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得出结论 还有机会（第1页）
一点过后，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了，费玛坐上特德为他叫来的出租车往回赶，途中，费玛想起父亲上一次对他住所的造访。是两天前呢，或者就是昨天上午呢?他在想老人如何一开始说的是尼采，到最后却说上了俄国的铁路，那俄国的铁轨造得就是怪，侵略者就是用不上。父亲当时究竟想要对他说什么呢?费玛这会儿觉得，老人当时和他的谈话事实上是围绕着某个观点在打转转，他只是无法直接表达或者不敢直接表达罢了。他说了那么多故事，阐发了那么多寓意，还有他那些哥萨克人和印度人，可费玛就是没有注意到他一直在抱怨空气不够。但父亲从不谈论他身体状况欠佳，除非拿他的背痛讲讲那些他通常所说的俏皮话。此刻，费玛想起了他的气喘，想起了他的咳嗽，想起了可能是从他喉咙里或者是从他胸口中发出的吹口哨般的声音。要走的时候，老人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可你根本不想听。现在，他自言自语地说：可你竟然想就赫茨尔和印度跟他吵一吵。他说了那一通幽默、智慧的妙语究竟要暗示什么呢?还有，他的告别总是具有史诗般的特点。如果他要到小餐馆坐上半小时，他就祝你的生活充满意义。如果他去买一份报纸，他就会提醒你不要浪费生命的宝贵财富。他这次到底要说什么呢?你没有弄懂。你当时沉浸在占领地胜利的喜悦之中。就跟往常一样。你以为，只要能在辩论中占上风，那么和平的种种障碍就会被清除，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就跟你很小的时候一样，一个尖刻的孩子，最强烈不过的愿望就是捉住大人的错误或者口误。和大人辩论时获得胜利，迫使对方挂起白旗。家中有来访的客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如果使用了“大多数当中的大多数”这样的表达法，你就会乐不可支地插进来，说什么“大多数当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只代表百分之二十五点一，换句话说，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假如你父亲说本·古里安是一个驽钝的演讲者，你就会指出，如果他驽钝，他就不可能尖利。昨天他来看你的时候，他那赞礼员般的男高音好几次都由于喘不上气给憋住了。的确，他是个喋喋不休的老家伙，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惹人厌烦的人，一个情场老手，还有，他还是那种极度自以为是的、让人怒不可遏的政治盲的受害者。但是，他用自己的方式表明他是一个慷慨大方、心地善良的人。他在对你的爱情生活说三道四并试图操办你整个一生的时候也把钱塞进你的口袋。而且，如果没有他，你现在会在哪里呢?
出租车在赫茨尔山交叉口的红灯前停下来。司机说：
“外面冷得很。我车上的采暖设备坏了。该死的交通信号灯又不起作用。整个国家简直是他妈的一团混乱。”
费玛说：
“何必要夸张呢?在这个世界上或许还有二十五个国家比我们要有样子，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另外的一百多个国家里，如果你胆敢这样说话，你会被枪毙的。”
司机说：
“外邦人应该被烧死，他们所有的人。他们全都卑鄙无耻。他们憎恨我们。”
湿漉漉的路面上晃动着奇异的灯光。一缕缕雾蔼在黑漆漆的楼群周围飘荡着。最靠近眼前的雾霭同交叉口处强烈的橘黄色的街灯亮光碰到一起，形成了鬼火般的亮光。费玛想：这必定是神秘主义著作所称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光亮”。这个古老的阿拉米语[1]表达法突然让他感到头晕目眩。好像这个说法来自那里，来自另外的世界。没有一辆车从身旁开过。看不见一个亮灯的窗口。沉闷的柏油，街灯的强光，笼罩在雨中就好像所有大门都永远关闭上了的朦朦胧胧的松树，所有这些都在费玛心里激起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仿佛他自己的生命也在外面这冰冷的雾霭中越来越暗，以致要最终熄灭。好像在附近一座湿漉漉的墙壁背后有一个人就要断气了。
司机说：
“今天晚上真他妈的倒霉透了！这些该死的信号灯就是换不过来。”
费玛安慰他说：
