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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闻编辑部仅有四个主编助理的位置，又加上索尔兹伯里被留任，所以为了提拔罗森塔尔，其余三个主编助理中必须有一人不得不被调离或退休，被选中的是罗伯特·加斯特。可以预料，他对此事是愤愤不平的。加斯特是弗吉尼亚人，言语虽不多，但自尊心强，身体干瘦，表情冷漠。自从1952年当上主编助理起，他就一直靠南墙坐着，以略带不安的情绪，静观《纽约时报》的动态。1925年，他进报社当文字编辑。这一时期是他和他的一些同代人所说的《纽约时报》的黄金时代。当时，范安达任主编，伯查尔是他的主要助手。报社还有一大批真正献身事业的记者，譬如拉塞尔·欧文，约瑟夫·沙普伦，还有著名的阿尔瓦·约翰斯顿，当然还有奥克斯本人。

十年后，随着弗吉尼亚同乡埃德温·詹姆斯掌管新闻编辑部，加斯特在编辑系统就开始腾达起来。他先是在纽约城市组当排版编辑，之后于1938年做城市组夜间主任，1948年就当上了城市组主任。1951年詹姆斯去世后，卡特利奇接任主编，加斯特开始感觉到不祥之兆。卡特利奇无拘束的举止并不符合加斯特对有魅力的南方人的看法，加斯特对这位主编热衷于密谋的政治风格感到羞耻，也曾被他过去的朋友、哥伦比亚新闻系的同事西奥多·伯恩斯坦发起的牛栏里的小宗派所冒犯。虽然卡特利奇于1952年把加斯特和伯恩斯坦两人都提升为主编助理，但是加斯特很清楚，卡特利奇更器重伯恩斯坦，加斯特被贬低成更次要的角色，仅仅负责主编办公室的零星杂务工作：器材和供应、职员开支账目、人事问题以及与大楼内其他部门的联系等等。在周末，或在卡特利奇出城时，加斯特主管全体人员，要不然他仅仅是卡特利奇的左手。当克利夫顿·丹尼尔回到办公室后，加斯特觉得自己更是同新闻编辑部的气氛格格不入了。

丹尼尔1964年被提升为主编后，索尔兹伯里升任他的首席助理。有一天，丹尼尔要罗伯特·加斯特把他那张靠近主编办公室门前的桌子腾给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则要搬到远处的靠近牛栏的桌子上。加斯特迫于无奈，冲丹尼尔发了几句牢骚，只得照办了。两年后，当丹尼尔要加斯特把整个新闻编辑部完全让给罗森塔尔时，加斯特骂得更凶了。和丹尼尔不同，加斯特把自己的想法全都说了出来，这是他从来不被他的管理者同事欣赏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一次他还是服从了丹尼尔的指示，搬到了卡特利奇综合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里，接受了“总编辑特别助理”的头衔。他知道，到1967年3月他就要从《纽约时报》退休了。

因此，为了求得新闻编辑部的有条不紊、协调一致，新年伊始，丹尼尔起草了一份长长的管理备忘录，明确了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的不同职责，重申了伯恩斯坦作为牛栏首领主任的地位和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在招聘人才、劳动关系、工资管理、在海外工作的《纽约时报》职员的旅行及生活津贴等领域的责任。丹尼尔还表示阿瑟·盖尔布即将接替罗森塔尔任纽约组主任，加斯特将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丹尼尔还补充说：

在结束这份备忘录时，我还应该说，从1955年我进入纽约总部以来，我很高兴与一个优秀的编辑团队一起工作。现在这个队伍正在发生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可避免的——符合伟大的《纽约时报》的传统。我相信，这些变化一定能使我们带着更新的生机和活力继续前进。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时报卫士责任的变化，只意味新老交替的变化。

丹尼尔在公告板上还贴上了另一个备忘录，向全体人员告知对盖尔布的任命以及加斯特的离任：

加斯特先生为新闻编辑部忠心耿耿地服务了41年，他将带着新闻编辑全体人员对他职业的敬重和对他个人的爱戴告别大家。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加斯特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他的任务是监管《纽约时报》正在扩张的新闻服务。这项业务在1966年增加了47家客户，现在每天用电报向155家国内报纸和88家海外报纸发送报道、专栏文章和特写。但是，新闻服务由下属编辑负责就足够了，这样一来，加斯特发现自己在这项工作上毫无用武之地。

2月底的一天，加斯特来到报社。那是一个星期六，对他来说是一个正常工作日，这一天办公室里通常是非常安静的，仅有少数记者和编辑在忙碌，因为星期天版的很多内容——《时报杂志》、地产版、戏剧版——已经印好并被分送到报刊发售点，同时还因为是周末，纽约市的大多数商务中心和华盛顿的政府机构都已关门。除了一贯在周末也忙忙碌碌的体育部之外，新闻编辑部的情况是几群记者围坐在一起或隔着空桌子交谈，或站在体育部电视机前看比赛，尽量调低声音以防打扰文字编辑。大楼上面的几层大部分都没有人，关了门窗，《纽约时报》社笼罩在一种奇怪的、空荡荡的氛围之中。

