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第一次审判（第1页）
这些日子以来，我听到了当地民众对德·玛瑞尼案件的不满，特别是那些拿骚的土著人，这种不满的情绪差点促使他们去冲击监狱。可在这个七月末的炎热的星期二上午，在殖民地最高法院外的广场上，形形色色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有市场上卖草帽的小贩，也有海滨大道上那些大店铺的老板。他们都像过节一样地充满了激动的情绪，好像是在剧院外正等着将上演的好戏，而不是站在一个法院的大门外。
在法院里，正上演的“好戏”是德·玛瑞尼的初审判决。他站在被告席上，在他的对面，一个穿着黑色制服，戴着一顶粉迹斑斑的假发，面容阴沉的法官正在朗读对被告的起诉。德·玛瑞尼的罪名是“故意并非法地”导致了哈利·欧克斯先生的死亡。
弗来迪穿着一件保守的褐色双排扣上衣，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甚至有些泛青。他正用拇指把玩着那条色彩斑斓的领带，用领带的头儿刮着鼻子，流露着自信。
“你的全名叫什么？”法官在审判桌后问他。
“玛瑞·弗来迪·福克阿科斯·德·玛瑞尼。”弗来迪一字一句地对法官说。
“我是原告的代言人。”一个拖着长腔的嗓音在法院的大厅响起，引起了嗡嗡的共鸣声。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从律师席后站起身，他穿着黑色的长袍、戴着假发。那清楚的措辞和纯粹的英国口音与他那非洲人的面孔及黑色的皮肤极不相称，却又绝妙地融合在一起。他就是阿德雷，拿骚最著名的律师。他从未在任何一件谋杀案中败诉，现在是弗来迪这起案件的原告律师。
“我是被告的律师。”黑格斯站起来说。他那强壮的、运动员的骨架似乎在与原告律师比试着什么。他微笑着，笑容充满了自信。
两个穿着装饰琐碎的制服的警官正站在囚笼外，手洋洋得意地摩挲着挂在腰间皮带上的长剑的穗子，做出一副认真守卫囚笼的样子。那是个木制的囚笼，有六英尺长、五英尺高。弗来边坐在里面的木制长椅上，一扇铁门把他和外面广阔的世界隔绝了。
如果你是面朝法官站着，那这个笼子就在法庭的左侧，它的对面是陪审团（因为是初审，现在那儿空无一人）。
能容纳一百五十个人的座位挤得满满的，听众大多数是白人。他们的黑人男仆在天亮之前就来这里给老板排队占座儿了。南希并不在场，一会儿，她将作为证人出庭。这一刻，我坐在前排，当她的耳目。
法庭上最靠近观众席的地方，即在栏杆和辩护律师之间，塞进了两张桌子。哈利那律师和那两个迈阿密警察坐在那儿，以便解答新闻界的提问。《战地新闻》为这场有趣的案件留出了很大的版面；来自纽约、伦敦和多伦多的新闻记者与拿骚本地的新闻记者坐在一起；国际新闻联合会以及新闻记者协会也派代表出席了。吉米·克卡林代表《国际新闻动向》坐在这里，他紧挨着厄尔·加登，而厄尔正在和我轻声地交谈着。
“你是在回避我吗，黑勒？”这个矮小而活跃的侦探小说作家问我。“是的。”我答道。
他尖刻地笑了笑，继续问道：“阿德雷会反复询问原告的证人吗？”
“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询问呢？”
厄尔那圆圆的脸上挤出一丝干笑，眼睛在金丝边眼镜后烁烁发光，“噢，原告有责任提供证据。通常，在这样的初审中，英国辩护律师不喜欢问太多问题。”
“我个人的愿望是，我希望阿德雷拿着短斧或喷雾枪在克里斯蒂身后追赶他。”
我又一次使他大笑了起来。而后，九点三十分，要开庭了。现在，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只有律师和法官低沉的声音主宰着整个法庭。而那些貌似犹豫不决的证人们，正在以一项项事例，把死亡的绳索一点点向德·玛瑞尼的脖子上套去。在这闷热得不透气的法庭上，只有苍蝇的嗡嗡声和从窗外偶尔传来的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才带来了一点生机。阿德雷正神态自若地按法庭的正常程序，以案发当天上午为线索，对证人展开提问。
首先出场的证人是皇家警察绘图员，他绘制了案发现场的地形。继而，皇家警察摄影师把放大的死者照片挂在了一个画架上，照片就像一件残忍的艺术品，让观众席上的人们看了不禁一片唏嘘。法医奎克巴士是个四十多岁，冷漠、整洁的小男人，看起来并不像他的职业所应有的那么勇敢。他向大家描述了七月八日上午在案发现场所见到的情形，以及在法医检验室所见到的那些可怕的细节：在哈利先生的头颅后，有四处伤口，都是直径像铅笔一样粗细的小洞，穿透了哈利先生的头颅。他在描述中忽略了自己在看到那些伤口时的第一反应，他没说觉得那是枪伤。在陈述尸体解剖时，这位法医提到“把睡帽从死者头上拿开时，喷涌出大量的鲜血，”而且“好像头颅是被轻微撞伤的，在这之前没有流血。”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子弹在穿破头骨的过程中力量减弱了，我想它们大概现在还留在哈利先生的头颅里。这一定是检查时没有发现，但也永远不会被发现了，因为哈利先生现在正在缅因州一个有六英尺高的棺材里安眠着。法医还说：“在哈利先生的胃里，有大约四盎司的颜色微暗的粘稠液体，没有确定是什么物质。”哈利先生是被人下毒了吗，或是被人用药物麻醉了？
