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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格拉纳达几天后，安东尼奥和朋友们到了马德里郊外，从共和国民兵控制的东侧出发，继续前行。首都发生的变故令人震惊，那些被炸弹炸毁的空荡荡的楼房让他们愤怒不已。卡车驶过时，几个儿童抬头望着他们挥手，女人则举起拳头向他们致敬，那是共和国的拳头。每一位共和国支持者的到来，都会让马德里市民再度充满希望，相信能一起打败法西斯军队。
他们与同行的男子一起排队报名参加民兵组织，这个时候，他们对首都的形势有了更多的了解。
“如果参军，至少他们会管伙食。”同伴中有人说，“我真想吃点像样的东西啊。”
“我不敢保证。”另一个人说，“他们可能也没多少吃的……”
从去年九月开始，马德里到处都是难民。周围的许多小镇已被攻占，被恐怖的袭击吓坏的人纷纷下山涌入首都，马德里的人口迅速膨胀至平时的好几倍。它已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但这个包围圈并非坚不可摧，正是这样的信念让人们相信能重获自由。马德里市民和千万个用破烂包裹带着全部家当的难民，都希望这种可怕的局面尽快结束。他们不能永远靠吃面包和豌豆生存。
去年十一月，马德里的乐观气氛开始动摇。超过二万五千名国民军士兵进驻西郊和南郊，几个星期后国民军又得到了德国士兵的增援。饥饿的马德里市民感受到周围的钳制更紧。食物越来越稀缺，他们的皮带日益勒紧。
有传言说，共和国政府已经从马德里撤离到巴伦西亚。在被抛弃的政府办公大楼里，散乱的纸页乱七八糟地扔在空荡荡的办公桌上，政界巨头的画像仍在走廊中守望。鸟儿从半开的窗户中飞进来，灰白的鸟粪溅落在黑色的皮椅上。政府撤离本来只是暂时的。文件柜依然半满，书籍仍然无人翻阅，精致的书脊和木橱精美的卷边上已经堆起灰尘。高高的窗户阻止了人们窥探这些幽静的房间，但大可以想象它们的模样。有些房间肯定充斥着绝望。
大多数马德里市民都意识到，政府虽然离开了，但并不意味着这座城市已经落入佛朗哥之手，他们的决心更加坚定。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参加了战斗，从一开始，他们就这样做，连很小的孩子都在前线帮忙。有些勇敢的女子甚至将手中的笤帚换作了机枪。
人们并未很快体味到政府的逃亡之举包含的恐怖——法西斯将很快攻进马德里。人们将佛朗哥拦截在托莱多，同时，苏联的援助终于到来，一起来的还有来自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志愿者。政府撤离后，除了那些随时准备保卫首都的共产主义者，这些国际纵队成员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守卫城市。
“敬礼！”他们高喊。
“敬礼！”外国人回答。
虽然语言不通，但这整齐划一的手势和简明的话语，所有人都理解。
安东尼奥和一个有七个孩子的男人聊天。
“直到最近，还可以让孩子在大街上玩，有时一连玩上几个小时都平安无事。”男人充满悲伤地说，“现在一切都变了。”
安东尼奥环顾四周，看到房屋被迫击炮的烈焰烧焦，被子弹射得千疮百孔。恐慌和混乱伴随机枪的定期炸响和炮弹的猛击降临。在安东尼奥看来，曾觉得“理应如此”的正常生活，其甜美已被掠走，取而代之的是让人胃部痉挛的不间断的恐惧。用于鼓舞士气的宣传单从墙上落下，像衰落的希望。
“孩子们不能再去上学了，你能想到刚开始那几天，孩子们有多高兴。”
现在，孩子们也开始渴望回到旧秩序中，他们的母亲也这样想。原本秩序井然的生活就像整齐地装满水果的卡车一样翻倒了，车上甜美的一切也随之滚入排水沟。
安东尼奥站在街上，焦急地等待为人民而战。他看到人们假装生活仍然正常。这对他们很重要。在一次次空袭之间，擦皮鞋的男孩仍然艰难地谋生。母亲们和祖母们穿着最漂亮的冬装从大街上走过，她们的孩子穿着领子柔软光滑的外套，要么远远落在后面，要么跑在前面让大人着急。男人们戴着毡帽，脖子上戴着围巾抵挡二月的寒风。他们有时还在夜间出来散步。在和平年代普通的日子里，现在正是散步时间。
警笛鸣响时，女人们抓紧孩子的手，如果她们要照应好几个孩子，陌生人会停下来帮忙。孩子们都想抬头往天上看，看飞机飞过，甚至想看头顶的天空会爆发什么样的战争。好奇心是一种巨大的诱惑，这是孩子的本能，大人把他们拽到黑暗的地下通道中藏起来。炸弹随即炸响，人群发出惊叫。过去，地下通道是从城市一边去往另一边的通道。但现在，连公交候车亭也成了避难之处，甚至是一些人永久的居所。
过些时候，人们被头顶发生的事情吓坏了，但又害怕在下面待得太久，于是走出黑暗，进入光明。街道上，一座座房屋成了废墟，像用刻刀切成碎片的蛋糕。房屋完美的横截面露了出来，将宝贵的内部世界展示给世人。盘子和碟子坚固无损，等着被人使用，但它们的主人许已离世。
