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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了。 她说她感到了强烈的窘迫和自卑。
“为什么？”我问。
“老板说，同事反映我吃东西有味道，害得他们过敏。还说我好像整天没事做。他交代的事我都干完了，他又没有给我新的事。最让我受不了的，他问我为什么总是穿一套衣服，难道我每天晚上不回家吗？”
Flora是从一个小地方的国营单位来的， 连大城市都没去过就来了加拿大， 她的穿着在那小地方已经很新潮了，来了这里才发现自己如此不优雅。
“宁宁，你是大城市来的，又在外企干过，你教教我。我喜欢这份工作，我真的很想留下来。”她的目光中闪着祈求。
我这几年在外企的确总结出了一套办公室生存经验。“你别急，我帮你。”
“首先，你的办公桌太整洁，你要把它弄乱，越乱越显得你忙。 你看我的办公桌，文件堆得直往下流，这说明我忙，日理万机。其次，经理交代的事情，说一个星期完，你磨蹭着也要磨到最后一天，然后告诉他你worked very hard to reach his deadline（工作得特别努力才按点儿完成了任务）。就算你一天什么都没干，你也不能说‘不忙’。记住了，‘忙’和‘累’要时常挂在嘴边儿。”
办公室生存学（2）
加拿大人的工作节奏很慢，大家都慢，余下的时间就常常发呆，为了证明自己每月没有白领公司的钱，我总是强打起精神假装忙碌的样子，一天的事情劈成两天干，好让每天都能有点主题，偶尔闲得打个电话，私人电话也说得好像在谈公事。
“至于衣服嘛，你就要多准备几套，每天换一套，这是他们的习惯。中午呢，你若是吃了有味道的东西，记着一定去刷牙，养成文明人的好习惯。还有呢，准备一双质地好的高跟鞋在办公室，来了就换好。”我继续说。
立竿见影。第二天Flora就穿了新的风衣来。整整一个星期，她穿了五件同一款式但不同颜色的风衣来。我说：“不对，让你每天换衣服，是指里面的套装，谁让你天天换外衣了。这是春天，这要是冬天，你还不得买五件羽绒服才换得过来？”
经过一个月的改造，Flora果然变得优雅了许多。套装里不再穿棉毛裤了，头发盘了起来，中午只吃一些简单而无味的饭菜。 她的桌子开始零乱了，也老是一副忙在电脑上的样子， 走过经理办公室时脚步匆匆，好像有很急的事等着她去处理。下班的时候，等着经理走了她才动身。经理一问她：“How are you doing today？（你今天好吗？）”她就说：“Busy，crazy busy！（忙，忙疯了！）”经理对Flora的表现非常满意， 三个月后她就转成正式员工了。
“宁宁，我得好好谢谢你。没有你，哪里有现在的我。” Flora高兴地说。
“客气！我也要不断提高。你看今天我就栽了。”我说。
“怎么了？”
“我们中国人就是太谦虚。我做了个设计拿去给经理看。经理脸上本来洋溢着欣赏的喜悦。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设计。我就谦虚地说，不好，不好，真的不好。经理疑惑地看着我说，我觉得很好，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不好的话，你就重新再设计一个方案吧。”
“你说它呢，你谦虚什么呀？”
“我真想抽我自己两个大嘴巴，我多这嘴呢。”我说。
以后我再做了设计，还没等经理看，我就大夸自己：Oh，I love this ’s so beautiful！This is the best one I have ever seen。（我真是爱死这个设计了。太漂亮了！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设计。）经理看看我，既然我对自己的东西如此陶醉，一定是花了很多心血完成的，也就附和着说太好了，的确是太好了。
干得好不如干得巧，办公室的学问深着呢。
看不出年龄的女人（1）
这是个看不出年龄的女人。你说她岁数大吧，她的皮肤和身材保养得仿佛时光停止了一样；你说她年轻吧，她的气质又分明带着成熟女人的迷人。
星期五的傍晚，我在Union Station（优尼地铁站）搭上一辆北行的地铁列车。
