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后院（第1页）

一

回顾明末清初的历史很难避开吴三桂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特级汉奸中，他大概也是可以排在前几位的。其实，吴三桂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他和陈圆圆的那段风流韵事。一个赳赳武夫，后来又当了汉奸，身边却伴着一个绝代佳人，这就很有点意思了，而这佳人又似乎并不讨厌他，甚至死心塌地追随他，终于演出了那场天崩地坼的大波澜。“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的《圆圆曲》是写实的，有点怜香惜玉的味道，自然也揭了吴三桂的老底。吴三桂那时已经当了清朝的平西王，权势日隆，对文人的几句小诗却奈何不得，只好派人悄悄送一千两黄金过来，，请求作者把这两句删去或改掉。一千两黄金买两句诗，可见当时的文化人创作还比较自由，在社会上也挺吃得开，以至于权势者也不得不有几分买账。但吴梅村并不缺钱花，他以那种典型的名士派头拒绝了馈赠（其实是贿赂），相当潇洒地维护了作者的正当权益，也维护了自己的文化人格。

吴梅村和陈圆圆都是江苏人，江苏出文士、出美女，这是水土使然。可直到最近我才听说，原来吴三桂也是江苏人，这很使我惊讶。当下查对资料，没错，果真是江苏人，祖籍高邮，这就更使我惊讶了。

他怎么会是高邮人呢？

高邮，就是那座隐映在运河烟柳和芙蓉帆影中的古驿站么？就是那首甜糯诙谐，听醉了南来北往的艄公船娘的《鸭蛋谣》么？就是那个站在文游台上低吟“山抹微云”的婉约派词人秦少游么？就是那群从大淖边走来，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风摆柳似的穿街过市的姑娘小媳妇么？那明明是一块女性的乡土、文化的渊薮，清纯得有如荷叶上的水珠一般，怎么会走出那个粗悍奸诈的吴三桂呢？如果把吴某人的籍贯再往北挪上几百里，说他来自那个曾产生过《大风歌》，走出过一个无赖皇帝和屠夫大将的丰沛之乡，那还勉强说得过去，他怎么会是高邮人呢？

单凭这一点，就应该到高邮去走一趟。

城市的性格大抵都不在通衢大街上，那里往往被铝合金、霓虹灯、广告牌和玻璃幕墙包装得千篇一律。就有如晚会上的女人，一个个都脂香粉腻、彬彬有礼，而所谓的真性情只有在寻常居家的陋室里，在女人洗尽铅华、系上围裙走进厨房的一颦一笑中才能领略。城市的真性情则潜藏在小巷深处。高邮的小巷固然是古色古香的，一式的青灰瓦檐，门楣上嵌着老气横秋的牌匾，不时可以见到几个世纪以前的遗物，令人想起农耕时代一个小州府里那种自足平和的生活情调。徜徉其间，你几乎不敢把脚步放得很重，生怕惊醒了那个温馨的旧梦。但仅仅用古色古香来形容高邮的小巷又显得太宽泛、太缺少个性。比之于江南小巷的古色古香，这里多了几分朴实坦率，较少雕琢的典雅和小家子气。就有如里下河与江南同为水乡，也同样称得上风情绰约，但这里的水似乎更注重气势而疏于色调。即使同是一条古运河，在这里也是恣肆浩荡的，一俟过了长江，才变得纤巧柔媚起来，所谓“江枫渔火对愁眠”和“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意境，也只有在姑苏城外的古运河边才能领略，如果有了惊涛裂岸，诗人还能把渔火和钟声体味得那样冲淡空灵、富于烟水气么？不信你到高邮去看看，“望中灯火明还灭，天际星河淡欲无。”境界就开阔多了。切莫以为萨都剌不解婉约，人家也坐过江南的乌篷船，吟过“吴姬荡桨入城去，细雨小寒生绿纱”的。

那么，就走进这条叫西后街的小巷，去看看两个高邮人的故居吧。

二

这两个高邮人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氏父子都做过中央部长级的大官，因此，高邮人习惯上把他们的故居称为“王府”。新近开放的王氏纪念馆即是在“王府”的基础上兴建的。说是故居，其实仅存几间厢屋、一口古井而已。房子的进深很逼仄，用料也不大，可以想见当年的王府并不怎么富丽高敞。事实上，一个穷京官，又喜欢钻故纸堆，不懂得把精力用于钻营和聚敛，是很难发财的。好在旧式的官僚在乡下大都有一份田产，足以维持家用，每年收了租子，还可以折换出几百两银子送往京师，补贴老爷做学问及著书刊刻之用。因此，那京官便不至于囊中羞涩，可以心态平和地把学问做得很精深。

