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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派诗歌的东方色彩（第1页）

何谓现代派，不去管它——个名目越下定义就越定不住它的义，最后反而以乱哄哄的眉目淹没了原来好端端的名目——反正是指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那么一伙子诗人写出的一堆有那么一股子独特气味的诗。气味独特在何处？也可换句话说与先前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有何不同？一言以蔽之，曰：东方色彩。

五四文学革命，枪毙了旧体诗。新诗向何处去？先是穿起了白话的外衣。然而，光凭一剂白话药，并救不了诗的命，“大黄月亮真好看”算不得诗！自家的衣钵既已毁弃，异域的香火自然分外诱人。于是歌德海涅惠特曼、拜伦雪莱泰戈尔纷纷光临，一时间高朋满座，浪漫主义诗歌几年内在中国跑完了西方几十年的路。稍后，李金发等人又将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魏尔仑这一路象征主义大师奉为上宾，刻意仿效。中国新诗贪婪地吮吸着西方的乳汁，而西方本身的推陈出新也正源源不断，象征主义、后象征主义，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先锋派、意象派……令人目不暇接。在各种外国现代派的蜂拥浪激下，中国现代派诗歌在象征派发展的末期诞生了。它的基调是西方的，但是它的色彩却闪耀着东方的光泽，它的意象中结合着意境，旋律里潜藏着韵律，尤其是诗体建筑的“软件”中，充斥着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基因。凭借这样的东、西方双向的美学追求，现代派诗歌登上了30年代诗坛艺术的高峰。

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这一批诗人，具有颇为深湛的古典诗词修养。他们在诗里有时随笔套用甚至直接仿造、嵌入古诗的句子。如卞之琳的“西望夕阳里的咸阳古道”（《音尘》）便是揉合了“古道夕阳”和“西望长安”两个最常见的古典画面。戴望舒的“木叶，木叶，木叶，无边木叶萧萧下”（《秋蝇》）是揉合了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登高》）和“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两个古诗意境。还有，戴望舒的“而断裂的吴丝蜀桐，仅使人从弦柱间思忆华年”（《秋夜思》）化用了李商隐的“一弦一柱思华年”（《锦瑟》）。何其芳的“空想银河落自天上”化用了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他的“沧浪之水清兮"（《枕与其钥匙》）则是直接搬用了上古《沧浪歌》的句子。

当他们在诗坛上崭露头角之时，闻一多等正在大力倡导新格律诗。戴望舒虽然在诗的内部结构上受魏尔仑等的影响，走象征一路，但在外部形式上不可避免地响应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如《塞风中闻雀声》、《自家悲怨》、《流浪人的夜歌》等早期诗作都是字数齐整，韵脚分明。但这种豆腐块似的格律体很快被实践证明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画地为牢。戴望舒自己说：“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论诗另札》）戴望舒终于为自己制出了鞋子，他虽然说“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同上），但这指的是表面上的声韵和那种所谓“浓得化不开”的色彩词汇的准确。一切优秀的诗篇中都少不了音乐和绘画，不过有内在外在之别而巳。

不懂得古诗的人，往往以为古典诗词的美只是体现在押韵、平仄上。其实，许多古诗（尤其是先秦作品）今天读来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音乐性，为什么人们仍然爱不释手呢？没有内在的艺术之美，仅凭声律的外壳，中国古诗怎能雄霸千载，至今衰而未朽，垂而不死？美的内容必然要求有美的形式，“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屈原语）旧体诗蜕变为新诗，决不意味着、也决不可能完全抛弃几千年积累的艺术经验。没有拿来，固然没有新生；但没有继承，就会连“拿来”也无从谈起。初期的象征派诗歌，的确令人耳目一新，顿开茅塞，但不可否认，许多诗作本身生涩难以卒读，以至味同嚼蜡。真正的好诗决不应该让读者动用“解诗学”去欣赏，因为理性是诗的公敌！对作者、读者两方面都是如此。医生眼中标准的人体到了画家那里是不及格的模特。庖丁也永远欣赏不了斗牛，因为他看到的只是一堆“肯綮”、骨肉在奔跑。人们之所以接受王独清、穆木天等人的象征诗较之接受李金发更为情愿，就是因为他们的诗中多含了一些东方色彩。

