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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19771985年 11(第1页)

“蛊惑民心的政客”这个词语即使没有因为古希腊的政客克里昂而产生,也会因要形容美国参议员丹尼斯·多纳休这个人而被创造:多纳休就是此类人物最突出的代表。他出身于有钱有势的人家,却装模作样经常自称是“普通人家的儿子,是‘土生土长’的平民百姓”。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准确的了。但谎言重复得多了,许多人就会接受下来,信以为真。

这位参议员还喜欢被标榜为“穷苦百姓的发言人,替穷苦之人与压迫者斗争的人”。究竟多纳休在灵魂深处是否真正关怀穷苦人,只有他自己清楚。反正,这类雅号他可以充分利用。

如果国内哪个地方发生了《圣经》所记载的那种大卫对歌利亚式的战斗,只要有新闻价值,多纳休一定会火速赶往现场,嚷嚷着支持大卫们,哪怕有时在明眼人看来,显然是歌利亚有理。他的助手有一次不小心说漏了嘴:“大卫总是多数,到选举时,他们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也许出于同样的理由,多纳休在劳资纠纷中总是支持有组织的劳工,即使劳工的要求过分,他也绝不为资方说话。他早就发现,对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有失业者和工人的场合是肥沃的土壤。因此,在失业率较高的时期,这位参议员不时会和求职者一起出现在职业介绍所门外和失业者攀谈。

他诡称这是“亲自去看看,了解一下失业者的想法”——这高尚的目的,凡是通情达理的人都不能反对。然而有趣的是,新闻界总能了解到这位参议员的动向,电视台人员和新闻摄影记者早已候在那里了。于是,他那张人们熟悉的面孔带着和失业者交谈时关怀备至的神情,就会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中和次日的报纸上出现。

至于其他“平民百姓”的问题,最近收到效果的一个是,这位参议员反对商人乘飞机头等舱可享受税率打折的优待。

他争辩说,如果人们要享受头等舱的特权,就应该自己掏腰包,不能让别的纳税人来贴补他们。于是,他在参院提出议案:为增加税收,对头等舱机票不得打折。但他完全清楚,这个提案肯定会在立法过程中夭折。

在此期间,对此事的报道很多。为使这一蛊惑惹人注意,他自己乘机时总坐经济舱,而每次出发前都向新闻界打招呼。然而,在飞机后部的经济舱中,他比头等舱的乘客受到的照顾还要周到。有一件事他从不公开提起:他大都乘舒适的私人飞机做空中旅行——不是用家族信托基金包的飞机,就是由朋友提供。

从外表看,多纳休矮而壮,胖乎乎的脸使他显得年轻,不像已49岁的人;他的体重虽超过标准但不显得肥胖,自诩“填得厚实倒也舒服”。绝大部分时候,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显得亲切友好,满脸含笑。他的衣饰、发式故意弄得不那么整洁,以符合“平民百姓”的形象。

虽然以客观眼光看来,多纳休是一个投机家。但许多人确实喜欢他,喜欢他的不光是和他一伙的人,甚至还有他的政敌。原因之一是他颇有幽默感,经得起别人开他的玩笑。其次,他是一个好伙伴,和他在一起总是很有趣。

后一个特点使一些女人觉得他很有吸引力。多纳休以善于利用这个特点著称,但是他的婚姻关系稳定,也常在妻子和10多岁的儿女们的陪伴下出现。12月的第一个星期二的上午10点刚过,在参议院的商业道德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多纳休参议员敲响小木槌要大家安静,宣布议程将在他简短致辞后开始。这次会议选了个招摇的地点,在原参议院办公大楼的SR–253室举行。主席和其他参议员坐在高高的U型台子后,面对证人和听众。从三扇大窗户那里可俯瞰参议院的花园和喷泉。室内有个大理石壁炉,哔叽窗帘上面印有美国的国徽。

多纳休照着准备好的稿子开始念了。“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发生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可怕悲剧。据说悲剧所涉及的孩子们的智力和其他正常生理机能受到某种药物的破坏。在我国,那种药前不久还有人开具处方和出售,药名为蒙太尼。”

这位参议员说话有力,派头十足。室内的上百个人都在静悄悄地听;各电视台摄像机的镜头都对准了他。除多纳休外,在座的还有8名参议员,其中5名属于多纳休所在的多数党,其余几人属少数党。

主席的左侧是小组委员会的首席律师、原波士顿的地方检察官斯坦利·乌尔巴赫。参议员座席后面是小组委员会的15名工作人员,有的站着,有的坐着。

多纳休继续说:“此次听证会是要调查这一系列事件的责任,看是否……”

西莉亚被排定为第一个发言的证人,她听着主席以她预想到的言辞在继续其开场白。她坐在一张铺有绿呢台布的桌子前,旁边是她的律师奇尔德斯·昆廷。可敬的昆廷总算被她请来,接受了这个额外的任务。她是这样求他的:“对蒙太尼的情况,眼下没有别人比你更了解,而且我信得过你。”

