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第1页）

有时我开车经过穿越沼泽地、或是一排排皱折起伏的田野，走在冗长迂回的路上，偌大的天空一片灰蒙蒙的，沿途景色毫无变化，这时我常想起以前在卡堤基应该要写的一篇小论文。我们待在海尔森的最后一年夏天，监护人不时提起这篇论文，并且帮助每位学生选择一个足够投入两年光阴的题目。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我们从监护人的态度当中发现了这事没什么大不了，没有人真正相信这篇论文有多重要，同学之间也从未议论这件事情。记得当初我进办公室告诉埃米莉小姐，我所选择的题目是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时候，先前其实没有考虑太多，我看得出来埃米莉小姐也发现了这点。她只是带着狐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没有多说什么。

当我们到了卡堤基，论文却出现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最初几天，某些人甚至更久，大家似乎还是牢牢记得论文写作的事情，那是海尔森给我们的最后一项功课，就像监护人的告别赠礼一样。尽管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件事渐渐淡忘了，但是，那一阵子它却是我们在新环境的心灵寄托。

每当我想起这篇论文，常会重新回顾论文的部份内容细节：我想过可以采取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或是撰写不同的作家、作品。有时当我在服务站喝咖啡，看着落地窗外公路时，那篇论文便会毫无原因地突然出现在脑海中。我喜欢坐在那里，一一回想论文的内容。最近，甚至兴起一个念头，等我卸下了看护工作后，时间充裕了，要回头去修改修改论文。不过这事到了后来，也没有当真，我只不过回想过去的事情，拿来消磨时间罢了。我对这篇论文的态度，就像对过去在海尔森十分擅长的圆场棒球一样，或者像是回想很久以前和别人发生争辩的时候，到了现在才想到当初应该说的几句聪明话。但是一切都还停留在白日梦的层次，也没当真。但是，如我所说，这和我们最初来到卡堤基的情况并不一样。

那年夏天离开海尔森的学生当中，最后共有八人来到卡堤基。其他人则去韦尔斯山上的白楼或多塞郡的白杨农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所有这些地方和海尔森没有太大关联。刚刚抵达卡堤基的时候，还以为这里和海尔森差不多，只不过是提供年长学生就读的学校，我想我们这群人有段时间都是这样看待这个地方。当然，我们没有想过卡堤基之后的生活又是如何，也没想过卡堤基的经营者是谁，或是这里的生活如何能与广大的外界衔接。那段时间没有人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

卡堤基其实是一座几年前就已经关闭的农场，当时所遗留下来的几座农舍建筑，包括一栋老旧的农舍，附近还有谷仓、库房、马厩等，全改装成我们的住所。此外还有其他建筑，多半位于农场边缘，这些建筑倒塌得差不多了，用途不大，只是我们约略觉得有责任照顾这些地方，主要还是因为凯弗斯先生的缘故。凯弗斯先生是个脾气很坏的老头子，每个礼拜出现两、三次，开着泥泞的货车，巡视整个地方。他不喜欢和我们多说话，他巡视的时候，若是一边叹气，一边厌恶地摇摇头，那就代表我们维护环境的工作不够周到。但是，我们从不知道他究竟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刚到的时候，凯弗斯先生给了我们一张工作清单，卡堤基本来的学生，汉纳称他们为“老资格的学生”，早已安排了一份轮值表，我们可都凭着良心、按表做事。其实可以做的事并不多，不外就是记录漏水的檐槽，以及每次淹水过后得要抹地之类的杂务。

位居卡堤基的中心地带的老农舍，里面装有多个壁炉，外围谷仓堆着那些劈好的木柴可以拿来壁炉燃烧，否则我们就得勉强靠着箱型大暖气机过日子了。暖气机的最大问题出在它的操作得全靠瓦斯罐，除非天气真的非常寒冷，否则一般来说凯弗斯先生给我们带的瓦斯罐数量并不多。我们常要他多留一些给我们，他却只是沉着一张脸，对我们摇摇头，生怕我们随意挥霍，或怕我们造成瓦斯爆炸。所以我还记得夏天以外的几个月份，大多时候屋里都是冷飕飕的。随身都得穿着两件、甚至三件的毛线衣，下半身穿的牛仔裤冷得硬邦邦的。有时候，我们整天穿着惠灵顿长统靴，弄得房里到处留下泥巴和湿气的痕迹。凯弗斯先生若是发现了，又会摇摇头，一旦我们问他，房间地板这么冰冷，我们不穿靴子能怎么办，他却什么也不回答。

这么说，好像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差，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人在意这种不舒服，这就是在卡堤基生活刺激的地方。如果真要坦白地说，大多数人，尤其一开始，不得不承认大家心里其实都还想念着过去几位监护人。有段时间，有些人甚至想将凯弗斯先生也当成一种监护人，但实际上他一点儿也不像。要是有人趁他货车到达的时候，上前向他问候，他会两只眼睛瞪着人看，当你是疯子。不过，有件事情监护人一而再、再而三叮咛我们：离开海尔森以后，就不再有监护人了，同学之间必须相互照应。整体说来，我必须说，海尔森在这方面已经给了我们万全的准备。

