袭成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到他的祖父时代，整个家族迁居到了赫图阿拉，隶属今天辽宁省新宾县。当时，他祖父兄弟六人，号称“宁古塔贝勒”。宁古塔是满语“六”的意思，贝勒则是满语“大人”、“老爷”之意。贝勒这个词汇，后来成为满清王朝的一个皇室贵族爵位。

当时，这“六位老爷大人”分住六城，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他们居住在泥草房里，四周围着木栅栏，比那些身份低贱人家所居住的地窝子，已经豪华了许多。其情形大约和我们今天在东北比较偏僻的农村所能够看到的那些村落差相仿佛。与今天不同的地方在于，由于相互间的攻伐械斗频繁，这些村落便时常坐落在形势险要之处，并围着土城土寨，以资保卫。这种情形表明，这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虽然名头不小，其实际的势力范围，不会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北方乡镇大很多。

然而，事情的不可思议处恰恰就在于此。

事实上，当时，不论是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头衔，还是建州都督同知甚至都督的头衔，虽然级别不低，听起来也吓人，实际上离开了他们那小小土城之外，其权力便有限得可怜。除了每年来自朝廷不多的财政补贴，他们最大的实惠就是朝廷发下来的敕书。这些敕书的作用大约类似于后来的委任状、特别通行证、特别身份证、特别护照之类，还兼有贸易特许证或今天的进出口许可证的综合功能。只有在这些敕书——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努尔哈赤们才能够把大东北出产的人参、貂皮、东珠等等宝贝，换成他们极其需要的各种生产与生活资料。他们也才能凭借获得敕书的这种特权，控制住自己的部族人众。大明帝国对于边疆包括东北地区成百上千女真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城主、部落头人、土著酋长的控制，凭借的就是敕书——政治、经济羁縻再加上军事威慑这两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