昆廷关于今天会议的意见明确而直截了当。他坚持要西莉亚做到“尽可能把全部情况老实、清楚、简要地讲出来。别想耍小聪明,也别想驳倒丹尼斯·多纳休”。

昆廷之所以提出后一点,是因为西莉亚打算摆出一件明显的事实:两年多以前,有人认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拖延批准美国引进蒙太尼没有道理,对监督管理局提出了抗议。多纳休曾是抗议者之一,指责拖延一事“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荒谬可笑”。

昆廷坚决反对说:“千万别那样做!首先,多纳休一定还记得他的话;即使不记得,他手下的人也会提醒他,因而他一定已准备好对策。他很可能会说,他受了医药公司宣传之害等。其次,这样做,他会和你结仇,那是极不明智的。”

接着,昆廷向西莉亚概述了一些华盛顿生活中的现实。

“在美国,参议员有很大的权势,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美国总统还略胜一筹,因为他们施展权势不易被察觉。对政府的任何部门,他们都能钻进去搞点儿名堂,只要不过分、不违法就行。政府内外的重要人物也迫不及待地去讨好参议员,即使损害了别人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交易机制。根据这个机制,参议员的权力——既可用来成全人,也可用来祸害人——是最大的交易筹码。因此,要同参议员为敌的人肯定是傻瓜。”

西莉亚记取了昆廷的忠告,告诫自己在同多纳休交锋时要记住这点,尽管对这个人她已感到厌恶。文森特·洛德也陪同西莉亚前来,现在坐在昆廷的另一侧。在西莉亚代表菲尔丁–罗斯发言并受到盘问时,这位研究部主任的唯一任务是根据需要来回答问题。

多纳休结束了开场白,略微停顿后宣布说:“我们的第一个证人是新泽西州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总经理西莉亚·乔丹太太。乔丹太太,你愿意介绍一下你的同事们吗?”

“好的,参议员。”西莉亚以寥寥数语介绍了昆廷和洛德。

多纳休点点头。“昆廷先生我们很熟悉。洛德博士,我们很高兴你能到会。乔丹太太,我想你有个发言,请讲吧。”

西莉亚仍坐在证人席上,对着面前的扩音器讲了起来。

“主席先生及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们:多纳休参议员在几分钟前把那件事正确地称为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悲剧。首先,敝公司谨向这场悲剧中的受害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惋惜和同情。虽然尚缺乏完整的科学证据,而要汇齐这种证据可能要花若干年的时间,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孕妇子宫里的胎儿受到损害,肯定是蒙太尼造成的。只是受害者在整个人口中占的比例很小,而且此种情况难以预见,尽管该药先是在法国等国,后又在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前,都被广泛试验过。”

西莉亚的声音清晰,但调门不高,她故意不讲得铿锵有力。她的讲稿虽经过多人仔细推敲加工,但主要是她和昆廷两人的成果。她发言时没有脱稿,只在适当的地方偶尔加上一两个短语。

“敝公司还想指出:有关蒙太尼的一切事宜——各阶段的试验、分发、报告——都是按法律规定进行的。实际上,当人们对该药产生严重怀疑时,敝公司在法律上并无此种要求的情况下,不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出决定,就主动撤回蒙太尼。”

西莉亚继续讲:“现在,我愿意回头来谈谈蒙太尼在法国原产地的情况。这药是由法国吉伦特化学制药公司研制成功的,这家公司历史悠久,声誉卓著……”

她的发言不仅内容准确,而且不牵涉个人情绪。这种讲法上的确定性,也经过菲尔丁–罗斯总公司以及昆廷在华盛顿的事务所的讨论。

昆廷问过西莉亚:“你打算怎样提你为蒙太尼辞职的事?”

她曾回答:“根本不提。辞职是我个人的事,凭的是直觉和良心。既然我已回来,又代表公司,就只报告公司做的事。”

“那在公司做的所有事情上,你的良心摆在哪里?”

“仍然完好无损,仍然没动地方,”西莉亚断然回答,“他们若问起我辞职的事,我会如实回答。我只是不打算主动提这事;只为让自己的面子好看,我是不提它的。”

西莉亚还提醒昆廷说,她辞职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当时,她就知道这是一个弱点,这也是她没有将辞职之事公之于众的原因。此刻,她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上说:“对蒙太尼的安全性,直到1976年6月接到澳大利亚的一份报告之前,都没有产生过丝毫怀疑。甚至接到后也似乎没有理由为之操心,因为澳大利亚政府的调查……”

她把蒙太尼事件从头开始一步步讲来,讲了40分钟。在结束时,西莉亚说:“敝公司遵照小组委员会传票上的要求,提供了证实我这段发言的各项材料。在其他方面,我们也乐于合作,乐于回答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