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慈禧紧急叫停立宪改革新一轮党争即将开始（第2页）

此时的老袁正在直隶开拓改革事业，这位朝廷高官没有像奕劻那样被收买，他有些担心，生怕瞿鸿禨从中找碴儿，不过这种担心很快就消除了，因为瞿鸿禨也是一个热心改革的人，还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就奏请慈禧由他亲自出洋考察，要知道那时候朝廷风向不明，连老袁都没有表态，瞿鸿禨实在算得上是一位立宪改革的猛将。

在三位“总编”中，除了奕劻，另外两位都是汉臣。第一位是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他已经80岁了，本来就是来充个“德高望重”的门面的，孙家鼐也很有自知之明，谁都不得罪，一直是个打哈哈的态度，不能指望他有什么鲜明的立场；而另外一位就是瞿鸿禨。现在，慈禧决定：单独召见瞿鸿禨，了解他对袁世凯方案的立场和看法。

瞿鸿禨觐见了，慈禧表现得很平静，她没有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而是先谈起了老袁方案中精简机构、裁撤一些臃肿闲散部门等改革措施，问瞿鸿禨什么意见。

瞿鸿禨回答：“这一改革是完全必要的，是历史的趋势，当然一点错也没有，只是一下子裁撤那么多要害部门，臣恐怕会引起骚乱和动荡，朝廷现在也需要稳定和团结。”

看来这位老油条说了很多，又啥都没说，可进可退，滴水不漏。慈禧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别看她在平时不断强调稳定团结，但真正要说到稳定团结她还是很有信心的，几十年来的统治，她早已相信她统治下的大清翻不了天，因为她有十分的自信能够驾驭住这些大臣。大清仍然是一个以官府为主导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官府，就有什么样的人们，只要官府和官员内部不出乱子，稳定团结是没有问题的。

她问出了那个最敏感的话题：“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你是什么意见？”

瞿鸿禨回答：“太后，责任内阁成立后，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内阁总理大臣召集各部大臣开会决定，决定后再请谕旨宣布施行，这与军机处事前请旨的情形，完全不同。太后您训政三十余年，中外协服，现在立宪尚未实行，而大权先已旁落，皇太后能放心吗？即使皇太后放心，做臣子的却也不敢放心。”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瞿鸿禨一出手便结束了战斗。他是“总编”，说起来立宪改革也是他的分内之事，他可以不同意老袁的方案，但也应该拿出自己的建议或者方案来。瞿鸿禨并没有这么做，他完全以一个局外人的口气，说出慈禧的潜意识里希望他说出的那番话。或许对于有一种人来说，他们做官越久，增长的只是如何适应领导的阅历和经验，瞿鸿禨一眼就看出了慈禧需要的是哪种答案。也许瞿鸿禨很清楚，没有他瞿鸿禨，也会有别的什么李鸿禨、王鸿禨，于是他坚定地说出了这个答案。

慈禧也释然了，她长出一口气，瞿鸿禨的话倒是让她想到了她发动这场立宪改革的“初心”，事实上当初载泽密折里最打动她的还是她看出来的那层意思——加强中央集权。

八国联军之乱让慈禧刻骨铭心，朝廷危急时，调不动督抚的兵，大臣们在“东南互保”，这是在事实上分裂大清，割据自立。后来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虽然他们之前确实有过“瓜分大清”的想法，但最终还是认识到只有不分裂大清，维持慈禧政权，才能保证他们所有人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八国内部就会打起来，于是共同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不得不说，这才在事实上把各督抚割据自立的愿望扼杀在了萌芽之中，否则，大清没有被八国“瓜分”，很可能首先就要被那些堪称国之柱石的“忠臣”给瓜分了！

这一切其实已经引起了慈禧极大的警觉，在形势稳定回到京城后，坚忍的她一方面开始新政，一方面在这场新政中抛弃所有“改革老臣”，全力扶植庚子之乱中表现尚可的袁世凯。后来，立宪改革让她看到了希望，“天皇领导一切”，可以把专制独裁权力用立宪固定下来，简直是锦上添花；“利于国”，朕即国家，那就是利于我；“利于民”，老百姓们就更加不会追随革命党人去造反，更有自信他们造不了反；“最不利于官”，就可以把权力从那些已经蠢蠢欲动的地方大员中收回来，加强中央集权，这又是何乐而不为！

