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第1页）

在德国人后方，哪怕是最糊涂的人，对战局毫不理解的人，都会懂得：希特勒匪徒们的末日来临了。

在像克拉斯诺顿那样远离前线的地方，这首先根据希特勒匪徒的小伙伴，合伙抢劫的伙伴——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雇佣兵以及安东尼斯库①的残部——仓皇逃窜的情形就可以看得出来——①安东尼斯库是一九四○至一九四四年罗马尼亚的军事法西斯独裁者，追随希特勒，一九四六年由布加勒斯特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罗马尼亚官兵们在各条大路上乱跑，没有汽车运输和炮队。他们不分昼夜，乘坐套着疲惫不堪的马匹的车子缓慢移动或是步行。他们把手笼在下摆烧坏的军大衣的袖子里，戴着高高的羊皮帽或是船形帽，冻坏的面颊用毛巾或是羊毛女裤衩包着。

一辆马车在柯舍沃伊家的院子旁边停下，里面跳出一个以前在这里住过的军官，直往屋子里跑。勤务兵把军官的一只大箱子和自己的一只小箱子提进去。他因为要捂住一只冻伤的耳朵，所以走路歪着脖子。

军官患了齿龈脓肿，制服上没有带金肩章。他跑进厨房，马上就在灶旁伸出手来烤火。

“喂，事情怎么样啦？”柯里亚舅舅问他。

军官没有牵动鼻尖，——他的鼻子冻伤了，不能动了，——但他的脸上仍然露出他牵动鼻子时的表情，接着突然扮了个模仿希特勒的鬼脸：由于他的两撇小胡子和疯狂的眼神，倒扮得惟妙惟肖。他扮着希特勒的模样，再踮起脚尖做出要逃跑的样子。他甚至连笑都不笑，足见他并非开玩笑。

“咱们回家找女当家的去！”勤务兵好心肠地说，他小心地斜过眼来看看军官，又对柯里亚舅舅挤挤眼。

他们烤完了火，吃了点东西，刚提了箱子走出去，外婆忽然灵机一动，掀起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床上的被子一看，两条被单已经不翼而飞了。

外婆火冒三丈，这一气甚至变得年轻起来，她拔脚跟在客人后面追出去，在大门口大嚷大叫，吓得连那军官都懂得，他马上就会变成这场风波的中心。他命令勤务兵打开小箱子，在勤务兵的小箱子里果然有一条被单。外婆一把抓过被单，大声嚷道：“还有一条呢？”

勤务兵拚命朝主人那边转动眼珠，但是那一位亲手抢过自己的箱子，已经爬上马车。只要这位古罗马人的后裔连同他的勤务兵不被什么乌克兰或是摩尔达维亚游击队员送往极乐世界，这条被单不被他们拿去使用，他就可以把这条被单带回罗马尼亚。

由于出人不意，最冒险的行动有时会比准备得十分周密的行动更容易获得成功。但更多的情形是，最重大的事业却往往因为走错一着而全盘失败。

十二月三十日晚上，谢辽萨和华丽雅跟几个同伴去俱乐部，在路上看见一幢房子旁边停着一辆德国卡车。车上堆满麻袋，但是没有警卫，也没有司机。

谢辽萨和华丽雅爬上卡车，摸模麻袋。根据种种情形判断，里面装的是新年礼品。头一天下过一场雪，不大，天气转冷了，四周被雪色映得很亮。街上还有人行走，可是青年人还是冒险从卡车上扔下几袋，把它们分别塞在附近的院子里和小木棚里。

俱乐部经理莫什柯夫和艺术指导万尼亚向他们建议，等聚在俱乐部玩乐的那批年轻人一散，就把礼品搬进俱乐部：那里有许多各式各样隐蔽的地下室。

群集在卡车旁的一些德国兵，特别是一个穿狗皮领皮大衣和代用品做的毡靴的上等兵，都醉醺醺地拉开嗓门大骂。可是那家女主人——她连大衣都没有穿——就跑了出来说，这不能怨她。那批德国人也看得出，是不能怨她。弄到末了，德国人上了车，女主人也跑进房子。于是德国人就开着卡车折到通峡谷的斜坡，向宪兵站开去。

青年人把麻袋拖进俱乐部，藏在地下室里。

早上，万尼亚跟莫什柯夫在俱乐部碰头，决定把一部分礼物，特别是香烟，应该在当天，就在除夕拿到市场去卖，因为组织需要钱。碰巧斯塔霍维奇也在俱乐部，他也赞成这个办法。

偷偷摸摸地出卖一些零星德国货，在市场上是不足为奇的。首先，德国兵就在干这种买卖，拿香烟、烟叶、蜡烛、汽油来交换伏特加、御寒用品和食物。这种德国货被一再转手贩卖，“警察”对这种事也听之任之。所以莫什柯夫手下已经有一批固定的街头顽童，他们情愿靠卖香烟来赚取一点外快。

这天一早“警察”们就在失窃地点附近的房子里进行搜查，但是没有发现礼物，所以他们特别注意，会不会有人拿到市场上贩卖。结果就有一个男孩连香烟一起被“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亲手捉住。

