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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奈何江山唱晚（24）

在史料之中有关崇祯皇帝的勤政举措多有提及，《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己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即便后人看到也会心生感叹。

崇祯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我们看上去非常勤勉的皇帝又如往常一样发出了《罪己诏》，其中痛心疾首地说道：“我设置官员，本来是为了治国安民，但基层的官员贪赃枉法，搞得百姓生存困难……”这些话表面上做出了时刻自醒的样子，但其实却把所有毛病都推在了别人的身上，实在是不算厚道。由此我们联想到朱由检在上吊之前那番“奸臣误国”的言论，就更加容易看出，在这个“时刻自醒”的帝王内心之中“面子”真的很重要。在他看来，帝国之所以走向灭亡，百姓之所以水深火热完全是奸臣的缘故。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只是这些奸臣是哪来的呢？这些奸臣说白了还不都是你朱由检的马仔。现在我们打击黑社会，对头目的打击都是最为严厉的。作为帝国官宦集团的最高首长，手下如果全是奸佞之徒，那只能说明，他这个元首也不是什么好鸟。

基本上无论是现代还是之前的历史书籍，大都说崇祯皇帝性格多疑。这一点是不错的，但这种多疑也有一些例外，在他执政的十七年间也给了一些人极长的政治生命。比如温体仁和周延儒。这两个人和良臣不靠边，但又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贪官奸佞，他们的所作所为很是奇怪，几乎找不到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他们，基本上这俩人就和浑球差不多少。在明朝最后的十七年中，这两个家伙占据内阁成员的位置达十三年，他们和崇祯一起，为大明王朝的覆灭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

一　“周温”一并崛起

入阁之战，联手狙击钱谦益

在明朝的历史上，周延儒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在一部分人眼里，他有着忠臣的一面。特别是他第二次当政之后，确有些革敝出新的举措，甚至也有史书称赞他“中外翕然称贤”。但假如我们通观他的仕途生涯，就可以发现，这个“中外称贤”的人，骨子里实在攀不上那个贤字。玩起政治黑手来虽然不及另一个浑球温体仁，但也绝对是一把好手。特别是在他和温体仁进入明朝的政治决策层的初期，基本可以用狼狈为奸来形容。

（一）蛰伏不代表沉沦

万历四十一年春天，北京城里比往时热闹了很多。此刻春闱大试刚落下帷幕，各地的学子们在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之后，怀着各样的心情流连在京城繁华的街道上，他们或兴高采烈、夸夸其谈，或低眉搭眼、满腹惆怅。

随着科举选拔的结束，这万千学子大都要返回原籍等待发榜，接着等待他们的就是那份属于各自的生活。而在全国成千上万的考生中，最幸运的要数来自江苏宜兴的才子周延儒，他不光在千生万儒中拔得大试的头筹，又在接下来的殿试中被钦点为头名状元。

很显然，在这一年里，所有读书人的光环都聚集在他一个人身上，坐在高头大马上，周延儒一边接受着众人的祝福，同时也承担着更多人的嫉妒，但这些东西并不是他最在乎的事情，此时的他志得意满，早就开始规划着自己即将开始的仕途生涯。然而让他失望的是，他的政治春天并没有早早到来。从万历皇帝四十一年中状元开始一直到天启七年，周延儒历经三代元首，从神宗到熹宗，他始终没能在政治权利的中心——北京获得一个差使。天启年间，他以少詹事掌管南京翰林，这是一个标准的闲差，官位不小却没有什么切实的权力。虽然如此，但在周延儒的心中并没有放弃的打算，而从他之后的大半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政治韧性之强实属惊人。

在明朝末年的政局中，南京属于东林党人的政治范围，在这里做官，周延儒非常注意维护自己与这些知识分子们的关系。但天启年间的政治大环境又对东林党人非常不利。魏忠贤和他所控制的政治黑手党犹如乌云一般，时刻都可能降临在南京的上空。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周延儒慢慢地调整自己的策略。读书时的豪情壮志一点点被切身的需要溶解，在斗争的泥潭中，他更像是一个左右逢源的墙头草。在他的内心之中，轻裘白马、一尘不然的愿景早已化为泡影。他需要的是安定、从容、等待和一朝而发，他始终相信有那么一天，命运的红绸将把他和北京紧紧地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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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奈何江山唱晚（25）

