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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停奏了一会儿。可以听到舞池里传来愤怒的话语。随后，乐队又开始演奏了，声音比先前更响，一个穿着鲜黄色衣裳的女人，头发上簪着一串假钻石，唱起歌来。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德国人跟一个英国人碰撞了一下。彼此都在指责对方，说对方是故意的。经理和两个侍者扮演着“国际联盟”[41]的角色，试图叫争论的双方平静下来，可是谁也不听他们的话。乐队比较聪明，他们换了个曲子。原来的狐步舞曲变成了探戈舞曲，那两个外交官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是站着不动，叫人笑话，要么是重新开始，继续跳舞。可是那个德国勇士看来不会跳探戈舞，而那个英国人却只是打着拍子，站在原地没有移动。两个人都被别的舞伴推来挤去，一场争论就此烟消云散。那两个外交官都怒目相视，回到各自的桌子上去。

“为什么这两个英雄好汉没有互相挑战，来一场决斗呢？”施瓦茨鄙夷地问。

“就这样，你来到了苏黎世。”我说。

他微微地笑了一笑。“我们干吗还不离开这儿？”

“我们能上哪儿去啊？”

“总该有那么一家普通的酒吧通宵营业的。这个地方尽是些死尸，在跳舞，在扮演战争。”

他付了钱，问那个侍者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侍者从拍纸簿上撕下一条纸，草草写了个地址，还告诉我们怎么去。

我们走到外面壮丽的夜色中。星星依然在闪耀，可是地平线上，海和清晨却在第一缕蓝幽幽的晨曦中搂抱了起来。天空比原先更高，盐和花朵的味道也更浓了。天就要大亮了。在白天，里斯本有一种迷惑人、俘获人的朴素的戏剧性的特点，可是到了黑夜，它却是一个童话中的城市，顺着灯光熠耀的一排排房屋下去，一直到海边，好像一个穿着节日盛装的女人走下去会见她的秘密情人。

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这不就是我们经常把生活想象成的样子吗？”施瓦茨最后说道。“上千的灯光和街道通向无穷……”

我没有回答。对我来说，生活便是停泊在下面塔霍河上的那条船，它并不通向无穷……它通向美国。我历尽种种艰难险阻，时间把这种艰难险阻如同臭鸡蛋一样甩向我们。我唯一的艰险活动是要一张有效的护照，一张签证和一张船票。对一个并非出于本意的流浪者来说，正常的生活变成了最富于浪漫色彩的梦想，而冒险却是一种折磨。

“那天，苏黎世在我的眼里正像今夜这个城市在你的眼里一样，”施瓦茨说，“我认为自己已经失去的一切在那里重又开始了。时间——这个你知道——是一种冲淡了的死亡，一帖分成许多份无害剂量的慢性毒药。最初，它会叫我们兴奋，甚至会使我们觉得会长生不老——可是一滴又一滴、一天又一天地吃下去，它就越来越浓烈，把我们的血液给破坏了。即使拿未来的岁月作为代价要买回自己的青春，我们也办不到了。时间的酸性作用已经把我们改变了，化学组合再也不是跟原来一样了。那得有一个奇迹。而那个奇迹就发生在苏黎世。”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望着下面灯光闪烁的城市。“那是我一生中最最可怕的一夜，”他慢条斯理地说，“我要把它当作最最幸福的一夜来回忆它。回忆难道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它一定能够。奇迹在它发生的时候，绝不是完美无瑕的。它总是有一些扫兴的小事。可是一朝它永远消逝，再也不能有所改变的时候，回忆却能使它完美无瑕，而且从此以后它也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如果我现在能够让它复活过来，它是不是一直会是那个样子呢？它是不是会与我同在，和我的生命一同终结呢？”

他站在台阶上，注视着不可抗拒、逐渐进逼的黎明，几乎像是神经错乱了的样子，黑夜中一个可怜的被遗忘的人影。我为他觉得万分的难受。“你说得对，”我说，试着不让他难受，“我们对自己的幸福，在我们知道它将有多少部分会与我们同在之前，怎么能够真正觉得有把握呢？”

“唯一的办法，”施瓦茨嘟嘟囔囔地说，“就是要知道我们不能够抓住它，因而就不再试着去把握它。我们用自己那笨拙的双手把它给吓跑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去用手触摸，那它是不是会在我们的眼睛后面无所畏惧地继续存在下去呢？它是不是会在那儿保持下去，和我们的眼睛一同终结呢？”

他俯瞰着城市，那里停放着一口松木棺材，泊着一艘轮船。一副深受苦难的神情毁损了他的形象：他的嘴成了一个乌黑的窟窿，眼睛成了两块石子。随后，他的脸又有了生气。

我们继续朝着码头，从小山上往下走去。过了半晌，他开腔了。“我们是什么人？”他说。“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以及那些死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哪一个是真实的：是人还是他照在镜子里的映像？是一个活人还是他的回忆，他那解除了忧虑的阴影？我的亡妻和我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会不会她以前从来不曾完全是我的，只是死亡这个不祥的炼金术才使她完全属于我了呢？既然她只是像我头盖骨底下的一点磷光那样存在着，既然她只有当我要她回答的时候才能回答，而且也只能像我要她那样地回答，那她是不是完全属于我了呢？再说，我既然失去过她一次，会不会第二次再失去她，随着她的回忆的消退，每分每秒都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她呢？”他直愣愣地瞪着我。“我非得抓住她不可，这你是不是明白？”

