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第八（第1页）

托尔斯泰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瑞典文学院曾解释说，托尔斯泰落选的原因在于，他对道德持怀疑态度，对宗教缺乏深刻认识。尽管外面闹得沸沸扬扬，托尔斯泰本人十分淡漠，他说幸亏没获奖，因为金钱“只会带来邪恶”。

罗丹发现了卡米尔，意识到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师，他们相爱了。卡米尔多次要求罗丹在妻子和她之间作出选择，她甚至怀有身孕。而罗丹退却了，他显出了优柔寡断和患得患失。他无力地为自己辩解说：“我需要宁静，忘却和创作……”卡米尔的激情变成了自己的坟墓，无论爱情还是创作。她的母亲跟疯人院院长说：“正是她自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剑桥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团体，凯恩斯曾说，这个团体几乎全是女士，一个学期内一次或两次由每个人在家里轮流做东。女主人不仅要备办一顿美餐（但不准喝香槟），还要提出一个适宜的谈论题目。如果必要，还可以介绍一位外面的女士参与进来。团体人物一时称盛。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夫人暮年回忆时感叹说：“看来，如今的‘人物’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勃洛克高歌十月革命，他曾任全俄诗人协会彼得堡分会主席，预言莫斯科点燃的火焰将烧遍全球。这名发誓“以全部身体、心灵和智慧听命革命”的首席红色诗人，却因为外祖父的庄园被农民付之一炬而精神崩溃，心脏破碎，卒年40。

摩尔根父亲和母亲的家族都是当年南方奴隶制时代的豪门贵族。虽然由于南北战争中南方的失败，家境已经败落，摩尔根父亲和母亲却都以昔日的荣耀为自己最大的自豪，并希望小摩尔根能够重振家族的雄风。摩尔根家族出过外交官、律师、军人、议员和政府官员，却从来没有出过一名科学家，摩尔根是一个“异类”。用他自己日后所创造的遗传学术名词来形容的话，他是摩尔根家族中的“突变基因”。

1916年，杜尚在美国完成了他划时代的第一件“现成品”作品：一把雪铲。杜尚从商店里买来便送了展览，美国人问：“何意也？”杜尚答：“无意。”美国人说：“否，得有意义。”杜尚便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胳膊折断之前。”美国人再问：“此乃何意也？”杜尚答：“铲雪的时候会折断胳膊。”杜尚一直在为这所谓的“意义”感到遗憾。

1918年11月8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贡比涅森林，福煦元帅作为协约国谈判首席代表在行军列车里接受了德国的停战谈判。福煦傲气凌人地对德国人说：“汝等来此做甚？”德国方面回答：“想听贵方停战建议。”福煦说：“停战建议？吾人无。吾人愿继续战斗。”如此好说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福煦以“大战终结者”载入史册。

庇古是经济学家中以古怪个性而著称的人之一，他的性格经历了一次极端的转变。在早年，他是一个快乐的、爱开玩笑的、爱社交的、好客的单身汉，但是后来他变成了一个相当怪僻的隐士。他的朋友解释他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战后他就不再是原来那样了。”

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被很多政治家质疑，在国内国外都受到非议，实践更不如意。英国政治家尼柯尔森形容威尔逊倡导下的巴黎和会：“我们初来巴黎时，对即将建立的秩序满怀信心；离开时，则已经觉悟，新秩序不过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

美国有一位百万富翁，他的左眼坏了，花好多钱请人装了一只假眼。这只假眼装得特别逼真，让百万富翁十分得意，常常在人面前炫耀自己。有一次，他碰到作家马克·吐温，就问他：“您猜得出来吗，我哪一只眼睛是假的？”马克·吐温指着他的左眼说：“这只是假的。”百万富翁万分惊异：“您怎么知道的？根据是什么？”马克·吐温回答说：“很简单，因为你这只眼睛里多少还有一点点慈悲。”

韦伯谈到资本主义时说：“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曾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终身未婚，生活如同清教徒，每天几乎只靠面包和清水过日子。除了工作，就是弹莫扎特的曲子。他说：“我有的只是革命和莫扎特。”