“着什么急呢?我们就在这儿再等上一两分钟吧。不用着急：我正在付钱呢。”
妈妈死于脑溢血的那年，费玛十岁。一贯急躁的巴鲁赫·农贝格同以往一样，连一个星期都没有等满：葬礼之后的周末，他把她的所有遗物都抛进木箱子里，包括所有的衣服、鞋子和书籍，还有她那个镶着俄罗斯圆镜的梳妆台、绣着她姓名首字母的床单和枕套，然后急急忙忙地把这些东西都捐给了塔勒比耶的麻风病人收容所。他抹去了她全部的生存痕迹，好像她的死亡是一种背叛行为。好像她是和另一个男人私奔了。可他也确实将她离校就业时的那张照片放大了，挂在餐具柜的上方。于是这些年来，她就带着渴望又怀疑的笑容和一双羞怯地低垂着的眼睛，从餐具柜的上面俯视着他们俩，好像她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为所犯的错误在那里忏悔。葬礼之后，巴鲁赫立即着手儿子的教育问题。他对儿子严格要求，但偶尔也马虎一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做一些情感姿态，展示他那像暴君一样的好脾气。每天早晨，他都要逐一检查费玛书包里的练习本。每天晚上，他又将双臂抱在胸前，就那么站在盥洗室里，看费玛刷牙。他强行给费玛请了家教，分别给孩子上数学、英语，甚至讲犹太传统。偶尔，他还会采用你觉察不出的手段，把费玛的一个同班同学贿赂到家里来，让他和费玛一起玩耍，以免自己的孩子过于孤单。然而遗憾的是，他常常习惯性地参与他们的游戏，甚至在为了教育的原因他原本打算失败的时候却偏偏情不自禁而忘乎所以，在那里为自己的胜利欢呼。费玛现在还在使用的宽大的书桌就是他当年为费玛购买的。冬天也好，夏天也好，他都逼迫小男孩穿上过于暖和的衣服。那些年里，家里的那个俄国式电茶炊总是开着，在那里冒着热腾腾的蒸气，直到凌晨一两点钟。总在一定年龄的那些文雅的离婚妇女和有教养的寡妇不断地到他们家做客，一谈就是五个小时。甚至在睡梦中费玛都能听到客厅里传来的浓重的斯拉夫语方言，偶尔还被大笑声、哭泣声和二重唱所打断。就像抓住他的头发拖着他一样，父亲强暴地把懒散的费玛从一个课堂拽到另一个课堂。他没收了他全部的课外读物，以便让他专心看课本。他让费玛从初级入学考试一直参加到高级入学考试。他毫不犹豫地激活了一张名副其实的关系网，使得他的儿子最终没有在作战小分队服兵役，而是为他在耶路撒冷的施内勒尔兵营安排了一个负责文化活动的工作。为国家服完兵役后，费玛对参加商船队的可能性发生了兴趣，至少是在商船队里待上一两年。他被海洋迷住了。但父亲否决了这种可能性，强迫他学习商务管理，目的是让他在将来经营他的化妆品公司。只是在一场艰苦的消耗战之后他们才达成了妥协，那就是学习历史。当费玛在文学学位考试中取得一等成绩时，兴高采烈的父亲立即决定送他进一所著名的英国大学继续深造。可费玛进行了反抗，他坠入了爱河，又一次坠入了爱河，他的“公羊年”爆发了，学业也就被耽搁下来。是巴鲁赫把他从一个接一个的羁绊中解救出来，把他从直布罗陀解救出来，把他从马耳他解救出来，甚至把他从军事监狱里解救出来。他说：“女人，需要的，绝对需要的，但只是为了寻找快乐的，而不是用作自我毁灭的目的。从某些方面来说，埃弗雷姆，女人和我们男人没什么两样；但从其他方面来说，男人和女人又是截然不同的。至于哪些方面一样，哪些方面又不一样——这是我正在研究的问题。”
是他买下了约韦勒村的那套公寓。在经过仔细考察之后，是他淘汰了另外两位候选人，一位是来自海法的伊利亚·阿夫拉瓦纳尔，那个看上去就像一幅古画中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姑娘；另一位是美丽的利亚特·西尔金，她曾在希腊北部群山中和费玛同寝一个睡袋，让费玛度过了许多甜美的夜晚，最后，父亲让费玛和约珥结婚。而且，当一切都无法挽救了，为两人安排离婚事宜的也是他。甚至那件袖子上带陷阱的大衣也是他从前穿过的。
费玛还隐隐约约地记得老人最喜欢讲述的趣闻之一，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哈西德派圣徒和一个臭名昭著的拦路强盗之间的故事，他们相互交换了外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相互交换了身份，于是产生了许多既悲又喜的故事。可是，相对其外在意义来说，父亲认为这个故事的真正寓意是什么呢?他竭力回想着，但他的脑海里只是稍纵即逝地闪现了一下一个路边客栈，客栈是用粗劈的木梁搭成的，在乌克兰一个一片黑暗、狂风肆虐、冰雪覆盖的平原中央，狼群在附近嗥叫着。
司机说：
“真他妈的见鬼！我们就应该在这里坐到天亮吗?”
