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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斯通纳没有再上课，平生第一次得了场病。是严重而且来历不明的高烧，只持续了一星期。但这场病把他的气力淘空了。他变得异常憔悴，痛苦的是还患上了由此导致的部分听力丧失。整个夏天，他都非常虚弱和无精打采，走几步就好像把精力全部耗光了。他差不多整天都在家里屋子后面那个封闭的小走廊里度过，躺在白天用的那张床上，或者坐在从地下室取上来的那把摇椅里。他盯着窗外或者用木条做的天花板，不时让自己振作起来去厨房吃口东西。

他几乎没有精力跟伊迪丝甚至格蕾斯说话——虽然伊迪丝偶尔走进后屋，心烦意乱地跟他说上几句话，然后又跟他撞进来时一样骤然把他一个人撇在那里。

仲夏的某一天，她有一回说起凯瑟琳。

“我一两天前才听到，”她说，“这么说你的小搭档走了，是吗？”

他使了一把劲儿，把注意力从窗户那儿引开，转过来看着伊迪丝。“是的。”他淡淡地说。

“她叫什么名字来着？”伊迪丝问。“我总是记不住她的名字。”

“凯瑟琳，”他说，“凯瑟琳·德里斯科尔。”

“噢，是叫这名儿，”伊迪丝说，“凯瑟琳·德里斯科尔。瞧，你看清楚了吗？我告诉过你了可不是？我告诉过你，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外面，紧挨着后院篱笆的那棵老榆树里，一只黑白相间的大鸟——喜鹊——开始唧唧喳喳地叫起来。他听着喜鹊呼唤的声音，带着出神的着迷劲儿看着它使劲送出压抑孤独的叫声时张开的尖嘴。

那年夏天，斯通纳骤然老了，所以秋季他回去上课时，有个别学生都没有认出他来，开始还有些意外。他的脸已经瘦削憔悴，瘦骨嶙峋，出现了深深的皱纹。发丛间已经横穿过片片灰色，背驼得更严重了，好像背着一件看不见的重东西。他的声音慢慢有些沙哑和不连贯，已经出现了低着头看人的倾向，所以在他纠结的眉毛下面，那双清澈的灰眼睛显得很锋利，好像总在哀诉着什么。除了学生，他很少跟人说话，现在他回答问题和待人接物总是缺乏耐心，有时还很粗鲁。

他工作起来有一股狗一般的倔强劲儿和毅力，惹得老同事们都觉得好笑，同时又让更年轻的老师非常恼火，这些人像他一样，只教新生的写作。他花好几个小时批改新生的作文，每天都找学生谈话，忠诚地参加系里的所有会议。在这样的会上，他不怎么发言，但发言时又毫无策略或者外交技巧，所以在同事中逐渐落了个粗硬无礼和脾气坏的名声。但是，对年轻的学生，他却温柔和耐心又加，但他要求学生们做的作业量远比他们希望交的要大，而且表现出一种并不针对个人的强硬姿态，这让许多学生很难理解。

同事中形成一个共识——特别是那些更年轻的同事——他是一个“敬业奉献”的老师，这个词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妒忌与蔑视兼而有之。这个人的奉献精神让他看不到教室以及往大里说大学高楼外面发生的任何事物。校园里还流传一些温和的玩笑：在一次系里召开的会上，斯通纳唐突地谈到最近语法教学方面的若干实验，会后，一个年轻助教评论道：“对斯通纳来说，连系是严格限定在动词范围的。”而且对笑声的性质和一些老同事别有意味的互相交换眼神很吃惊。还有一个人说过：“老斯通纳认为WPA就是代表错误的代词先行词。”而且得知他的这句俏皮话风行过一阵子时还很得意。

但是，威廉·斯通纳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没有几个年轻同事能够理解。在他内心深处，在他的记忆深处，是对困苦、饥饿、忍耐和痛苦的知悉。虽然他很少想起早年在布恩维尔农场的经历，但是他的意识边缘却经常会想到自己的血缘传承。这是祖辈给予的传承，而他们过着卑贱、辛苦、坚忍的生活，他们共同的道德信仰就是把自己的脸交给一个严苛不公的世界，而那一张张脸毫无表情，铁硬又荒凉。

虽然他回顾那些时带着明显的无动于衷，但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仍然有所洞察和感知。那十年里，当很多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到带着永恒的冷漠和荒凉，好像在凝视一道深渊，对斯通纳来说，那副表情就像他行走其中的空气一样熟悉，他仿佛看见了从孩提时就熟悉的那种无所不在的绝望的信号。他看到，好人都落入缓慢、绝望的衰落中，当他们对体面生活的憧憬崩溃时，人也随之崩溃。他看着他们漫无目标地在大街上行走，眼睛像破碎的玻璃片般空洞；他看到他们走向后门，带着走向刑场的人才有的那种苦涩的自豪，讨要能让他们继续乞讨所需要的面包。他见识过好多人，他们曾经昂首阔步，很有身份感，因为自己作为在某种意义上不会倒闭的某个机构的终身雇员享有的那点可怜的安全，他们怀着嫉妒和痛恨兼有的感情看着他。对于这些觉悟，他从不声张，可是对这种在很多方面打动他、改变了他、深藏在大众视野之外的共同痛苦的洞悉，以及对这种共同困境毫不声张的伤心，永远不会离他生活的任何时刻太远。

