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天子 六（第1页）
周武王的伐灭商王朝，并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翻政府。它更像努尔哈赤之入主中原，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当然，这个国与国，是带有宗主国与附属国的色彩，而不是完全对等。所以，灭商在时人看来，是文明落后的周人灭了正统的商人，就像大清兵灭了明朝，明朝人感情上很过不去，商朝人也是一样。“反周复商”势力在暗自酝酿，很多人估计在寻找纣王的遗子。
周人也一样不安，担心一觉醒来，商族残余势力与虎视眈眈的东夷人闹出翻天覆地的意外变化，每日如履薄冰，甚至想着返回陕西镐京去。于是，姜子牙提出了“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求：“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对不起是如果你爱一个人的屋子，也就连带爱他的乌鸦。恨一个人的政权，就要杀光他的臣民。”姜子牙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首先拿纣王的儿子武庚开刀。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是个冷静睿智的人，对老姜的叫嚣嗤之以鼻：“我认为，想平静风雨飘摇的现状，必须尽早加快理论工作建设。”
“什么意思？”
“诸位想过没有，煊赫四方的强大商王朝，骤然间被我们‘小邦周’所颠覆，不只是商人惊恐，连我们自己也奇怪。那个被商王所礼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怎么关键时刻掉链了呢？商人呼唤着上帝来帮忙，可是他老先生就像一个喝多了的看门人，怎么摇门铃也弄不醒他。怎么回事呢？疑问之余，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商人：上帝的庇护也不是无条件的，Godonlyblessthosewhoaredeserved。你们不是口口声声称上帝吗？上帝已经遗弃你们了。我们颠覆了他的国家还不算，我们更要推倒他的精神支柱。”
周人于是创造性地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用以对抗商人的“上帝”！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比如周武王），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来，天命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只照顾那些“敬德”“保民”的尘世之王。商纣王之失去天命惠顾而亡国，就是因为纣王没能“敬德、保民”，而我们名正言顺接过大统，就是因为具有“敬德、保民”气质。天命的概念从此兼并了商人的上帝，就像广义相对论包容了狭义相对论。从此，中国人开始提天，而不再奉承上帝。一并出现的还有“天子”的概念，周王也从此获得了“天子”的专称。
这种以“天命”为中心，“敬德、保民”为两个基本点的难能可贵的理论体系，确实比商人单纯依赖上帝与祖先之灵撑腰的“鬼治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它引进了“德先生”和“民先生”这两个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概念。“德”的含义不仅仅限于讲道德，它的甲骨文字型，就是睁着眼睛往前走的样子，差不多什么都包括了，跟后代那捉摸不定的“道”差不多，代表一切正确的东西。
周公旦把“天命”、“敬德、保民”这一套新思路向周武王汇报以后，武王登时感到豁然开朗，底气十足。不再为自己以武力抢来天下而惶惑了，原来我们是承继“天命”的啊！立刻祭拜祖先，告慰季牧师、周文王的在天之灵，以及远祖后稷的魂魄，然后登上大周天子的宝位。
在大典上，陕西的那种“威风腰鼓队”大约也做了献技表演。此艺据说有四千年历史，骤雨飞溅样的鼓点，乱蛙蹦跳般的脚步，非常热闹，很像求雨的仪式。
既然商人失去天命，就要拿出证据。下面就是我要说的了，往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以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
第四是听信妇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些罪条其实都不严重，完全没有后代人所形容纣王时的荒淫残暴那样，有的甚至用现代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二第三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道德概念），而是相对于贵族（贵戚旧臣）的出身低微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但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他的敌人都不原谅他。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武丁迫于同样的习俗压力，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也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的亲贵家族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以至有人为此而死。这也可见出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点改革都阻力重重。纣王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王室贵胄，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事奉仇敌。
至于第四条罪状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坛上活跃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这时当时的历史客观特征，反映了母系社会残余势力的历史惯性。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甚至分裂而去，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人心惶恐，个怀叵测，那纣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毕竟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信赖，并且一直到最后共同自杀。
而所谓第五第六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算是有点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是一惯的全国的历史风气。从出土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甚至还挖出来好几坛子当时的酒。须知，一个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是必然的事情，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也好比美国人富裕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商朝人尚声，边喝边唱，是很爽的。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坏头。那么，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克灵顿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纣王想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移风易俗也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了得。当时下层、中层乃至高层的人（达官亲贵们）都拼命要吸，皇帝根本拗不动他们。喝酒、吸毒、吸鸦片，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梳理社会机理与根本矛盾出发，这对于忙于应付东西外敌、交相侵扰的末帝纣王来说，固然是无法实现的。就像清朝末年的光绪根本管不了泛滥的鸦片。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事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好歹也应该算是英雄，而且为数极少。纣王自焚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他俩，并且看出了他们的无奈。不过，崇祯的命要好一些，没有像纣王那样被清朝人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所以不需要埋汰他。而周武王的万把人，拳头没那么硬，需要用嘴巴来帮助拳头，拼命辩解伐商的原因，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的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没有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指责。总之，周人还没有把纣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
真正把纣王脸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时代那些学者们。这些人说话，喜欢走极端，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他们造出来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从而把自己的学说变得生动丰满振振有辞以便游说诸侯，甚至不惜伪造古史。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包装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他们的失败地方（比如尧舜的失位）也被美化成所谓的“禅让”。而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因为是失败者，就成了极怀极怀的坏人，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了钩。这些亡国之君，比起前面的开国大帝（极好极好的人），不挤兑他们挤兑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