说着，他用脚一踩油门，闯过红灯，然后，就好像为了弥补自己和费玛所损失的时间似的，他一边发疯般地奔驰在一条又一条空旷的街道上，一边抄近道，刹车于是嘎吱嘎吱叫个不停。费玛说：
“你这叫什么呢，六分钟战争?”
司机说：
“诚心所愿，阿门。”
明天，费玛打定主意，我上午第一件事就是要把他送到医院做体检。如果有必要还得采用武力。这种口哨声倒是新现象。除非他又在扩展他的招数，在那里滑稽地模仿火车的叫声，给他的铁路故事拟音。除非只是因为轻感冒，只是因为我正在失去分寸感。不过，我从来就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我又怎能失去呢?他既没有失去分寸感，也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首先，我应该给茨维打个电话。他哥哥是斯科普斯山上哈达萨医院的一位会诊医师。要尽力给他安排一个单人病房以及所有必不可少的豪华小设备。这个顽固的修正主义分子太倔了，他甚至连“医院”这个词都不愿听见。他会像维苏威火山一样爆发起来。事实上，干吗不先请约珥来软化软化他呢?他向来就宠爱她。称之为“怜悯”。或许是他认定迪米是他孙子的缘故。就和他认定印度是阿拉伯国家、克罗克马尔遇见了尼采一样，就和他认定我原本可以成为汤因比[2]一样，就和他认定我是个精神错乱的普希金一样。这都是拒绝面对现实、拒绝逼视现实的人所犯的典型的荒唐错误。
当“逼视”这个词闪过他的脑际，费玛突然想起了那只狗，它睡在黑漆漆的干河里，正在那里流血，很快就要死了。他在脑海里看到了一幅逼真的画面：这个垂死的生灵身上裂开的伤口正在那里渗出最后一滴血，它最后的一阵痉挛。刹那间，他茅塞顿开，他意识到这种恐惧是占领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所造成的结果。
“我们得谋求和平。”费玛对司机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不认为我们应该为此做出努力并与他们开始谈判吗?谈判有什么恐惧的呢?谈判又杀不死人。不管怎么说，在谈判方面我们比他们要强上一千倍。”
司机说：
“我们应该趁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杀死他们。不能让他们抬头。让他们诅咒他们疯狂得竟然想和我们对抗的那一天。这就是你家的房子吗?”
费玛一下子慌了，因为他不敢肯定自己的口袋里还有没有足够的钞票来支付车费。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身份证押在司机那儿，明天上午再到出租车公司付费。可要是能找到身份证就好了。不过，特德·托拜厄斯事先就预见到这种局面，已经为他支付过车费了。费玛谢过司机，祝他好运，临下车的时候又问他：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认为我们这样相互残杀还应该持续多久?”
司机说：
“再过一百年，如果有必要的话。在《圣经》时代就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并没有和平之类的东西可言。要么，他们在我们上面，我们在他们下面；要么，他们在下面，我们坐在他们身上。或许等弥赛亚[3]降临的时候，弥赛亚会指明双方应该所处的位置。晚安，先生。没必要为他们伤心。当犹太人开始为彼此感到伤心了，那这个国家可就好了。这才是我们的问题。”
在门厅里，靠近楼梯底部，费玛看见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正一动不动地坐在信箱下面，蜷缩在一件厚重的大氅里。费玛吓得差点儿转身就跑，去追赶那辆出租车，可是出租车已左弯右拐地掉过头，朝街道远处开走了。有那么一会儿，他在揣摩着这个不幸的人可能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他就坐在这里，等待天空破晓，因为他丢了自己公寓房门的钥匙。接着，他把这种想法归咎于自己过度疲劳的缘故：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人，只是一堆卷起来的破床垫罢了，想必是一个邻居扔在那儿的。但他还是打开电灯，在几只口袋里发疯似的搜索起来，终于找到了要找的钥匙。信箱里露出了一张报纸，要么就是一封信，但他决定等到早晨再拿。如果不是这么疲惫不堪、这么昏昏沉沉的话，如果不是这么晚的话，他是不会就这般轻易放弃的。他绝不应该就那样放他过去的。他应该用令人信服的论据让司机改变观点，同时自己还要镇定自若、心平气和，这样做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因为毒害而引起的冷酷和恐惧的最底层必定潜伏着一丝理性的微光。我们应该相信，只要深入挖掘，把深埋在瓦砾下面的善良拯救出来还是有可能的。还是有机会来改变一些人的思想并在这里翻开新篇章的。无论如何，我们有责任继续努力。我们绝不应该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