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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放下铁棒说：“是啊，二十年，二十年的时空是大不一样啊。当年我们出国就如生离死别一样，没有家庭愿意把孩子送到国外。可是，现在出国留学似乎成了时尚。我们那时出国不要说父母出钱，就是朝廷出银子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遥远的国家去留学。当年，如果不是曾国藩大人一片血忱，在他临去世之前还不忘给朝廷上书，请朝廷准凑我们出国，哪会有我们那些幼童留学啊？”

颜德庆说：“原来你们作为官学生出洋留学还与曾国藩有关啊？”

王秘书说：“岂止有关？听詹先生说，如果不是曾国藩当时的威望，其他任何人推动这件事都是有困难的。特别是既要朝廷认可这些幼童的官学生身份，还要指派级别很高的官员任监督和教习，每年都要数十万两白银呢。朝臣中有很多人反对啊，因为是曾国藩与李鸿章两人联奏，这才获得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的批准啊。”

喀克斯说：“王秘书，你真是一个称职的秘书，对詹工程师的事知道这么详细。”

王秘书说：“我在詹先生身边多年，有空时他总会向我谈起他留学美国的许多事情，当然就知道多一些了。”

詹天佑说：“当年，我们从香港到上海时，曾文正公刚刚去世不久，他的幕僚、也是我们上海肄业局的校长刘开成含泪把他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迹。出国十年后回到上海，当时就有人问我回国的第一件事是想做什么，我就说过，最想做的就是到曾文正公的墓前烧香磕头。没有想到，回国三十多年了，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当时我还曾暗下决心，希望把铁路修到曾文正公的家乡。现在总算可以实这个愿望了。我倒不是说这次选线要定到他的家乡，其实修到湖南也就是修到他的家乡了。此时，我想的是，既然这里离曾文正公家乡这么近，我希望能去他的坟前烧一柱香，磕一个头。”

颜德庆说：“这好办，我叫当地的官员陪您去一躺就行了。”

喀克斯说：“唉呀，听到詹工程师这么执着的情感，我都受感动了，原来你们中国人是这样重情义啊。我也想与詹工程师一起去看看这位他的大恩人。”

詹天佑说：“好啊。喀克斯先生，欢迎你与我一同去看看我国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大英豪啊。”

在颜德庆的安排下，长沙铁路局一位湖南省籍的刘工程师被叫到颜得庆的办公室，刘工程师一听詹天佑说想去湘乡拜谒曾国藩墓，说：“不对，曾国藩的家乡虽然在湘乡，但他的墓葬却在长沙附近的望城县。要去拜墓的话，不是去湘乡，而是应该去望城。”

詹天佑说：“噢；原来曾文正公葬在望城县啊。刚好现在也快到清明了，你能帮我完成心中这个多年来的愿望吗？”

刘工程师说：“这没有问题。”他停了一会儿说：“不过，按照我们这里的民间规距，一般的后世子孙都不太愿意自己的祖先被外姓人拜祭。”

喀克斯说：“有外姓人祭拜，不是说明他的祖先更伟大吗？为什么要反对呢？”

刘工程师说：“因为，民间有一种说法，去世的人虽然没有生命，但是有灵气，他会保护在生者，谁祭拜，就保护谁。所以，做子孙的都不希望自己的祖先死后去保护外姓人。”

詹天佑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去献一束花，不跪拜，行吗？”

颜德庆一听，觉得这是一个高招，因为在与詹天佑共事的过程中，包括当年与川路公司的四川方面派出的管理人员共事，遇到问题他总是能从詹天佑这里得到解决方案，今天，詹天佑又自己提出了一个很巧妙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使颜德庆对詹天佑更添一番敬意，这位比詹天佑晚二十年留学美国的后辈工程师本来也是很心高气傲的，但对詹天佑的出色智慧，他是从心底里表示佩服。

