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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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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临终前的回忆(第1页)

六月中旬。那是个闷热的天气,城里待不下去了。到处是尘土、石灰、脚手架,晒得滚烫的砖头,被蒸汽污染的空气……不过,听,真叫人高兴!天空响起了雷声,天渐渐地暗了下来;起风了,卷起街道上的一股股尘埃。一些巨大的雨点重重地落在地上,接着仿佛天突然裂开了,城市上空大雨倾盆。半小时后,太阳又出来了,我打开陋室的窗户,挺起疲乏的胸膛,贪婪地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我欣喜若狂,真想抛开笔,抛开所有的工作,也抛开出版商,跑到瓦西里岛上我的朋友们那里去。不过,我虽然受到强烈的诱惑,还是及时克制了自己的冲动,又狂热地投入工作: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完成!这是出版商的要求,否则我就拿不到钱。朋友们在那里等我,不过晚上我就自由了,像风一样完全自由,而今晚的快乐时光将是对我这两天两夜的辛劳的奖赏,——我写了三个半印张。

我的工作终于完成了。我扔下笔,缓缓站起来,我觉得背痛,胸痛,头晕目眩。我知道,我的神经已受到很大的损害,我仿佛又听到了我的老医生最近对我说的话:“再好的身体也受不了这样紧张的工作,因为这是无法忍受的!”不过现在看来,这还是可以忍受的呀!我的头发晕,几乎站不住,但是我的心里洋溢着无限的喜悦之情。我的小说完成了。虽然我还欠出版商很多钱,但是他眼看拿到了这本书,还是多少会付给我一些钱的,——哪怕是五十卢布吧,而我很久以来就没有看到手里有这么多钱了。自由和金钱!……我兴高采烈地拿起帽子,把手稿夹在腋下,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我要赶在我最亲爱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还在家里的时候碰到他。

我碰到了他,不过他已经到了门口。他刚才也做了一笔与文学无关,却非常有利的交易。他和一个肤色黝黑的犹太人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了两个小时,终于把他送了出来。看到我,便客气地向我伸出手来,用柔和亲切的男低音向我问好。这是一位极善良的人,我,说真的,在很多方面多亏他的帮助。在文学界他一辈子都只是一个出版商,但这有什么错呢?他明白,文学需要出版商,而且他看得很准,很及时;他理应得到荣誉,受到尊敬,不言而喻,这是出版商的荣誉。

他愉快地笑了,因为他知道我的小说完成了,下一期杂志的主要栏目也就有了保障。他觉得奇怪,我居然能够完成,并且亲切地讲了两句挖苦我的俏皮话。然后他走到自己的铁箱子跟前,拿出答应给我的五十卢布,同时递给我一本厚厚的抱敌意的杂志,把批评栏里的几行文字指给我看,那里有几句话涉及我最近的一部小说。

我一看,这是一位“文抄公”的文章。他没有骂我,也没有恭维我,我也就很满意了。不过“文抄公”顺便提到,我的作品总是“有一股汗味”,意思是说,我写作时汗流浃背,费尽心机,不断修饰润色,使作品散发出叫人腻味的匠气。

我和出版商都大笑起来。我告诉他,我的上一部小说是用两个通宵写成的,这一次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写了三个半印张,——但愿指责我过分雕琢,进展迟缓的“文抄公”了解这一点!

“这都怪您自己不好,伊万·彼得罗维奇。为什么您迟迟不肯动笔,以致不得不熬夜工作呢?”

当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是个大好人,不过他有一个特殊的嗜好,喜欢在据他看来深知其底细的人面前吹嘘他的文学见解。但是我不想和他讨论文学,收到钱就拿起帽子准备走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要到他在岛上的别墅去,听说我要去瓦西里岛,便好心地邀请我乘他的马车同行。

“我有一辆新的四轮轿式马车,您还没有看到过吧?非常漂亮。”

我们走下门前的台阶。马车的确非常漂亮,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拥有这辆马车的初期感到非常满意,甚至有一种内心的渴望,想用它“顺路”捎上自己的熟人。

在马车上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又有好几次讨论起现代文学。他在我面前毫不忸怩、从容不迫地重复着别人的各种观点,这都是他在最近几天从他所信任并尊重其见解的文学家那里听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所推崇的有时竟然是非常奇怪的论调。有时他会把别人的见解搞错了,或者用错了地方,结果是胡诌一通。我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对人类贪欲之多、之奇深感惊讶。“就说这个人吧,”我暗自在想,“他很可以一门心思地去攒钱;不,他还想要名望,文学家的名望,优秀出版家、批评家的名望!”