他还想到欧洲的纷扰，犹如一场遥远的噩梦。1936年七月，当佛朗哥反抗西班牙政府而叛乱，希特勒又煽风点火把这场叛乱引向一场大战时，斯通纳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对这种噩梦般的景象感到恶心，从梦中逃进这个世界。那年秋季学期开始时，那些年轻些的助教已经不怎么谈别的事儿了，有些人高调宣示了想参加志愿军的意愿，要为保皇派而战斗，或者去驾驶救护车。第一学期快结束时，他们中有几个人其实已经采取行动，提交了草率的辞职报告。斯通纳想起了戴夫·马斯特思，昔日的失落焕发出新的烈度再次袭来。他又想起阿切尔·斯隆，回忆起将近二十年前，那种渐渐强大到盖过那张喜欢冷嘲热讽的脸的慢性痛苦，以及驱散了那种严峻本身的慢慢腐蚀的绝望——他想，他现在明白了，说来微不足道，斯隆忧虑的某种徒劳感。他已经预见到向前延伸的好多年，知道最坏的东西就要来了。

正如阿切尔·斯隆曾经做的那样，他意识到了把一个人的自我完全托付给这些毫无理性和黑暗的力量纯属徒劳和浪费，这些力量推动着这个世界走向不知的终点。同样，像阿切尔·斯隆不曾做过的那样，斯通纳缩回一点小小的距离来怜悯，来爱，所以，他没有被自己所观察到的那股洪流击着。像在其他危机和绝望时刻一样，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深植在大学这个机构里的审慎的信仰。他心想那虽然没有多少，但知道这是自己拥有的全部了。

1937年夏，他感觉研究和做学问的古老激情再度焕发出来，怀着学者好奇和解脱的充沛精力，这是一种既非青年也不是老衰的状态，他又重返从来不曾背叛过自己的那个唯一的生活。他发现，即使在绝望中，自己都没有太远离那种生活。

那年秋季，他的课程安排尤其糟糕。大一作文四堂课分布在一周的六天里，间隔宽到有好几个小时。在劳曼克思当系主任的那些年，他给斯通纳安排的课表，连刚刚进来的助教接受起来都会很勉强。

在那一学年上第一堂课的那天，斯通纳大清早就坐在办公室，又看着打印得干干净净的课表。昨晚他深夜都还没睡在读关于中世纪传统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最新研究文章。那种兴奋感一直持续到早晨。他看着课表，一股莫名的暗火从心里升起。他凝视了会儿前面的墙壁，又瞥了眼课表，独自点了点头。他扔下课表，把大纲扔进废纸篓里，走到房间角落的文件柜前，拉出最上面的抽屉，随便看了眼里面的牛皮纸袋，然后抽出一个。他迅速浏览了一遍纸袋里的稿纸，这样翻的时候还悄悄吹着口哨。接着，他合上抽屉，把纸袋夹在胳臂底下，走出办公室，穿过校园去上他的第一堂课。

那是幢旧楼，木质地板，只在应急时才当教室用。分配给他的这间教室太小了，无法容纳全部的学生，所以有些男孩只好坐在窗台上或者站着。斯通纳进去时，学生们带着闹不清的别扭感看着他，他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仇家，学生们不知道哪种更糟。

他向学生们道歉说教室太小，还拿注册主任开了个玩笑，并向还站着的学生保证，明天就会有椅子。接着他把文件袋放在破烂不堪的讲稿架上，稿架不规则地摆在讲桌上，然后扫视了一遍眼前的面孔。

他犹豫了片刻，接着说：“买了这门课的教材的同学们，可以把它们还回书店，拿一笔退还赔偿金。我们不会使用大纲里描述的教材——这份大纲，我拿了，你们报名上这门课时都收到了。这门课，我想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讲，这种方法需要你们买两种新教材。”

他转身背对学生，从磨损得很严重的黑板下面的槽里取出一支粉笔，镇定地捏住粉笔停了片刻，听着学生落座时发出的无声的叹息和搅动声，忍受着他们忽然觉得很熟悉的老一套。

斯通纳说：“我们的教材将用——”他把那几个字写出来，尽可能缓慢地读出音——“《中世纪英语诗歌与散文》，卢米斯和威拉德编；还有《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J。W。H。阿特金斯著。”他转过来面向全班同学。“你们会发现书店还没有进到这些书——也许要长达两星期后才会有货。在此期间，我先给你们讲些这门课的内容、目标等背景知识，我也会留些阅读书目，让你们有事可做。”

他停顿了下。许多学生低头对着书桌，辛勤地记着他说的话。还有小部分学生牢牢盯着他看，面带微笑，想显得聪明和心领神会的那种微笑。还有几个毫不掩饰惊讶地看着他。

“这门课的主要内容，”斯通纳说，“在卢米斯和威拉德的选本中都会找到，我们将研究中世纪的诗歌和散文的典范，目的有三个——首先，作为文学作品，它们自身具有的重要意义；其次，作为英语传统中文学风格和方法初始阶段的展示；第三，作为对语篇问题修辞和语法解决方式，而这个即使现在都有某种实用价值和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