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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青楼与家（第1页）

故乡遥，何日去？

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

——周邦彦《苏幕遮》

青楼者，妓女之家也。妓女一人青楼，便与原来的家庭断绝了联系。以老鸨为父母，以龟奴为兄弟，以嫖客为丈夫，当然也有生了孩子的。如金庸《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便是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扬州丽春院的小杂种。而像沈从文笔下那些卖淫养家，连丈夫也一并包下来的，则与青楼之意远矣。既为妓女，就应“投身青楼即为家，卖笑呈欢无有涯”。所以妓女说到“我家”指的就是青楼，说到“我娘”，指的就是鸨母，嫖客去青楼，去的就是妓女她们家——妓家也。

然而嫖客自己是有家的。家里不但有父母兄弟姊妹，还有妻子。没有妻子的也随时可以娶上一位。除了妻子以外，还可以有妾，有婢。古代社会，妻妾也好，丫环也罢，都是男人的奴隶，家庭中的“第三等级”，男人可以生杀予夺，“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那为什么男人还要竞相奔赴青楼呢？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句俏皮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呢？

这是不是可以说明，青楼有着家庭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青楼有着家庭无法超越的独特魅力？

那么，青楼与家岂不是构成了一对矛盾？青楼的存在不会导致家庭的分崩离析吗？就如今天的哪位丈夫若是明目张胆地去嫖娼，那不是等着被太太解雇吗？如果这样去推想，那就大错特错了。用今天的打野鸡去比附古代的狭邪游，颇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今天的嫖娼，是腐败，是堕落，不论当事者如何沾沾自喜，他总是被鄙视，被批判的；而古代的狭邪游，则被视为风流雅事，起码是很平常的。今天卖淫嫖娼现象的泛滥，是与离婚率不断上升，千万个家庭遭到破坏，千万颗男女老幼的心灵遭到伤害同时出现、同时发展的；而古代的青楼制度延续了千百年，同时家庭制度也延续了千百年，二者并行不悖，宛如平行的钢轨，一同运载着历史的列车滚滚前进。

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古代的青楼，与西方的妓院和今天的各种卖淫场所，在社会功能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的妓院从古希腊、古罗马，直到今天，主要是肉体交易的地方，其本质在于“性”。今天世界各地的妓院，基本上都是西方模式的一统天下。不管巴黎的淫娃，汉堡的浪扭，还是香港的靓妹，曼谷的妖姐，都可一言以蔽之曰“货腰女郎”。客人在她们那里满足性饥渴，寻找性剌激，此外复何求哉！而青楼则大大不然，古人逛青楼，目的不一定是要与妓女同床共枕。他们到那里喝几杯清茶，听几曲音乐，也许坐上片刻就走，也许从早到晚流连，有的包下妓女，长期驻扎下去，而有的虽与妓女无话不谈，但却不曾makelove过。他们心中真正渴望的是与妓女建立一种无拘无束、亲密无间的感情联系。这种感情联系是古代家庭中很难找到的。

古代家庭是古代国家体制的缩影。三纲五常，宗法礼教，都以家庭为最基层的普及单位。在男女感情中，双方平等才有真正的乐趣，可家庭中的妻妾，都是男人的奴隶，随时有被抛弃的可能，只能恭恭敬敬遵守着三从四德，像对待神仙一样供奉着丈夫，哪里有什么平等的乐趣可言？《孟子》中讲过一个要饭为生的齐人，家里有一妻一妾。妻妾二人发现她们依靠的“良人”原来每日靠乞讨为生，“相泣于中庭”，可“良人”毕竟还是“良人”，妻妾不能炒他的鱿鱼，齐人仍然以主人自居，这样的男女关系，有什么味道？而《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夫妇互敬互爱，却被礼法所不容，硬是拆散了鸳鸯，逼得一对爱人，一个“举身赴青池”，一个“自挂东南枝”。可以看出，家庭与爱情是有着本质的冲突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尖锐指出：

妻子自然可以和丈夫同床共枕，但是不能和他同桌就餐，她对丈夫不能直呼其名，而要称“老爷”。她是丈夫的仆役。她绝对不能出现在人前……丈夫可以把她当做奴隶出售。

处在这种地位的妇女，能对丈夫产生发自真情的爱慕吗？更不要提《三国演义》中刘安杀妻来招待刘备的兽行了。

再一点，爱情是男女双方个人的私事，而古代婚姻是整个家族的大事，往往不由青年男女个人来决定。婚姻首先考虑的不是感情，而是财产、权势、门第的对比，婚姻更多地具有一种政治意义。所以家庭往往是利益集团合纵连横的结果。这必然导致男女双方没有感情基础，于是，同床异梦、敷衍凑合便是家庭的常情。而感情之外的种种利害关系又使离婚十分困难。古人十分看重家庭的稳固，认为家庭稳固是社会稳固的基础，“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又有“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之说。因此，感情要求越高、越丰富的人，往往就越在家庭里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家庭所匮乏的这种感情功能，哪里能够补偿呢？——青楼。