审讯时那男孩说，他这些香烟是拿粮食跟人家换来的。男孩吃了一顿鞭子。但是这种街头的顽童在生活中吃鞭子不是第一次；而且他受的熏陶是，不可以出卖同伙。于是这个男孩就被打得遍体鳞伤，哭肿了眼睛，后来被投进牢房，等天黑再说。

“警察队长”在向勃柳克纳宪兵站长汇报其他许多事件的同时，也一并汇报了捉住一个贩卖德国香烟的孩子的案件。勃柳克纳把这件事和其他卡车的失窃事件联系起来，愿意亲自出马来审讯这个孩子。

迟暮时候，在牢房里熟睡的孩子被唤醒，带进了勃柳克纳宪兵站长的办公室，一进去立刻就被带到宪兵站的两个官员、“警察队长”和翻译面前。

孩子-着鼻子把他的那一套话重复了一遍。

宪兵站长大发雷霆，揪住孩子的耳朵，亲手把他从走道里拖过去。

孩子进去的那间牢房里，摆着两张血迹斑斑的刑床，从天花板上挂下几根绳子，一张用支架撑着的白木长桌上摆着通条、铁锥、用几股电线拧成的鞭子和一把斧头。生着一只铁炉子。屋角里放着几桶水。牢房的墙脚有两道像澡堂里那样的排水沟。

一个胖胖的、有点秃顶的德国宪兵，坐在支架旁的凳子上怞烟。他戴着浅色玳瑁边眼镜，身穿黑制服，通红的大手上长满了浅色汗毛。

孩子瞅了他一眼，就吓得发抖，说出这些香烟是他在俱乐部里从莫什柯夫、万尼亚和斯塔霍维奇那里拿来的。

在这同一天，五一村的维丽柯娃在市场碰到她的女友李亚德斯卡雅。从前她们俩在学校里同课桌，可是战争一开始，李亚德斯卡雅的父亲被调到克拉斯诺顿村去工作，她们就分开了。

她们说不上有什么友谊。她们所受的熏陶都是同样着眼于个人利益，而这种熏陶并不能促进友谊。然而她们只要从一言半语中就能相互了解；她们有着同样的兴趣，而且从相互的交往中相互利用。她们从小就从她们的父母以及她们父母交往的那个圈子的人们那里学到一套处世哲学，认为所有的人都只是追求个人利益，人生的目的与使命就是勾心斗角，不让别人把你排挤掉，相反地，你最好能踩着别人往上爬。

维丽柯娃和李亚德斯卡雅在学校时担任各种社会工作，对于一切表现现代社会概念和道德概念的词汇都能运用自如。但是她们都深信，这些活动也好，这一切词汇也好，甚至连她们在学校获得的知识也好，都是人们臆造出来为他们追求个人利益和损人利己的意图做幌子的。

她们见面后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喜悦，但是仍旧非常满意。她们亲切地互相伸出伸得笔直的手掌。矮小的维丽柯娃戴着风帽，两条小辫在厚呢领上朝前戳着；李亚德斯卡雅生得身材高大、红头发、高颧骨，染了指甲。她们离开市场上乱哄哄的人群，走到一旁聊起来。

“唉，他们这批德国人，也算是我的救星！”李亚德斯卡雅说，“什么文化、文化，他们一心只想大吃大喝，不花钱玩乐……不，原来我对他们抱的希望还更大些……你在哪儿工作？”

“在以前的牲畜采购站办事处……”维丽柯娃露出满脸的委屈和怨气：她总算能够跟一个能从正确的观点来批评德国人的人谈一谈了。“只有面包，两百克，别的一概没有……他们是笨蛋！一点不重视自愿去给他们服务的人。我非常失望。”

维丽柯娃说。

“我一眼就看得出：划不来。所以我没去。”李亚德斯卡雅说。“而且起初我过得的确不错。我们那边有一伙朋友，关系很亲密，他们总派我乘着车子到各个哥萨克村子里去交换东西……后来有一个女的为了个人打算揭发我，说我不是职业介绍所介绍来的。可是我根本不理她那一套。我们那边有一个职业介绍所派来的代表，一个老家伙，非常滑稽。他甚至不是德国人，他是什么拉林吉亚地方的人。我陪他玩了一阵，后来他还亲自给我送来烟啦、酒啦。可是后来他病了，派来替他的那个人粗暴极了，他一来就派我去矿井。你该知道，摇绞车可不是什么好玩的！我就是为了那个缘故才到这儿来的，说不定在这儿的介绍所里能设法找到个比较好的差事……那里面你有没有靠山？”

维丽柯娃任性地把嘴巴一撅。

“我才不希罕他们呢！……我可以对你这么说，最好是跟军人来往：第一，他是临时的，就是说，迟早要走，你对他一点没有义务。而且他也不那么小器，他知道，他可能明天就被打死，叫他去玩他也还舍得花钱……你几时到我们家来玩？”

“叫人怎么来法，——十八公里的路途，再到你们五一村还有多少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