就这样，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当年二十岁的状元谨慎而小心地计算着自己的生命。1627年八月，三十四岁的周延儒在经过了十几年的等待之后终于等来属于自己的机会。这一年天下大变，二十四日天启皇帝朱由校归天，三天后信王朱由检登基，定次年改元崇祯，是为明思宗。与他哥哥毫无止境的纵容不同，朱由检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一上台就开始了对魏忠贤势力的清算，到十一月六日，大势已去的九千岁自缢于河北阜城的一个小旅馆。而朱由检也拉开了属于他自己的政治幕布。

还是这一年，随着魏忠贤的倒掉，京城官员大批被牵连，各大部委出现了许多空缺，有衙门没官成了帝国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大笔一挥，下令将南京的一大批官员调回京都，各派其职。就在此时，周延儒也被召进京，升任礼部右侍郎。地位改变了，官职提高到副部级了，这也让他第一次产生了权力野心。然而首都的官场毕竟要复杂很多，和周延儒一样充满信心的年轻官员还有很多。因此周延儒明白，此时韬光养晦是最好的办法。一来，低调行事有助于自己交朋结友；二来，沉默的观察也能让他从细节发现更多的问题。

在经过一年多的察言观色之后，到了崇祯元年，属于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二）二人初露尖尖角

崇祯元年（1628年）的冬季，锦州一带的边防守军发生变乱。朝廷派出抚臣袁崇焕调查此事。袁经过一番调查后得出结论，原因是军官们层层克扣粮饷，士兵们觉得忍无可忍才采取这种激烈的抗议行动，目的是以引起朝廷对边关将士的重视。事实上，这种事情之前在辽东守军中就发生过数次，例如宁远哗变，最后也都是朝廷做出了妥协。关宁铁骑的这种做法，朝廷中早就颇有微词。同样，对于新元首朱由检来说，这个消息也让他非常气愤，刚刚解决完讨厌的魏忠贤，边关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有心发作，但一想作为帝国屏障的关东要塞实在马虎不得，所以暂时按下了满腔的怒火。

作为抚臣的袁崇焕查明原因之后，详细汇报了事件的起因、性质和危害性，建议朝廷从速补发粮饷，以解燃眉之需。这位帝国少有的贤臣，在奏章中言辞恳切、痛陈利弊。多年来的经验告诉他，对边关将士，尤其是辽东的守军必须好好安抚，因为他们是帝国最为关键的守护者。但是这个一生以精忠报国为人生理想的大忠臣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在皇帝眼中很可能有另一种解释，而最危险的就是，边境守军将领要挟朝廷。这样想并非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在此后的十数年中，朱由检对关宁军和袁崇焕一直就没什么好印象，更谈不上信任，而这一次也只不过是不得不妥协而已。

袁崇焕的奏折一上来，朱由检便紧急召集朝中大臣，商议解决的办法。此时的朱由检刚刚干掉阉党不久，怎么看都像一个有道的明君。但事实上呢，他除了刚愎自用、疑心大之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辽东守军的这种举动在他看来实在是讨厌至极。而如今面对边关变乱，大臣们又各个以为自己的元首会毫不犹豫地安抚边关将士，于是一个个毫不含糊，一致赞同袁崇焕的建议，请求皇上速发内帑，以解救边关之急。听了大臣们的意见，崇祯心中立刻就上来一团火，先不说别的，单说这动用内帑，就是他无法容忍的，要知道这所谓的内帑就是指他朱由检的私房钱。作为当时帝国的第一大守财奴，在朱由检看来自己的钱就是自己的，捂出毛来也不愿意拿出来花，但是他又没有别的办法搞钱，只能不断地加重赋税，最后搞得民怨沸腾，四处造反。但如今他初登帝位，年纪轻、阅历浅，兜里确实也没多少钱，所以一听大臣们要他拿内帑，早就气得半死了。生气之余他便开始胡乱琢磨，最先想到的就是边防军闹事的原因，在他看来，边关之乱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本来他以为大臣们肯定也会这么想，但谁知一开会才发现，自己身边这群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主儿，但自己又不好发火，于是只好装死，迟迟不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