卢森堡自称是一个永远的理想主义者。她说：“确保以纯洁的良心去爱所有的人，那样一种社会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并为之奋斗时，我才有可能产生憎恨。”1917年，斯巴达克同盟鉴于她在狱中健康恶化，考虑到她拥有俄属波兰地区的出生证，试图向官方提出要求，放她出狱到俄国去。她拒绝了这一营救计划。在革命队伍中，她以思想激进和意志坚强著称，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右翼分子称她为“嗜血的‘红色罗莎’”。

西蒙娜·薇依曾引用古西班牙诗句，说君主如何整体地消化了被征服者，把他们连根拔起；而革命，同样把对王冠俯首称臣的人民锻炼成为一个整体。这句诗是：“这块土地可耻地征服了自身。”

弗洛姆在批判独裁者如恺撒、希特勒的自恋时说：“他越是想成为神，他自身就越与人类种族相分离；这一分离使得他恐慌，每个人都成为他的敌人。而且，为了免受恐慌之苦，他不得不增强他的权力、他的残忍和他的自恋。”

据房东太太说，希特勒作讲演前，必先在大镜子前练习其姿势，一练就是几小时。不久，他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在会议开始前，他总要问清听讲的对象是什么人。“我该用什么风格？民族的，社会的，还是感伤的？当然啰，这一切我样样齐备。”

作家穆齐尔这样描述他的祖国奥地利：“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正好都是公民。”奥威尔则在《动物庄园》中写道：“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1927年，麦克阿瑟发表过一篇演讲，向那些愿意听的人们阐述了他的军人职业价值观。他说，这个国家应感谢军队，“从《大宪章》时代到现在，我们这个制度的几乎一切有价值和值得保留的成就都是靠武装士兵取得的”。他还说，西方文明如今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野蛮的战争，而是一种新的、潜伏的威胁：“野蛮的讲排场的奢侈。”

在爱因斯坦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后，普鲁士科学院公开谴责爱因斯坦，说他“不仅成为德国现政府的敌人，而且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普鲁士科学院指出，爱因斯坦本来可以“为德国讲句把好话，在国外本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爱因斯坦对此回答道：“要我去作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放弃我终身信守的关于自由和正义的见解。”

1933年春，海德格尔突然对纳粹运动大感兴趣，让雅斯贝尔斯大为惊讶。当雅斯贝尔斯问他，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没受过教育的粗人如何能领导德国，海德格尔的回答是：“教育根本无关紧要，你就看看希特勒那双手，多了不起的手。”雅斯贝尔斯没有继续与他争辩。

早在1934年，当赫斯代表全体纳粹党人向希特勒效忠时，其所说的话从麦克风中传到了每一个德国人的耳朵里，在他们的内心中引起了共鸣。“这个宣誓使我们把生命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照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人是替天行道的。不要用你们的头脑去寻找希特勒，他是存在于你们的心灵之中。希特勒就是日耳曼，日耳曼就是希特勒。日耳曼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的上帝。”

高尔基晚年回到苏联，有意无意地做了御用文人。在苏联集体化时期，高尔基提出了一个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他还为斯大林的政策辩护说：“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斯大林曾在高尔基的一本书后面留下轰动一时的批示：“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强有力，爱情战胜死亡。”批示上“爱情”一词的俄文拼写有误，少了末尾一个字母。一时间，大家手足无措。有两名教授论证说：“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以及新生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两种爱情绝然不同，拼写岂能一样？”编辑请斯大林过目一下。斯大林的指示是：“笨蛋，此系笔误！”

法西斯甚嚣尘上之际，教会虽未把希特勒看成弥赛亚或上帝，但也对他的50寿辰表示庆贺。日耳曼人的每个教堂都特地做了许愿弥撒，“祈求上帝保佑元首和人民”。梅因斯的主教还号召各教区的天主教徒特意为“帝国的鼓舞者、扩大者和保护者元首和总理”祈祷。教皇也给希特勒发来了贺电。

丘吉尔很早就以反布尔什维克知名。他宣称：“在历史上所有的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最具有破坏性和最为卑劣的。”他认为英国对苏联的政策应当是“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斗”。曾有人问他说：“您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丘吉尔回答说：“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