我们来到了一条街上，这里有长长的一段梯级从小山上通下去。前一天，在这里一定举行过什么节日活动，使我联想起墓地里那枯萎的花环，挂在一排排房子中间的一根根铁杆上，一串串晃亮的灯泡，被一盏盏横过街道吊着的郁金香形的大灯隔开了。每相距大约二十米，便有一颗用小电灯泡缀成的五角星高挂在那儿。可是那游行队伍，或者是节庆，都已经过去了，节日的装饰如今在晨曦中显得光秃秃的，色彩都褪了。在我们脚底下远远的地方，电灯线路似乎出了毛病，只有一颗星星还发着特别刺目的白惨惨的亮光，电灯在黎明和薄暮时分往往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地方。”施瓦茨说着，把门推开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个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强壮男人。这是一间天花板很低的屋子，沿墙放着许多酒桶，中间摆着几张桌子，有一张已经给一对男女占坐了。我们要了酒，还要了一客凉煎鱼。别的菜都已经没有了。

“苏黎世你熟悉吗？”施瓦茨问。

“熟悉。我在瑞士被逮捕过。挺好的牢房，比法国的还要好得多。特别是冬天。可惜他们至多关你两星期，虽然你也乐于在那儿休息一下。随后，他们把你驱逐出境，于是边境马戏团又重新开演了。”

“我那公开越过边境的决心，多少使我得到了解放，”施瓦茨说，“我不再害怕了。在街上看到一个警察也不再瘫痪无力了。我仍然感到一点震惊，但是很轻微，恰恰足够使我欣赏自己得到的自由。”

我点点头。“危险使我们更加意识到生命。只要危险不是太靠近，生命总是挺完美的。”

“你是这样想的吗？”施瓦茨古怪地瞟了我一眼。“我还要想得远些，”他说，“要想到我们所谓的死亡，想到更远更远的所在。难道一个城市因为你离开了它就不再存在了吗？即使它被毁灭了，难道它不是依然存在于你的心里吗？谁知道死亡是什么？也许生命不过是一道光，慢慢地掠过我们那一直在变化着的脸。也许我们在出生以前就有一张脸，而在我们所有会死的脸都已逝去之后，这张脸依然会存在下去呢？”

一只猫鬼鬼祟祟地溜到了桌子上。我丢了一块鱼给它。它翘起尾巴，转身就走了。

“你在苏黎世遇到你的妻子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在旅馆里遇到了她。我在奥斯纳布吕克感觉到的那种窘迫的因循延宕已经消逝了，而且是永远地消逝了。她不再悲愁和恼火，而是策略地利用起她的创伤了。我遇到了一个我不了解的女人，我热爱的女人。仿佛平静无事过去的九年已经把我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那个过去却已经失去了把她禁锢起来的力量。对她来说，时间的毒药也在她越过边境的时候蒸发了。我们再也不受过去的支配：它是属于我们的。过去通常只是岁月的一种使人意气消沉的反映，可是我们的过去却成了这样一面镜子，只反映我们，而不反映其他的东西。冲破罗网的决心以及冲破罗网的行动使我们那么彻底地离开早已逝去的一切，以至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得到了新生。”

施瓦茨瞅着我，他脸上又掠过那种古怪的表情。“幸福就那样待下来了。把它保持下去的是海伦。我没有能做到——特别到最后那段时间。但是她能够对付过去，这就够啦。要紧的倒是这个。你不同意吗？可是现在，我自己也非得这样做不可啦，不过仅仅这一遭。我跟你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是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你们在苏黎世住下来了吗？”我问。

“我们住了一个星期，”施瓦茨说，用一种更正常的语气，“我们住在那个城市和那个国家，就欧洲来说，那里的世界还没有开始旋转，只有那么个地方了。我们的钱，足够维持几个月的生活。海伦还带着几件珠宝饰物，我们可以拿来变卖，到了法国，我还有那个死去的施瓦茨的几幅绘画。

“1939年的夏天啊！倒像上帝想要最后一次让全世界看到和平是怎么个景象以及什么将要失去。那些日子里，洋溢着夏天的无忧无虑的气氛，但是等到我们离开苏黎世到南面的马焦雷湖[42]去的时候，情况可完全变得不像是真实的了。

“海伦已经接到她家里的来信和电话。她临走时留言，说她要去苏黎世看医生。对她家里的人来说，要找出她住在哪里是容易的：瑞士的登记制度效率极高。他们又是盘问，又是责备，搞得她不得安宁。她仍然可以回去。我们得做出决定。

“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但不是住在一起。我们是结了婚的，但是我们的护照上却填着不同的姓名。在这种时世，支配我们生活的是几张纸而已。我们确实不能够住在一起。这是一种奇怪的处境，可是它却增强了我们这样一种感觉，觉得时间已经为我们倒流回来了。根据一种法律，我们是夫妻，根据另一种法律，我们又不是。新的环境，长久的别离，特别是到了瑞士以后海伦身上发生的变化——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种离奇的情况：样样东西似乎很模糊，然而同时又是极度真实。而在我们这个怪异的世界上空，飘荡着我们已经记不起来的一场梦境那最后几抹正在消散的薄雾。当时，我不明白怎么会产生这种幸运的状态——我把它视为一件意外的礼物，好像有个神祇答应我把我第一次搞糟了的那一段生活重复了一遍，把它变成完美的生活。没有护照而从边境线的地下打洞过来的鼹鼠，如今变成了一只不知道有疆界存在的飞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