一双双眼睛注视着陌生人的私生活。人们看到衣裙在微风中飘拂，整洁的床铺被风吹得凌乱不堪，一张餐桌立在墙边，摇摇欲坠，棋盘格纹桌布上仍然压着一瓶假花。墙上的字画已经歪斜，书架也空了，书籍落了一地。一只钟表仍在滴滴答答地走着，计算着下一次轰炸袭来或为安全起见将这套公寓爆破前，还要逝去多少时间。后墙上常常挂着一面镜子，照出被摧毁的场景。在有些地方，建筑物只剩正面依然挺立，像廉价的电影幕布一样脆弱。
来自格拉纳达的三位伙伴刚到这里，就被空袭后的混乱震惊了。站在尘土飞扬的碎石和瓦砾中，他们几乎哽咽。走出闭塞而让人惊惧的地下防空洞很久后，这种感觉依然萦绕不去。
他们来到马德里时，最可怕的冬日严寒已经过去，人们却仍然饥饿。辘辘饥肠的啮咬足以驱使人们加入民兵组织，这样至少有饭吃。安东尼奥与朋友一起排队登记入伍时，也渴望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过去几天中，他们吃的仅仅是每顿一碗掺水的小豌豆。
马德里的气氛与格拉纳达的非常不同。格拉纳达有众多新规矩的限制，这里却几乎有种革命的气氛，轻松、随意，甚至有些刺激感官。酒店被士兵占领了，很多士兵从未见过如此豪华的墙壁嵌板和精美的镀金装饰，即使房屋已破损得像古老的瓷器。
一群群外国人也让这几位格拉纳达人感到新奇。他们与这些来自异国的陌生人一起分享同志之谊。他们难以想象对方来自什么样的国家，但又觉得怪异：这本来是国内战争，现在却被置于一个公开的舞台上。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来这儿？”弗朗西斯科问朋友，这些外国人的出现让他大惑不解，“他们一定像我们一样清楚，一旦佛朗哥侵入这座城市，会有什么事发生。”
“他们像我们一样痛恨法西斯。”安东尼奥回答。
“而且，如果他们不能在我国灭掉法西斯，法西斯就会蔓延到他们的国家。”萨尔瓦多补充道。
“就像传染病一样。”安东尼奥说。
国际纵队队员渴望战争，大部分人都对可能降临在自己身上的遭遇无所畏惧。马德里市民从没想过能得到这么好的朋友。
这是安东尼奥和朋友在这个贴满布告的城市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比起他们从小成长的城市，这个城市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三个人在一家老酒店的酒吧里过夜。从吧台后墙上那些失去光泽的旧镜子里，安东尼奥看到了自己的模样。虽然影子很模糊，但他们的脸庞看上去快乐而轻松，就像三个出去找乐子的年轻人，无忧无虑，衬衣有点褶皱，头发整洁地向后梳，只是有点疲惫。房间里，昏暗的光芒将他们衬得更漂亮，只是难掩那份倦意。由于饥饿和疲惫，他们眼睛下面的阴影陷得更深。
后来，安东尼奥对自己的模样失去了兴趣。他的注意力被一群站在门边聊天的女子吸引。他在镜中仔细端详她们，她们毫无察觉，一旦她们知道有人在关注自己，就不会这样自在了。
安东尼奥推了推萨尔瓦多，发现他也被迷住了。他们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里过了这么多天，心中满是对战争的憧憬，而现在难以抗拒的却是来自女人的诱惑。
这些女子属于城中因战争而改善生活的少数人。从第一支民兵到来，到现在世界各地的青年纷纷来到，她们的生意十分兴隆。需求远远超过供给，尽管和平时期许多女人宁死也不肯出卖身体，但现在有些人饥饿难忍，不得不妥协。
三个女人走进酒吧，弗朗西斯科转过身微笑了。他也一直在看她们。她们带着廉价香水刺鼻的气味，而对于这几位年轻男子，它比格拉纳达漂亮女人身上最好的巴黎香水还要迷人。他们开始谈天，几个女人自称是舞者，也许她们过去的确是。他们点了些酒，继续闲聊，每个人都要大声喊叫，才能盖过其余上百人的声音和手风琴无休止的琴声。琴师不停地从一张桌子来到另一张。占据他们头脑的只有一个念头。不久之后，他们就到几条街外一家破败的妓院里过了一个小时，屈服于廉价白兰地与性爱强有力的麻醉。
第二天早晨，从最深沉的睡眠中醒来后，三个格拉纳达人被派往前线。战争已经在马德里东南的加拉玛打了十天。这就是三个年轻人想去的地方，也是他们此行的缘由。安东尼奥并不畏惧机枪的扫射、炮弹的炸响，以及即将坍塌的房屋低沉的哀鸣。三个格拉纳达人现在正式成为未经训练的民兵部队的成员，他们与这些民兵从南方一起跋涉到这里。共和国已经失去一大部分训练有素的军队，十分欢迎这样自愿参军的战士。激情和无知甚至模糊了对死的恐惧，死亡几乎不会进入他们的头脑。他们与其他战士一起，憧憬着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愉快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