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我把每一件作品都当作写给人类的遗嘱（第1页）
对话对象：高建群。
对话人及对话整理：黎峰，男，1977年出生于四川仪陇，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战士作家班，曾在军旅13年，现居西安。陕西省作协青年委员会委员，小说家，至今在多家期刊发表小说90余万字。
对话时间：2009年6月。
上天给你那么多苦难是有原因的
黎峰：你的经历是比较特别的。你出生在陕西临潼，在新疆当过5年兵，又在延安生活了将近30年，现在又在西安生活了很多年，如果说你的人生可以分为上面这样几个阶段的话，你在这些个阶段，在文学创作上，包括生活上有哪些主要的收获？现在回头来看，你最满意哪一个阶段？
高建群：谈不上对哪个阶段最满意，每一个人生活的每个阶段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有了过去的经历，你才成为了现在的你。而且对我来说，我一直有一种叫宿命的疑惑吧，就说是上帝叫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给你的种种苦难、种种磨炼、种种机遇，它就是要叫你干个什么样的事情。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命运吧。命运一会儿把你抛到这里，抛到那里，它为什么给你那么多苦难？它是有原因的。所以，我相信命运这个东西，而且，对于我所经历过的所有事情，都怀着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认为这是生活给我的赠与。我说我有三个精神家园，一个是渭河平原，一个是新疆的阿勒泰草原，再一个就是陕北高原。我也说过，我的文学生命应该定格于大西北的这三个角落——渭河、延河和额尔齐斯河。在渭河边，我度过了卑微和苦难的少年时代。苍凉的青春年华则献给了额尔齐斯河边的马背和岗哨，倚着界桩，注视着阿提拉大帝和成吉思汗那远去的背影。我又曾在延河流淌过的那个城市里生活工作过近30年，走遍了高原尝遍了草。正是这三条河构成了我文学作品的主要源泉和基本面貌。
我是出生在老家关中平原渭河边一个小村子，长到一岁。那个村子靠近渭河边。我最近写了个长篇，叫《大平原》，《十月》杂志今年1月号摘发了二十多万字。里面写我的身世，写我家族的故事。这个平原，最早是农耕文明发祥地之一。我写在一百年时间流程中，这个村子和这户人家的命运。现在世界进入工业化、都市化的今天，这个村子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里要建一个高新区，然后这个村庄，包括古老的地名，被从大地上残忍地抹去了。我出生的时候建的那个房子（我出生时家里正建一个房子，所以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建字），也被搬到城里来，成了一个关中民俗村的一种民居建筑。这块土地进入工业化、都市化了，然后，村子里这些农民，无所依傍的农民，昨天他们生活得虽然也很贫困，但是很充实的。因为守了一块土地，大门前有一条官道，有一个茶摊，有一棵老槐树，家里还有条狗，他把手一叉，往门口一站，觉得他就像一个帝王一样。但是突然他成了城市农民以后，过去他所有依赖支撑他的这些东西，全部没有了。他原来身体很强壮，这就是本钱，是值得骄傲的呀，现在却变成了一身赘肉，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东西。所以我就写了这种变化吧，然后写了几代人物的命运。我又画了四十多幅插图，北京十月出版社今年七八月份出版。
回到前面的话题，1961、1962年，我又跟着母亲回到村庄，经历了贫困、饥饿。可能你们这一代人都不太理解，那种贫困、饥饿，实际上和死亡是同义词，那两年叫做大年馑。我在这个年代，在渭河平原生活了3年，那时候我7岁吧，看身边的人死亡，看人怎么挣扎着活下去，看中国最基层的老百姓进行着悲壮的生存斗争。当时所有的人生目的，就是活下去。人们家里粮食已经没有了，开始那个大锅饭，把粮食都吃完了。粮食都交给公家了，每家都不允许房子上冒烟。大锅饭不行了就分开各家各户来吃饭，发点救济粮，就是包谷粥，也不够，大家就挖野菜，吃榆树皮，还把玉米秆、玉米芯在碾子上碾成粉，作炒面，吃油渣，还不是那种细油渣，是用那个很粗的棉花籽，榨完以后的那个皮，就是吃那些东西。最后没办法了就吃观音土，在那个渭河边，挖观音土吃，这些我都吃过。
高尔基说过，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幸的童年。所以我跟现在很多写作者的不同就是他们写的书是飘的，他那个目光和那个描写深入不下去，没有接触到人类那种生存的本质。人类必须有饭吃。有一口饭吃，把肚子哄饱，有衣服穿，有个住的地方，这样人才能活下去。我经历了吃大锅饭，我和中国最基层的老百姓在一起，看到了我的那些乡亲，怎么在那里挣扎着活下去，把大年馑那个灾难度过来。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第一堂课，或者说是第一本教科书。
那时心里有一种崇高感
高建群：我第二个重要的经历是后来又回到陕北，是“文革”时期，我经历了许多。当然现在“文革”有定论，但是你必须承认那一代人他经历“文革”，突然眼界开阔，一下子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列宁说过，革命群众在非常时期一天的经历，可能顶得上平常岁月一年的经历。突然间你看到那么多的事情，而且你感到充满了力量，还可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这是毛主席说的。所以经历过这段，对你一生有很重要的影响。像现在大部分的社会中坚，都是“文革”过来的，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插队，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中坚。