我从兜里拿出了记事本，把这条证据记下了。在我记录的时候，一位迷人的女性站了起来，她就是那个“风流女人”。她把自己描述成“从英国战场撤离的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我却觉得她是一个成熟的、金发碧眼的美人，在那身合体的衣着和帽子的衬托下，体形极为完美。如果她就是哈罗德·克里斯蒂的情妇话，那么，那个癞蛤蟆是个多么幸运的人呀！
她的证词是，当天下午她和哈博德打网球，然后与哈罗德·克里斯蒂以及哈利·欧克斯先生在西苑共进晚餐。这并没给案情带来什么进展。她只是把案发当天的情况简单化地列了个表。
下面出庭作证的美人是金发碧眼的桃乐莤·克拉克和皮肤微黑的珍妮·爱斯丽，她们就是弗来迪在雨夜中护送回家的那两个飞行员的妻子。在新衣服和新帽子的装扮下，她们显得极为美丽。两位女士心情迫切而又十分精确地证实了，弗来迪在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在自己的家里。我没有被法庭传唤作证。我现在站在弗来迪的营地上，似乎还不用我出面，把跟踪他那莫须有的情人的事说出来。也许，我该站出来，向法庭证实，在七月七日那天晚上，德·玛瑞尼的行为根本不像一个要结束自己的美好生活，准备去做谋杀犯的人。
那两位美人的证词没有给弗来迪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毕竟，她们所说的和弗来迪自己陈述的相符。糟糕的是警官温得·派克的证词，他说，在七月八日上午七点半，德·玛瑞尼来到警察局，要为他的养鸡场登记购买一辆卡车。
“他来的时候十分兴奋，”那个警官说，“他的眼睛甚至都兴奋得有点突出。”
在囚笼里，德·玛瑞尼的眼睛现在也突出了出来，似乎是在为这个愚蠢的证词感到气愤。可我知道，陪审团会认为他在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就很焦虑、兴奋地出现在警察局，是因为他在紧张哈利先生的尸体有没有被人发现。
下一个证人是我十分熟悉的玛乔丽·布里斯托尔，她穿着红、白相间的花朵一般的裙子，美丽而又脆弱地站在证人席上。她挺拔地站立着，没有斜靠在护栏上，简单而又明了地讲述了自己的见闻：在那天晚上，为哈利先生准备好睡衣，挂上蚊帐；第二天早上，听见了克里斯蒂的尖叫声。
黑格斯站起来，打破了英国律师在法庭上的僵硬教条，简明扼要地询问起玛乔丽来。
“布里斯托尔小姐，你说过你曾在哈利先生的卧房里放了一瓶杀虫剂吧？”
“是的，先生。”
“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哈利先生让我把杀虫剂放在屋里。”“当时在瓶里还有多少杀虫剂？”
“嗯，我前一天晚上把它添满的。”“当天你用过它吗？”“用过，但我必须说明的是，杀虫剂只剩下了半瓶。”
“谢谢你，我没有其它问题了。”她从我身边走过，我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下。我冲她笑了，可她却躲开了我的笑容，扬起了下巴。天花板上的两台吊扇无力地拍打着沉闷的空气，法庭和观众席上随处可见正呼呼旋转的小电扇，可我穿在外衣里的衬衫，还是像捕蝇纸一样地粘住了我的皮肤。下两个证人是两个本地的警官，他们佩带着很多勋章，站在证人席上，冷漠得就像一杯冰奶昔。
这两个人说的大体相同。他们是在尸体被发现后在西苑站岗的，二人的语调都怪怪的。他们的证词对德·玛瑞尼来说却是十分糟糕的。
他们都说：“我在下午三点半看见了德·玛瑞尼和麦尔岑在楼下。”
那是指七月九日。在那天上午，那个被烧焦的中国屏风从哈利先生的卧室里抬了出来，放到了大厅上。而那两个迈阿密警察对房间进行了指纹方面的检查。
“当时，贝克警官刚好做完指纹检查。”他们说。在新闻采访桌后，厄尔皱着眉。正瞪着我，我也以同样的表情回答了他。我们都感到问题被提到了桌面上。弗来迪在他的囚笼里也皱着眉，缓慢地摇了摇头。
在午餐休息时间，我和南希以及她的朋友迪安娜夫人坐在大英帝国殖民地旅馆的餐厅里。当我把那些男、女证人的证词向她们转述时，南希也是痛苦而缓慢地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