那年夏天，多数在海尔森感情比较好的同学也一起到了卡堤基。辛西亚──那次在美术教室说我是鲁思“自然继承人”的那个女孩子，我本来并没有留意到她，要不是她说了那些话──她和她那一伙朋友一起去了多塞。而那个差点儿和我发生性关系的哈瑞，听说他去了韦尔斯。我们这群人则是全部聚在一起。要是我们心里想念其他人，便告诉自己将来可以前去探望同学，没人会拦着我们。虽然我们过去听了埃米莉小姐的地图课，但是对于各地方距离和前往特定地点的难易程度，并不真正了解。我们想过可以趁着老资格学生外出旅行的时候搭个便车，或者到时我们自己学会开车了，任何时间想去看看同学也都可以。

当然，实际上，尤其最初几个月，我们都很少踏出卡堤基一步。甚至没有到邻近乡下地区散步，或是走到附近村庄闲逛。我想我们并不是害怕。我们都知道如果真想外出走走，不会有人拦着，只要当天回来，来得及赶上凯弗斯先生点名就没问题了。我们刚到的那个夏天，经常看到老资格学生提着旅行袋、背着帆布背包，一出去就是两、三天，一点儿也不以为意，我们看了却无不提心吊胆。我们惊奇地看着他们，怀疑自己明年夏天是不是会和他们一样。当然后来我们也和他们完全一个样子，不过起初那段时间，实在很难想象这种旅行的生活。别忘了，当时我们还不曾跨出海尔森一步，心里困惑不已。如果有人告诉我，一年内我不仅会开始习惯一个人长时间散步，而且开始学开车，我会以为对方是个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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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小巴士在农舍前面放我们下车，随后便绕过小池塘，消失在山丘上，当时即便鲁思也是一副受惊的模样。看着远方层层绵延的山丘，让我们想起海尔森远处的小山，但是这里的山丘看起来怪里怪气的，崎岖不平，就像替朋友画一幅肖像，看起来几乎没有太大问题，却又不完全相像，画纸上的脸孔看了就教人全身发毛。还好，至少当时还是夏天，不像几个月后，所有水坑全部结冻，凹凸不平的地面因为结霜的缘故变得硬邦邦的。我们刚到的时候，整个地方看起来漂亮而舒适，到处长满了杂草，这些对我们而言相当新鲜。我们八个人站成一堆，看着凯弗斯先生在农舍进进出出的，等着他随时过来对我们说个话。最后，他并没有对我们说任何话，只听到他几次不高兴地抱怨住在那里的学生。他从货车上拿东西的时候，一度闷闷不乐地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又走回农舍开门入内。

还好，过了不久，一群老资格学生，看到我们可怜兮兮的模样，颇觉有趣，结果他们就走了出来，握住我们的手，第二年夏天我们也是这样对待新生。现在回想起来，看得出来其实那时候老资格学生是真心特别出来帮助我们适应环境。尽管如此，最初几个礼拜仍然不太适应，我们这群人很高兴能够被安排在一起。我们经常一起行动，只是每天大部份时间似乎都只是尴尬地站在农舍外面，除此之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回想最初那段时光当真有趣，每当我想起待在卡堤基的两年光阴，最初的害怕和困惑与其他时间的境况实在不很符合。今天要是有人提起卡堤基，我所想到的是在彼此房间来回穿梭的悠闲生活，下午的时光慵懒地进入黄昏与夜晚，我那迭老旧的平装书，书页的装订已经松散，一张张的纸页在外面飘呀晃地，像是海上健儿似的。回想当初读书的景况，每个温暖的下午，我趴在草地上，当时的头发已蓄得很长了，总是掉进我的视线。我的房间位于黑谷仓顶楼，清晨每每因为学生在外面辩论诗歌或哲学的声音而转醒过来；漫长的冬日，我们坐在雾气升腾的厨房使用早餐，餐桌上尽是漫谈卡夫卡或毕加索的对话声，早餐时间总是围绕着这些话题，没有人闲谈自己前晚和谁发生了性行为，或是为什么赖瑞和海伦彼此不说话了。

不过，回头想想，其实我们第一天在农舍前面挤成一团的模样，也是有几分道理的，不尽然那么矛盾。或许，就某方面来说，我们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洒脱。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是非常害怕周遭世界，尽管唾弃自己有着如此的感觉，却仍旧无法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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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长姊对于汤米和鲁思的交往史全然不知，因而把他们视为长久交往的男女朋友，鲁思对于他们这点认知向来似乎十分满意。我们刚到的几个礼拜，鲁思把男女交往当成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动不动拥抱汤米，有时就算其他人在场，她也在房间角落和汤米两个人卿卿我我。嗯，这种事在海尔森也就罢了，但是在卡堤基便显得相当幼稚。老资格的学长姊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引人注目，互动方式相当平实，就如一般家庭里爸爸妈妈一样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