一门父子或兄弟，同领一代风骚，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王氏父子在学术上的成就，历代的评价实在不少，其中最精当的无疑是章太炎的那几句大白话，他认为：古韵学到了王氏父子，已经基本上分析就绪了，后人可做的只不过是修补的工作。太炎先生也是国学大师，而且生性狂傲，但面对着王氏这样的学界巨人，他就像当年李白站在黄鹤楼下一样，有点“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味道。他这么一总结，别人再跟着说什么“大师”“绝学”“博大精深”，就没有意思了，因此梁启超干脆把训诂学称为“王氏高邮学”，将整个一门学问都包给了王氏父子，这种推崇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对于历史上的王氏父子来说，后人推崇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对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负责，并在这种负责中把自己生命的意志力张扬到最大限度。王氏父子都不是职业学者，他们在公众前的身份是政府官员。我们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一边应付枯燥冗繁的政务，一边潜游于浩浩学海之中的。这完全是两种世界：一边是繁文缛节，站班叩头，政潮起伏，祸福无常；一边却是朗月清风，曲径通幽，天马行空，神游八极。据纪念馆里的有关资料介绍，王念孙为《广雅》作注时，每日注三字，十年成书，嘉庆六年，著成《广雅疏证》二十三卷。每日注三字，看起来似乎下笔颇为矜持，但若把这三个字置于中国文化的特定情境之中，却每个字都支撑着万卷书的学养和异常坚挺的文化人格。这是怎样力重千钧的三个字啊，和他白天处理的那些官话连篇的公文相比，和朝廷发布的那些洋洋洒洒的诏书谕旨相比，和同僚之间那些词藻华丽的应酬诗词相比，这所注的三个字的重量肯定远远超出了它们的总和。如果说白天的官场政务只是一种被动性的生存手段，那么，只有到了晚间，在摘去顶戴花翎，布衣便鞋地走进书房以后，他那潜心面壁的苦思和神采飞扬的吐纳才充满了人生的主动精神。这时候，一个个僵硬古板的文化符号，经过他小心翼翼的求证和梳理，渐次变得鲜活灵动起来，而博大古拗的经典史籍，也在他的笔下折射出云蒸霞蔚的万千气韵。

现在我们可以认定，对于官，王氏父子是看得很淡的。因为看得淡，他们才能超脱于逢迎巴结标榜拉拢之上，超脱于派系倾轧攻讦排挤之上，超脱于伴君如伴虎的惶然拘谨之上。这种超脱说到底是由于无所谓和不用心。有些把官场技巧玩得很圆熟的政客也可能表现得相当超脱，这和王氏父子绝对不是一回事。但“不是一回事”的初衷却可能有大致相同的结局，即他们的官运都比较畅达。平心而论，王氏父子在仕途上都没有经历多大的颠荡，王引之先后担任过工部、户部、吏部和礼部尚书。六部都堂，只有兵部和刑部没有坐过，大概那两个所在都带着点血腥气，文人不宜。这些职务大多是显赫而抢手的肥缺，可见他绝非那种不识时务的书呆子，朝野上下对他的印象也不错。超脱不等于无为，不等于阿弥陀佛的老好人。王念孙当给事中时，曾带头参倒了权倾一时的奸相和珅，他那道奏章写得相当精彩，一时天下争传，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出王氏为官的机敏练达。本来，嘉庆对和珅的讨厌是明摆着的，只是因为太上皇乾隆的庇护，和珅才有恃无恐。乾隆一死，和珅的倒台便只是时间问题了。但尽管如此，王念孙的一道奏章仍旧功不可没，因为他摸准了嘉庆的一块心病：先帝尸骨未寒，就迫不及待地杀他的宠臣，会给天下人落下不孝的名声，《论语》中不是有“三年无改”之意么？那么，就给皇上找一条理论根据好了。且看王念孙在弹劾和珅的奏章中是怎么说的：

臣闻帝尧之世，亦有共，及至虞舜在位，成就诛殛。由此言之，大行太上皇帝在天之灵，固有待于皇上之睿断也。

这个王念孙不简单，他这么一比附，和珅就成了上古时代的奸臣共工和兜，而乾隆和嘉庆则无疑是帝尧和虞舜。打倒和珅，嘉庆只不过是按既定方针办，完成先帝的未竟之志而已，不这样干倒反而是大大的不孝了。这下和珅的脑袋还保得住么？

当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学问，无非是揣摩上司，投其所好。以王氏父子的智商，他们都可以在官场上玩得相当潇洒，但他们不愿把过多的精力泡在那里面，而要用于做学问。训诂也是一种揣摩，只不过这种揣摩需要学富五车和矢志不移，一般的官僚自然没有这样的根底；与之相伴的又往往是清贫和寂寞，这就更不是一般的官僚所能忍受的了。王氏父子的选择是基于一种睿智清醒的价值判断。历史也似乎感到官场上的芸芸之辈太拥挤了，有意要把两个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行政官员成就为学术界的一代宗师，让后代的文人学子在官僚面前也多了几分自信，不至于总是卑躬屈膝看人家的脸色。

到王氏纪念馆参观的人不多，庭院里静得很，这没有什么不好。这里本来只是一处学者的憩息之地，本来就不是车马喧腾前呼后拥的所在，应该这样静的。就这么一所庭院，曾经包容和消化过那么多古拗深僻的诗书典籍，让浩浩茫茫的中国远古文化在这里变得清澈流畅，变成既可以濯吾缨、又可以濯吾足的沧浪之水，这就够了，用不着再有摩肩接踵的游人来捧场。如果也和别的旅游景点一样，一样的红男绿女，门庭若市，那就不是王氏纪念馆了。王氏父子生前向往的其实只是一处宁静的书斋。宁静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氛围，更是一种让千般意蕴渗发其间的世界。最伟大的精神总是宁静的，宁静是一种积贮和酿发，一种默默的冶铸，一种与浮器波俏悖然有别的大家风度。同时，也只有虔诚地膜拜历史和自然，善于总体地把握人生的思想者，才能从容地进入这一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