在青楼里，男女双方都不承担道德伦理的责任，没有门第高低的顾虑，不受贞节操守的束缚，虽然有金钱的因素使人反感，但比起家庭中主奴式的服从关系来，毕竟可让人感到更自由、更平等、更能发挥和体现出个人本身的魅力和价值，因此就更加显得浪漫多姿。家庭里所欠缺的一切，在这里都得到了补偿。补偿之后，回到家里，依然是正襟危坐的良夫、贤父、孝子，依然是吆三喝四的主人，依然承担着对家庭所应尽的一切义务，同时享有着一切该享的家庭权利。所以，青楼的存在，不但没有干扰破坏家庭结构，反而大大促使家庭保持稳定，促使社会保持稳定。井水与河水，互不相犯，而青楼与家，不但不相犯，而且恰好耦合为一个完整的性文化系统，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步的发展。

林语堂先生在《妓女与妾》一文中写道：

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能与妻室团聚。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守节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可算是唯一的自由女性。妓女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当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决于她的妆闳之中。

这段话把妓女相对于妻子的重要性分析得颇为透辟。任何时代的男人女人，除了顺应该时代的潮流而生活之外，其优秀者必然追求许多超越该时代的东西。古代社会的人要遵从古代社会的伦理、规范，但他们也向往着能够超越这些羁縻。追求超越感是人类文明前行的最大动力。于是青楼就成了比家庭美丽得多、绚烂得多的理想福地了。

从家庭这一方面来讲，妻妾虽然希望能够得到丈夫更多的爱抚，但她们未尝不知道自己无法像妓女那样给丈夫以无边放纵的满足。假如她们表现得与妓女一样，那立刻就要被视为不贞、淫荡、败坏，立刻就会被逐出家门。所以，即使她们有妓女的情趣，有妓女的本事，也要深藏不露，也要装得贤淑端庄，特别是对那种事不感兴趣，更不要提吹拉弹唱了，这样才像个规矩女人，受到人们赞扬，被容纳于家庭。今人所理想的“在客厅里像贵妇，在厨房里像仆妇，在卧室里像荡妇”的十全十美的妻子，纯粹是无耻男人阴暗心理的大暴露，是妇女地位丝毫没有提高，反而在伪装形式下有所下降的绝对明证。古代的妻子不追求做一个“全能玩偶”，她们只做妻子应该做的，其余的则心安理得地让给了妓女。她们知道，妓女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反而是客观上的一个好帮手。英国的伯特兰罗素说过：“娼妓有好的一面，她不但可以招之即来，而且极易掩饰自己，因为除了这门职业，她并没有别的生活，而且那些曾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仍可不失尊严地回到妻子、家庭和教会中去。”看着寻花问柳归来的男人，妻妾们要说没有一点醋意可能是不对的，但多数情况下是并不当一回事的，仿佛看见淘气的孩子归来一样，即使有些责备和规劝，也是说不可玩物丧志，不可上了坏女人的当，不可把身子搞坏了等，而并不否定和批判这种行业的本身。就像今天的妻子劝丈夫少打麻将、少玩游戏机、少看足球一样。

所以，漫长的古代社会，尽管多数朝代都有过禁娼、禁狎的法令、措施，但青楼业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关键就在于青楼是那个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子系统。它既然有利于男性社会从家庭到朝廷的整套统治秩序的稳固，所以，不但士大夫、社会上对它采取赞赏、默许的态度，就连皇帝老儿也经常以身作则，频频前往青楼探花，青楼哪里能禁得住呢？前文提到的宋徽宗嫖李师师，还算是文雅的，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则有时连虚伪的外衣也不要了。清朝的同治皇帝，据说就是私逛窑子，染上性病死去的。皇帝和一些高级官员，身边美女无数，也不乏艺术欣赏的条件，为什么也对青楼怀着浓厚的兴趣呢？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身份限制了他与女性的平等性爱交流，得不到一种类似市民村夫平等男女之间打情骂俏的浪漫情调。例如明朝前期著名的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主持朝政时，有一天让妓女陪酒，在场有一名叫齐雅秀的妓女，非常机敏聪慧。众人将她一军说：“你能让三位老首长开怀大笑吗？”她成竹在胸地说：“我一进去就能逗笑他们！”然后，她进去拜见三杨。三杨问她怎么姗姗来迟，她说：“我看书来着。”三杨都是读书人出身，一听此话，不禁颇感兴趣，忙问她读的是什么书。她说：“《烈女传》。”三杨一听，捧腹大笑，一个人尽可夫的妓女，竟然捧读提倡贞节操守的《烈女传》，实在妙不可言，这不是对烈女的亵渎、对伦理道德的讽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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