此刻他正在竭力详细地向我阐述一种文艺思想,这是他在三天前从我本人这儿听到的,他曾表示反对,就在三天前还和我争论过,现在却把它当作自己的思想向我宣扬。不过,他如此健忘是常有的事,他的这个无可厚非的弱点在熟人当中是众所周知的。现在他在自己的马车里高谈阔论,他是多么愉快,多么得意,多么安然自在啊!他在谈论深奥的文艺问题,甚至他那柔和得体的男低音也给人以学识渊博的印象。渐渐地他开始自由发挥,提出了一种无可厚非的怀疑论观点,认为在我国,而且不论在哪个国家,文学界谁也不会具有正直谦虚的美德,只会“互相泼污水”,尤其是在书刊征订开始的时候。我暗自觉得,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甚至有一种倾向,就是他对于任何一位正直真诚的文学家,就因为他正直、真诚而把他看作傻子,至少也是看作糊涂虫。不言而喻,这种见解是直接来自于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过分天真。

不过我已经不再听下去了。到了瓦西里岛,我下车就跑去见我的朋友们。转眼我就到了十三道街,他们的小屋就在眼前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看到我,就伸出一根手指发出警告,对我双手直摇,还发出嘘声,让我小声点儿。

“涅莉刚刚睡着,可怜的孩子!”她连忙压低嗓门对我说,“千万不要把她闹醒了!小宝贝的身子真是太虚弱了。我们都在为她担心。医生说,暂时还不要紧。可您的这位医生能说出什么正经呢!您太不像话了吧,伊万·彼得罗维奇?大家都在等您呢,等您来吃午饭……您有两天没有来啦!……”

“不过我三天前就说过,这两天我来不了,”我对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低声说道。“我得把工作做好……”

“可你答应今天来吃午饭的呀!怎么没有来呢?涅莉,我的小天使,特意从小床上起来,我们让她坐在安乐椅上,把她抬到餐桌跟前,她说:‘我想跟你们一起等瓦尼亚,’可我们的瓦尼亚却没有来。快到六点啦!你在哪里逛到现在呀?您可真淘气!您让她好伤心,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安慰她才好……还好,她睡着了,可怜的小宝贝。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又到城里去了(他回来吃下午茶),只有我在这里忙来忙去……他的差使嘛,伊万·彼得罗维奇,有着落了,可我一想到要去彼尔姆,心就凉了……”

“娜达莎呢?”

“在小花园里,闺女在小花园里!您去吧……不知怎么,她也怪怪的……我简直不明白……唉,伊万·彼得罗维奇,我心里好难受!她说她很愉快,很知足,可我不信……你去找她吧,瓦尼亚,以后再悄悄地告诉我,她是怎么了……好吗?”

可是我已经不理会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了,立即往小花园跑去。小花园附属于这幢房子,长、宽各有二十五步,满园青翠。园中有三棵高大的枝繁叶茂的古树,几株幼小的白桦,几丛紫丁香和金银花,有一片悬钩子,两畦草莓,两条蜿蜒的小径纵横其间。老头子对小花园赞叹不已,还说不久就会长出蘑菇来。涅莉爱上了这个园子,人们常常用圈椅把她抬到花园的小径上,涅莉现在成了全家的宠儿。我看到娜达莎了,她愉快地伸着手向我迎上来。她瘦多了,脸色好苍白!她也是大病初愈。

“全都完成了吗,瓦尼亚?”她问我。

“完成了,完成了!我整晚都有空啦。”

“那太好了!紧赶慢赶,累坏了吧?”

“不干不行哪!不过不要紧。这样紧张的工作使我的神经特别兴奋。我的想象更鲜明、更活跃,感受更深刻,甚至文不加点,所以紧张地工作效果更好。一切都很如意……”

“唉,瓦尼亚,瓦尼亚!”