只有在周五，我才能坐上靠窗的座位。新鲜的阳光从大玻璃窗洒进来，温热的，却不灼人。我掏出祖母的小镜子，镜面在阳光下剔透而晶莹。镜子里，一个看上去好眼熟的中国男人从后面蹒跚过来。我马上回头，定睛一看：“郭大夫！”
郭大夫，郭子明，是北京一家大医院的外科主任，人称“郭一刀”。我做阑尾手术的时候就是他动的刀。我问他是不是公派来学习的？他摇头说不是。我便猜想他也是移民了，他还是摇头。
我邀他在Dundas（丹打士）站下了车，到Entons（伊顿）购物中心的二楼咖啡厅坐一坐。和郭大夫的巧遇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倒不是我们过去有什么真正的故知，只是有一份来自同一个城市的熟悉，一个说得上话的熟人。
我们各要了一杯饮料，郭大夫迫不及待地讲起了他是怎么来加拿大的。
郭子明四十出头，他的轮廓和体魄让人联想到他青春时的英俊。只可惜那英俊被那个没有个性的时代给淹没了。郭子明是足够幸运的，他从南方一个小城市考上了北京的医科大学。七年的学习让他获得了研究生的学历和留京的名额。医院里的护士大姐都抢着为他张罗对像，他没挑也没捡，给了大姐一个大面子，反正是到了结婚的年龄，他就结了。
郭子明管他太太叫媳妇儿。他的媳妇儿可真是个媳妇儿，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姑娘，胖乎乎的，大大咧咧的，说话没心没肺的。但媳妇儿对他是真好，百般恩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让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事业上。入党，升主任医师，郭子明一步步走得挺顺。媳妇儿又适时生了个儿子，也是白胖白胖的，也是没让他操一点心就给养大了。
日子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着。郭子明对自己的小日子挺满足的，这满足是带着遗憾的，遗憾的便是他作为男人的情感。这情感是郭子明这么多年来在内心深处保留的一块处女地。郭子明表面上糊涂，内心却不能不想。婚姻进行了十几年，可他却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恋爱过，从来没有真正地感受过爱情的甜蜜和兴奋。媳妇儿生育后变得更胖了，更大大咧咧了。她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这个家上，琢磨着下一顿给儿子补点儿什么营养，给夫君做点儿什么好吃的，思量着便宜的米要买多少才能耗到下一次更便宜的时候。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一副无所谓的北京大妈的样子。夏天的时候，她穿一件大背心儿，里面竟是连胸罩都不戴，两个因哺乳而下垂的乳房在背心里面晃来晃去的，看得郭子明就说她：“像什么样子，穿上点儿，一会儿儿子回来了。”媳妇儿也听不出好赖话，只说天热，一家人怕什么。媳妇儿总算是找出了胸罩戴上了，但那胸罩却是廉价得不行的单层布兜兜，松松垮垮的，没一点样子。
那一年，郭子明四十岁了。有一天，他读到一篇文章：三十九到四十岁是男人最危险的阶段。男人怕衰老，所以男人在这个年龄阶段会开始第二次青春的冲动……郭子明放下杂志，叹了一口气，遗憾自己这辈子没有这样的艳福了，第一次还没有开始呢，哪里来的第二次。
郭子明和安妮的邂逅是在一个北京风沙的午后开始的。安妮是在郭子明对爱情这种奢侈品绝望的时候出现的。
安妮是一个台湾人，十三四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安妮是在加拿大一气读完了初中至大学，除了英文略带一点口音以外，其他地方几乎和当地长大的加拿大人没有两样。2001年的北京，全国上下因申办奥运会而掀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潮，大街小巷总动员，连街道办事处的大妈大婶都被列入了学习的对像。各种英语班更是生机勃勃，大有一种大炼钢铁时的劲头。 安妮受一个私立英文学校的邀请，来北京教授英文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