这种东方色彩在他们那里表现得还较为直露，而到了戴望舒这批诗人手里就已经很协调地与西方的表现手段相结合了。戴望舒的《雨巷》和卞之琳的《断章》都是无须分析的例子》再如戴望舒《我的记忆》，采用了句与句的排比和段与段的排比，明显透露出‘诗之六义”中赋的手法，通过烟卷儿、笔杆、粉盒、木莓、酒瓶、花片等景物的铺陈，造成麵舒缓摇动的韵律。以种种有形之物喻写无形的记忆，这种手法古诗中屡见不鲜，如贺铸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这些具体物件加上”其定语，就形成了与主体相关的渗透着情感的事物，从而并不是简单的意象，而是若干个意象与意境的混合物。，因此，这首诗虽然没用一个汉语专用的词汇和句式，但让人凭直觉就能断定，这不是外国诗的中译！

在音乐性上，现代派诗歌除去内部的语感完整、气韵和谐，也比较注意字句本身的参差搭配和声韵。这方面卞之琳做得最好。戴望舒有时由于故意“造拗句”，破坏了本来是流畅的诗意。何其芳则有时露出凑韵的痕迹，如《慨叹》一首。

现代派诗歌的东方色彩表现最为突出之点，在于字里行间所弥漫的那种中国式的美感情调，古典式的含蓄朦胧。有许多都可以探出出典。如戴望舒《印象》中：“是飘落深谷去的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小小的渔船吧，如果是青色的珍珠，它巳堕到古井的暗水里。”这几句诗不论译成何种文字，都不会失掉其东方气息，这里有“深谷幽铃”，有“烟雨归舟”，有“明珠暗堕”，这正是中国古诗的基因。戴望舒《旅思》中只有寂静中的促织声，给旅人尝一点家乡的风味。”这不就是骆宾王的“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在狱咏蝉》）么？何其芳《夜景》中“石狮子流出眼泪……”令人想起李贺笔下“忆君清泪如铅水”的金铜仙人。何其芳的《休洗红》一诗几乎全部是由古诗意境暗缀而成的，这里可以想到李白的“万户捣衣声”（《子夜吴歌》），可以想到温庭筠的“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可以想到姜夔的“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扬州慢》）。

卞之琳的诗更是几乎没有一首不浸润着古诗的意韵，而且运用得更为巧妙和娴熟，表现出一种能够把东、西方的诗歌表达方法在哲理的深层上统一起来的功力。如《古镇的梦》铺叙了古镇上算命的锣与打更的梆子的声音进行对比，最后一句“不断的是桥下流水的声音”，透出一股“逝者如斯夫”的气氛。《断句》一诗短短四句确实很有哲理，但是如果读过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会觉得并不稀奇。卞之琳从选词炼字，到造句用典，处处离不开古诗的养料，而且化用得往往恰到好处。如传书的鱼雁这个用法早被古人用得烂熟，他写成“是游过黄海来的鱼？是飞过西伯利亚的雁？”（《音尘》）“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古意他巧用为“是利刃，可是劈不开水涡”（《旧元夜遐思》）。就是运用西方的典故，意象组合的轨道也留有中国式的痕迹，“英雄们求的金羊毛，终成了海伦的秀发”（《灯虫》），—语点破了天下多少英雄豪杰的汗马功勋，其实质不过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

因此，现代派诗歌完成了初期象征派诗歌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使新诗这个“逆子”在海外饱经沧桑后“回头是岸”。当然，现代派诗歌在继承古典艺术方面还不够深层次、多角度，手法有时不免生硬。但无疑，东、西双向的美学追求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拓开了一条立体天桥之路，这种精神本身就是东方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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