这一天，詹天佑带着颜德庆、王秘书、喀克斯在刘工程师的带领下，坐着马车来到位于长沙城西南15公里处望城县平塘镇桐溪寺后伏龙山上。

清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归葬于此，墓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墓冢为三合泥拌碎石混合封堆，上铺砌花岗石，呈半圆形。茔地以花岗石墙围护。墓后立碑三通，白玉石碑心，刻楷书碑文“皇清太傅大学士曾文正公一品侯夫人欧阳夫人之墓”，计22字，附碑均为龙纹浮雕。墓前有拜台，祭坪约50平方米，东西各立石阙一个，分别刻“曾太傅墓东阙”、“曾太傅墓西阙”字样，石梯通道沿桐溪寺围墙而下，与墓庐相连，通道边有石马、石狮、石虎及翁仲各一对。墓庐内立龟负青石碑一通，距墓庐不远处有一座御碑亭。

当时正是春天，墓的四周开满了野花，暖暖的春阳照在墓园里，不远的农田里还有农民在耕田。詹天佑很严肃地看了一眼四周，王秘书把从长沙准备好的一束鲜花送到詹天佑手中，詹天佑伫立良久，没有说话，其他人也没有出声。

颜德庆说：“詹先生，献花吧。”

詹天佑缓缓移动脚步，走得非常沉重，一直走到主墓前，弯下腰将鲜花放在墓前。喀克斯鼓起了掌，颜德庆和王秘书也跟着鼓了掌。

大家还是没有出声，詹天佑没有回头，而是按原路退回到刚才的位置，从内心讲，此时他真想在墓前跪拜磕头，但刘工程师的话让他明白，在这位曾姓墓前，他不能这样做，于是，他回头望了一眼身边的几位，然后弯下腰向着主墓鞠了三个躬，其他人见状，也都跟着鞠了三个躬。

这时，大家分明看到詹天佑的眼中含着晶莹的泪花。

在回程的路上，喀克斯为了打破过于凝重的氛围，说：“这位曾国藩先生真是了不起，詹先生对他的敬仰说明他奏请派出官学生留洋真是为你们国家做了一件好事啊。”

王秘书说：“是啊，现在在京绥铁路当总工程师的邝景阳工程师也是他们这一批的同学呢。其实啊，詹工程师有很多响当当的同学，如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邝荣光、吴仰曾，这些可都是当今政界和工商界很有影响的人物啊。”

詹天佑说：“当年，曾国藩奏报我们出国留学，真是一片公心，没有任何私心杂念，这样的官僚真是难得啊。只是非常遗憾，我们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尽管很努力，也都极力报效国家，但终免不了国家一步步走下坡路，就是到了今天，还是这样到处都是混乱得很，都是被那些争权夺利的人搞坏了，如果每一位官员都如曾国藩这样大公无私，那么国家何至于到现在还理不清头绪来？”

大家一听，都知道詹天佑说的是北京的民国政府内部斗争的问题，詹天佑作为交通部的官员，与北京多少保持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他对袁世凯去后，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恶斗有所耳闻。其实，民间在这方面也有不少传闻，社会各界都为此忧心如焚，深怕因此再度引起国家的动荡。

詹天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袁世凯去世后，北京的*政府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军政大权一把抓。段祺瑞势力的膨胀与总统黎元洪的权力发生冲突。1917年5月，日本支持的段祺瑞与美国、英国支持的黎元洪、冯国璋之间暴发了所谓的“府院之争”——即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争斗。关于是否解散国会问题上，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持不下。黎元洪借机免去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出走天津。

但是段祺瑞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在袁世凯时期就着力培养自己的地方势力，他一到天津就下令各省督军宣布独立，这一下子使全国的局势又紧张起来。作为总统的黎元洪在北洋政府中没有什么实力，各省宣布独立的电报纷至踏来，让他无所适从，情急之中，他给安徽督军张勋发了一个电报，让他进京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