我的第三个阶段是当兵的岁月。在中国和苏联交界的一个地方。苏联那边叫阿拉别克河边防站，中国这边叫白房子边防站。当时刚经历了珍宝岛事件、铁列克提争端，边防上整个是一种死亡的气息，恐怖的气息。晚上睡觉连长就要大家提高警惕，说弄不好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脑袋就不在你的脖子上了。我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生活了5年。人开始还有点敏感，还有点胆怯、害怕，到最后整个麻木了，就像傻子一样。那个时候边境上特别紧张，紧张到苏联每天发三次最后通牒。当时我们都剃成了光头，然后把一点可怜的东西，几件旧军装和一点零用钱，打成一个小包袱，用针线包缝好，部队发个包袱皮，上面写上家乡地址和个人的名字，集体放在班里小库房里。当时天还很冷，大家都穿着皮大衣，全都趴在了战壕里，随时准备战斗吧。苏联那个坦克轰隆隆从界河那里过来，因为我们那里是争议地区，苏方任何时候都有理由来，相当于是在他们国土上执行任务。我是六九式四〇火箭筒射手，这种武器是专门对付坦克的。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是，发射火箭弹的时候，人就会从地上弹起来，后边的火喷到30米，前面打到200米到400米。射手发到22颗的时候，心脏就会因为22次的剧烈震动而破裂。然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22颗，当然最后一颗也没派上用场。那个时候在边境上经历过好多这样的事，像毛主席去世，也进入非常时期。当时确实从心底里有一种崇高感吧。所以我的作品里为什么有一种英雄主义呢，就是来自这段生活。我不喜欢那种卿卿我我、小儿女气息的东西。我喜欢希腊悲剧式的崇高感，那种庄严和恢宏。
像给后人写遗嘱那样的写法才是真正的创作
黎峰：我看过你写过一篇文章，说在写《最后一个匈奴》时很辛苦，你落了3颗牙，掉了13斤肉……
高建群：我写的每一个作品都很不容易吧，包括《最后一个匈奴》和现在这个《大平原》。我每写一部新作品之前都烧几炷香，希望能够写完，写完之后哪怕再死去吧，都是这种心态，就是用生命去完成一部作品。写完《最后一个匈奴》，人整个就是一种恍惚的状态，感觉到你都不是你了，像一架失控的航天器一样。我实际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好像你肩负着一个使命，你要为人类完成一项工程。写《大平原》也是这个样子，下来我还要写个长篇，受佛教界的委托，为佛教界的高僧鸠摩罗什书写部小说《鸠摩罗什》。现在我也迟迟下不了笔，不知道我能不能写完，写完我还能不能活下去，所以现在还是想缓一缓再写吧。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是一种创造，哎，很多人以为那是个技术活，不是那个样子的。其实是用笔蘸着你的血在写，在把你对世界的认识告诉别人。把你经历过的苦难，得到的感悟，经历过的思考，像遗嘱一样留给后人，那才是创作。
我的第四个阶段，就是到西安。西安比延安大，比新疆的阿勒泰也大，比我那个小村子更大，在这个地方我吸收了很多的文化和学养。西安这个地方是古都，它有很多的文化积淀，这是别的地方不能比的。西安在世界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有一千多年是世界的中心。这一千多年中，世界西方的首都是罗马，世界的东方首都是长安。它在历史上就是舍我其谁，是农耕文明建立的最大一座都市，一个大堡子。我在这里接触到、吸收到很多的营养，陆续写了包括《大平原》在内的5个长篇，8本散文集。
当时写《最后一个匈奴》时我还是在报社，后来到文联去当副主席、代理主席，我去了以后不适应，哎呀，一天吃喝拉撒睡都要我管呢，我也不善于管，我说怎么能让我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来干这个事。后来我不干了，他们派我去黄陵挂职，后来有人说是陕西第一批挂职作家，那也不叫第一批，那柳青他们才算第一批。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批。我挂职到黄陵县委做副书记，在那挂职了三年，《最后一个匈奴》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完成的。到西安后在省文联，省上又派我到西安高新区去挂职。当时我去了要对方方面面有个交代，让人家说是折腾了这么大，原来是想拉一泡屎，结果努了半天放了一个屁，呵呵，老百姓的话嘛，所以我一定要对得起方方面面。在挂职期间我接触到了很多的企业，看一下人家是怎么运行的。后来看到很多企业家，当代英雄呀。挂职完后第二天，我就背个包包到丰庆公园，包里装一沓稿纸、一支笔、一瓶墨水、一包烟，一个茶杯，去占一个石桌子，坐在那里写作，整整写了一年。每天在那里写着写着，累了抽支烟，公园里的人也不知道这个人在这里干啥呢，我看着孩子们在那里游戏，老人们在那里做健身活动吧。我觉得自己写作也是苦难的东西，但是也觉得很充实的。到了这个份上了，文学对我来说，和当年那种青春激情还有些不一样。现在纯粹是一种崇高感吧，就是要为中国的文学做点什么。中国的小说艺术，现当代小说艺术经过一百年的努力，迄今还没有一部作品在世界上，进入西方的主流社会，动摇西方主流社会的根基，没有一部作品。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努力，能不能达到是一回事，但是我一定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