当天下午稍晚些时候，加斯特开始清理他的办公桌。这间房在卡特利奇的内套房里，所以没人注意到。他先把一大沓文件和信件塞进牛皮纸夹里，然后写了一份临别留言，分别给新闻服务部的秘书和报社送稿生的领班——1917年就来报社的现已白发苍苍的斯蒂芬·莫兰。加斯特把这些条子放到外面的一个筐子里后，穿上他的灰呢外套，腋下夹着牛皮纸夹，乘电梯下了楼。经过门房时，他冲着那几个在周末总是很显眼的门卫点点头。然后他最后一次推开了时报大楼的旋转门。出来后，加斯特毫无憾意，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在随后一周里，其他管理者意识到加斯特已经一去不返了，于是卡特利奇、伯恩斯坦、索尔兹伯里，还有其他人便纷纷给他寄去便笺和书信，但加斯特概不回复。庞奇·苏兹贝格办公室打电话邀请他出席一个管理者午餐会，但加斯特猜想那是一个要装出笑容的告别仪式，为的是拍张照片登在《时报闲谈》上，于是就以另有要事为由拒绝了邀请。

当然，庞奇·苏兹贝格肯定意识到了在赶走祖父雇来的人时自己所处的尴尬处境，他也认识到职员的士气低落了。扬克洛维奇公司的报告完成以后，提出的报告结果都是苏兹贝格以前察觉到的，看完报告后，他解释说：“它只是揭我们的疮疤而已。”他还说已开始实施几项计划，希望以此改善人事关系，而且借助于现代技术，或许可以恢复以往的某种精神。

1967年初冬，《纽约时报》的每一位员工都收到一个设计精美的蓝色卡纸袋，里面装有业主的一封信，一份详细列举员工福利和健康计划、设备和服务的小册子，另外还有一份由记者迈耶·伯格写的《纽约时报》简明历史。1959年这位记者去世时，曾激起了也许是整个大楼最后的充满感情和共识的悼念高潮。

伯格在世时，报社的每个人——印刷工、办事员、电话接线员、食堂里的厨师——都认识他，尊敬他。当他60岁突发心脏病去世后，似乎标志着《纽约时报》某种特殊的东西的终结，从而引起了职员的怀旧反应。一位资深记者受命撰写伯格的讣告，却发现它太难写了。很多员工，包括文字编辑，因为牛栏不把这个讣告登在头版而咒骂它。一位女士在一个水杯里插上了一束玫瑰花，把它放在伯格在前排的桌子上，直到鲜花枯萎后都没人拿走它。没有人想把伯格的名字从办公室信箱上抹掉，印刷工保留着伯格的署名铅字，以便备用。

现在到了1967年，伯格的署名又出现在这个纸袋里了，印在他1951年写的浓缩体现《纽约时报》历史的一份20页的副刊的封面上：他描述了《纽约时报》在亨利·J.雷蒙德领导下有了良好的开端，具体包括：它对美国内战和特威德集团的报道，它的破产和最终在奥克斯领导下死而复生，它对日俄海战、皮尔里和阿蒙森的探险以及泰坦尼克号海难和林白壮举的独家报道，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太空时代日益扩大的影响。庞奇·苏兹贝格的附信解释说，发放资料袋的首要目的是教育新员工，但他感到老一辈《纽约时报》人或许也觉得它有意义，这也是使《纽约时报》人真正融入《纽约时报》的一个方法。苏兹贝格还解释说：“事实上，我们过去对此是多少有点漫不经心了。”

在另外一项让员工了解过去的活动中，报社鼓励在《纽约时报》上不定期地刊登已退休《纽约时报》人的文章。不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的名字便重新出现在一篇关于自然的文章上，体育版上还有一篇由退役的职业赛车专家弗兰克·M.布伦克写的文章，还有阿瑟·克罗克写的一篇政论文。克罗克退休后仍在华盛顿分社有一张办公桌。他的继子，《纽约时报》驻伦敦的一个风度翩翩的记者W.格兰杰·布莱尔，被调到纽约担任社里的公关顾问，也充当和员工的联系人。而且苏兹贝格也试图通过给职员加薪，给编辑和管理者以股权和其他福利，更慷慨地共享财富，来提高员工的士气。从1964年到1966年，纽约时报公司的分红使卡特利奇和赖斯顿、伊凡·维特和门罗·格林这样的管理者成了相当富裕的人；一大批级别较低的编辑和管理者每年可得到4.5万至6.5万美元；评论家每年收入2万至3万美元；记者中最高的每周可挣到350至500美元。关键性的编辑和管理者还有机会得到一种新的地位的象征，这种象征满足了苏兹贝格对新发明的想象力：他买了一架小喷气式飞机，在周末他们可以乘坐它去佛罗里达，或去全国各地进行各种公事访问。这架飞机的机号是N1851T（1851是《纽约时报》创办的年份），用黑色涂在飞机的方向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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