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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通纳是1910年进的密苏里大学，那年他十九岁。求学八个春秋后，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拼杀犹酣的时候，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拿到母校的助教职位，此后就在这所大学教书，直到1956年死去。他的职称始终没有升到助理教授以上的级别。修完他的课后记忆犹新的学生寥寥无几。他死后，几位同事向学校图书馆捐赠了一部中世纪的文献手稿，权当对他的纪念。这部书稿也许还能从珍稀古籍典藏库里找到，书上写了段题记：“敬赠密苏里大学图书馆，以缅怀英文系的威廉·斯通纳。诸位同仁谨记。”

如果偶尔有学生碰巧看到这个名字，也许会纳闷威廉·斯通纳是谁，但促使他探究的好奇心顶多止于提个漫不经心的问题。斯通纳活着的时候同事对他并不怎么尊崇，现在几乎绝口不提了。对年纪稍长的同事来说，他的名字意味着让人想起等待大家的那个最后结局；在年纪更轻的听来，这个名字不过是勾起毫无意义的过去的某种声音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共性可以跟他们本人或者自己的职业联系起来。

他于1891年出生在密苏里中部布恩维尔村附近的一家小农场，距离大学所在地哥伦比亚约有四十英里。虽然他出生的时候父母都还很年轻——父亲二十五岁，母亲勉强二十岁——可是，即便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斯通纳都觉得他们老了。父亲三十岁的时候显得像四十岁，因为常年劳作，腰身已经佝偻，经常绝望地盯着年复一年支撑着全家生活的那块贫瘠的土地。母亲对自己的生活还能够耐心对待，好像那不过是她必须要忍受的一段稍微漫长的瞬间。她双眼透着苍白的淡色，模模糊糊，眼睛周围的皱纹，在贴着头顶梳起、后面挽了个髻的稀薄灰发的衬托下，显得更加耀眼。

从自己最早能记得的时候开始，威廉·斯通纳就有很多活儿必须要做。六岁的时候，他就得从那几头瘦骨嶙峋的母牛身上挤奶，把几只猪赶进离屋子不远的圈里，还要到一窝母鸡那里去收鸡蛋。甚至从去距离农场八里路的乡村学校读书开始，从黎明前到天黑后，他的这段时间都要被一两种活儿所占据。十七岁的时候，在农活的重压下，他已经开始驼背。

这是一个孤单的家庭，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全家被逃不掉的辛劳紧紧地束缚在一块儿。黄昏的时候，一家三口坐在那间小厨房里，亮着唯一的那盏油灯，凝视着昏黄的灯焰。经常在这个时候或者晚饭和上床睡觉之间的工夫，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靠背椅里某个身躯单调的活动声，以及在那幢年迈的老房子下面某个木器发出的微弱而柔和的吱呀声。

这幢房子建在一片荒芜的四方形平地上，走廊和门扉附近那些不曾漆刷的木椽已经塌陷。由于长年累月的侵蚀，房子已经带上那片干燥土地的颜色——灰色和褐黄色，中间还夹杂着白色条纹。房子的另外一侧是一条长长的走廊，稀稀落落地点缀着几把靠背椅和若干砍削过的桌子，还有一个厨房，全家有限的相聚时间大部分就是在那里打发的。另一侧是两间卧室，每间里面都摆放着铁制的床架，涂成白色，外加一把靠背椅，一张桌子，上面有一盏灯和一只洗脸盆。地板是没有涂过漆的木块砌成，分布很不均匀，由于老化，有些还开裂了，顺着裂缝，灰尘不断地渗透出来，斯通纳的母亲每天都要清扫。

在学校，他每天都要做功课，差不多也像家务活儿，只是没有农场的那些活儿让人精疲力竭。1910年春天，他读完了高中，心想可以接手多干点田里的活儿；在他看来，父亲好像变得越来越迟钝，那几个月过去后又变得更加疲惫。

可是，那年晚春的一个黄昏，这两个男人给庄稼除了整整一天草，晚饭的碗碟收拾好了后，父亲在厨房跟他交谈起来。

“上星期县里来了个办事的。”

斯通纳从平整地铺在那张圆形餐桌上的红白格子图案的油布上抬起头来，望着父亲。他没说什么。

“那人说他们在哥伦比亚的大学里新设了个学院。他们叫农学院。那人还说你应该去那里。得要四年。”

“四年，”斯通纳说，“要花好多钱吧？”

“你可以自己干活顶住宿和伙食费，”父亲说，“你妈妈的大表哥在哥伦比亚城外不远有个地方。需要买些书和东西。我每月会给你寄上两三美元。”

斯通纳的双手平摊在桌布上，在灯盏亮光的照耀下，桌布闪烁着暗淡的光。他去的最远的地方没有超出过布恩维尔，顶多十五英里远。他尽量抑制着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你想过，这地方，完全靠你自己能应付下来吗？”斯通纳问道。

“你妈和我应该能应付下来。我会在北二十亩那里改种小麦，那会砍掉手工活儿。”