我发觉,娜达莎近来对我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声誉极为关注。这一年来凡是我写的东西,她无所不读,时常询问我今后的计划,对所有关于我的评论都很感兴趣,对某些批评表示气愤,而且希望我对自己在文学上的造诣一定要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她的愿望表现得如此强烈而执著,甚至使我对她现在的这种倾向感到吃惊。

“你只会弄得文思枯竭,瓦尼亚,”她说,“你这样日夜强迫自己写,有一天会文思枯竭的,而且还会搞坏了身体。你看C,他每两年才写一个中篇,再看N,花了十年工夫,只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时间虽然长些,却是精雕细刻!你找不到一点马虎的地方。”

“是呀,他们都衣食无忧,写作不受时间的限制,而我却是驿站上的疲于奔命的老马!咳,这都是废话!不谈了吧,我的朋友。告诉我,有什么新鲜事吗?”

“有很多呢。首先是,他来信了。”

“他还在给你写信?”

“还在写。”于是她把阿辽沙的信递给我。这已经是别后的第三封信了。第一封信他还是在莫斯科写的,当时的情绪似乎很激动。他说,看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按临别前的计划从莫斯科回彼得堡了。他在第二封信里急忙通知说,他日内即将返回,以便及早与娜达莎成婚,他说这一点已经定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可是从全信的语气来看,他显然处于绝望之中,别人的影响给他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致他自己也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他顺便提到,卡佳是他的天使,只有她在安慰他,支持他。我赶紧拆开他现在的这第三封信。

这封信共有两页,写得语无伦次,字迹潦草,信纸上洒满了墨水和泪水。一开头阿辽沙就表示要与娜达莎脱离关系,劝她把自己忘掉。他竭力证明,他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外部的敌对势力太强,而且这样也好:他们在一起彼此都不会幸福,因为他们不是相配的一对。但是他按捺不住,突然抛开自己的推理和论证,也没有撕掉信的前半部就接着表白,他对不起娜达莎,说他是个失败者,没有力量反抗赶到乡下来的父亲的愿望。他写道,他无法形容自己内心的痛苦;他又顺便表白,他自信有能力给娜达莎带来幸福,又突然开始证明,他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顽强而愤怒地反驳他父亲的说法;他在绝望中描绘了他俩,他和娜达莎,一生幸福的情景,如果他们结合的话,他诅咒自己的懦怯,于是——向她诀别!他写信时很痛苦,看来是忘乎所以才这样写的,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娜达莎又把卡佳写来的信递给我。这信和阿辽沙的信是放在同一个信封里捎来的,不过单独封了口。卡佳的信很短,只有寥寥数行,她说阿辽沙确实很伤心,常哭,似乎很绝望,甚至身体有些不适,不过她和他在一起,他会幸福的。此外,卡佳竭力向娜达莎解释,请她不要以为,阿辽沙很快就能不再悲伤,不要以为他的悲伤不是出自内心。“他永远不会忘记您,”卡佳补充道,“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忘记您,因为他不是这种人;他无限爱您,永远都会爱您,不管什么时候,要是他不再爱您了,要是他提起您不再怀念了,那么我立刻就会因此而不再爱他……”

我把两封信还给了娜达莎;我们彼此看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在接到前两封信时也是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总是避免谈到往事,好像我们有过约定似的。她痛苦至极,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但是她对我也不愿表露。回到父母身边以后,她身罹热病,卧床三个星期,现在才刚刚痊愈。我们甚至很少谈起不久就要发生的变化,虽然她也知道,老头子有了差使,我们分别在即。尽管如此,她在这个时期对我是那么温柔体贴,对与我有关的一切是那么关注;我的一些情况是应当告诉她的,她总是那么专注地倾听,起初我甚至很不好受:我觉得她是为了往事,想对我有所补偿。然而这种不快不久就烟消云散:我明白了,她对我是另有一番情意,她干脆就是爱着我,她的爱是无限的,没有我,不关心我的一切,她就不能生活,我想,没有一个妹妹会像娜达莎爱我那样爱她的兄长。我很清楚,我们面临的离别使她心情沉重,她也知道,我也不能没有她;但是我们却只字不提,虽然我们对即将发生的种种事情谈得很详细……

我问起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

“我想,他很快就要回来了,”娜达莎回答,“他答应回来喝下午茶。”

“他还在忙着谋差使吗?”

“是呀;不过,差使现在是肯定会有的;他似乎没有必要在今天出去奔走,”她若有所思地补充道,“明天去也行的。”

“那为什么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