斯通纳望着母亲。“妈呢？”他问道。

母亲用平淡无奇的语调说：“照你爸说的去做吧。”

“你们真的想让我去吗？”他问道，似乎半是希望得到否定的答复。“你们真的想让我去吗？”

父亲在椅子里挪了挪身子。他看着自己粗壮、长满老茧的手指，泥土钻进那些干裂的缝隙，深邃得都不可能洗掉了。他把手指锁在一起，从桌上举起来，那态度几乎像个祷告者。

“说来我从来没有上过什么学，”他说，望着自己的手，“读完六年级后就开始在一家农场干活了。年轻的时候不用上学也能支持。可是现在我就不知道了。就像这土地，一年比一年干枯，干活一年比一年辛苦；不像我还是小孩子时那样肥沃了。县里的人说，他们想到了很多新点子，有很多干活儿的办法，会在大学教给你。他说的可能没错。有时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也会琢磨。”他打住不说了，手指紧紧攥在一起，紧握着的手放在桌上。“我开始琢磨——”他愁眉苦脸地看着自己的手，又摇了摇头，“秋天了你就去上大学吧。你妈妈和我能应付得了。”

这是斯通纳平生听到的父亲说的最长的一次话。那年秋天，他去了哥伦比亚，到大学报到，注册成为农学院的一名新生。

他去哥伦比亚的时候穿着一套崭新的黑色绒面呢正装，是花了妈妈的鸡蛋钱从希尔斯-罗布克公司的产品目录上订的，还带了件父亲的旧大衣，穿了条蓝色的毛哔叽裤子，这条裤子他每月穿一次上布恩维尔的卫理公会教堂，又带了两件衬衣，两件换洗的工作服，二十五美元现金，那是他父亲用秋收的麦子作抵押借来的。他从布恩维尔步行出发，父亲和母亲老早驾着农场那辆驴拉的平板车送过来的。

那是一个燥热的秋日，从布恩维尔到哥伦比亚的路上尘土飞扬；他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有一辆运货马车出现在身旁，司机问他要不要搭一段。他点了点头，然后坐到马车的座位上。他的毛哔叽裤子到膝盖那里都被尘土染成了红色。他那被太阳和风蹂躏成褐色的脸庞，沾满了厚厚的灰尘，路上的尘土和汗水交融在一起。在漫长的车程中，他一个劲儿地用那双笨拙的手拍打着裤子，不断用手指捋着高耸的浅褐色直发，他的头发就是不肯服服帖帖地贴在脑袋上。

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到了哥伦比亚。司机让斯通纳在城郊下了车，指着一群掩映在高高的榆树中的建筑，“你要上的大学到了，”他说，“你要读书的地方就在那里。”

司机驾着马车离开后有那么几分钟，斯通纳站着没动，盯着那片建筑群。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东西。红色的砖墙建筑从一片宽阔的绿色田地向上延伸过去，这片田地不时被石头小径和小块的花园隔断。敬畏之下，他忽然有种从未出现过的安全和静谧感。虽然时间已经不早了，他还是在校园的边角走了很长时间，只是观望着，好像自己无权进去。

天色快黑时他才向一个过路的打听去亚什兰·格雷维尔的方向怎么走，这条路将把他带到吉姆·弗特——母亲的大表哥的农场，他要给这个亲戚干活；天完全黑了他才来到那幢木结构的两层的白房子，他就要在这里住下了。他以前没有见过弗特两口子，这么晚了来见他们，他感觉怪怪的。

两口子只是点了个头算是欢迎他，然后仔细地审视着。过了会儿，斯通纳站在门口过道已经很尴尬的时候，弗特才带他走进一个暗淡的小客厅，里面挤满了裹得严严实实的家具，几张颜色暗淡的桌上放着些小摆设。他都没有坐下来。

“吃晚饭了吗？”弗特问。

“没有，先生。”斯通纳答道。

弗特太太弯着食指朝他勾了勾，然后悄然离开。斯通纳跟着她穿过几个房间，来到厨房。弗特太太示意让他挨着桌边坐下。她端来一壶牛奶，拿来几块方形的冷玉米面包，放在他面前。他喝了口牛奶，可是因为太兴奋，嘴巴很干燥，吃不下面包。

弗特走进房间，站在老婆身旁。他个头挺矮，还不到五英尺三寸，脸很瘦削，鼻子特尖。他老婆比他高四英寸，而且很肥胖；无框眼镜遮住了她的眼睛，薄薄的嘴唇紧闭着。斯通纳喝牛奶的时候，两口子怒气冲冲地看着。

“早上给牲口喂吃的喂水喝，让猪出来休息休息。”弗特吩咐道，语速很快。

斯通纳茫然地看着他。“什么？”

“这就是要你早上干的活儿，”弗特说，“上学之前干完。然后，晚上再喂食，放猪，收鸡蛋，挤奶。有工夫了再劈柴火。周末的时候，我干啥你就帮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