感谢老瞿，他让我捕捉到了内心最深处的那个秘密，也坚定了这个秘密。

慈禧知道她可以做出决定了，老瞿说的这些很重要，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更重要的是这是从老瞿嘴里说出来的，奕劻“堕落”得很快，他已经钻到袁世凯的钱眼里去了。在立宪改革已经是朝野人心所向，14位“编辑”对老袁方案没什么异议的情况下，如果三位“总编”还都全体支持老袁的方案，那么内心最深处的这个秘密也许只能尘封，但三位“总编”中，瞿鸿禨已经明确反对，孙家鼐是随风倒的，即使奕劻支持袁世凯，2比1，少数服从多数，袁世凯你还是翻不了天了！

慈禧决定：由瞿鸿禨领衔，重新核定方案！

11月6日，由瞿鸿禨、孙家鼐重新核定的新方案迅速颁布实施（奕劻已经被排除在外）。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袁世凯原方案中最根本、最有新意之处已经被舍弃，新方案保留军机处，不设责任内阁。

由于不设责任内阁，虽然同意以各部尚书为“参预政务大臣”，但他们是政务处的“参预政务大臣”，政务处是军机处的另一块牌子，这并没有扩大朝廷决策的层面，只不过是多了几个候旨的人。

由于不设责任内阁，虽然同意把刑部改为法部，和大理院一起专掌司法和审判，认可司法“独立”，也同意资政院、审计院依次成立，但它们不是在责任内阁的平台上与皇权相互制衡，不过是一个变了名字的朝廷旧部委。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袁原方案中在朝廷设11部，各部尚书中取消“满汉有别”的祖制，这倒是都被同意了，但在任命的13位尚书中，满尚书占了7席，而且为陆军部、度支部（财政部）、农工商部等关键部门，汉尚书只占5席，蒙古族占1席。这就是说，没取消满汉差别之前，各部正部级高官还是满汉各半，反正有一位满尚书，就有一位汉尚书，取消了满汉有别，汉尚书的人数反而减少了！老袁原本的出发点本来是分职专任、明晰权责，也是希望朝廷自封闭了200多年以后，首次真正向汉人和其他各族人们开放政权（也就是孙文追求的“共和”），既符合宪政精髓，又能逐步瓦解革命党人的威胁，免得人家总打着“满人的天下”的革命旗号。现在倒好，为了中央集权，确实连祖制都不要了，却也亲自给革命党人送去了一面更有说服力的旗帜。

此时大部分的立宪派和民间人士并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这是第一次立宪改革，他们还对“实君”抱有很大的希望，还对朝廷抱有很大的信任和期待，希望打造一个“大清的明治天皇”。但仅仅几年以后，他们终于从老袁这个方案指向的问题中明白过来了，立宪派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速开国会”请愿活动，并且他们只接受“虚君”的英国模式，而不再接受“实君”，不再寄希望于“大清的明治天皇”。那时的朝廷在内外压力之下，终于成立“责任内阁”，也又玩一次借改革之名开倒车的把戏，不过再也蒙骗不了已经明白过来的人们了，他们戳穿了本质，把它称为“皇族内阁”，并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之一。看来，能够接触到权力核心，也能够发现权力本质的老袁对立宪派还起到了“启蒙”作用，他一直走在立宪派的前面。

注定了，无论是“编辑”还是“总编”，原本就是慈禧这位“出版人”指定的，无论老袁做多少工作，有多少支持者和帮手，还是无法阻止慈禧以一人之力扭转，这是一场老袁注定无法打赢的“战役”。其实老袁也知道他的方案肯定是不完美的，甚至宪政本身也并不“完美”，但不改革更不完美，任何一场需要触及原本根深蒂固事物的改革，都和一场艰难的战争没有区别，最现实的做法就是目光长远的持久战，而不是觉得稍有损失就认为不妥。老袁原本以为当这场改革到了破冰和定方向的时候，朝廷是可以主动作为的，首先应该迈出方向性的一步，把改革引向明治维新那样“大方向对”的轨道。确实，正如当年的政务处一样，慈禧指定“编辑”和“总编”也是没有办法，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地发动，但正因为如此，当改革已经自上而下地发动起来了，全社会有了一定的经济准备，形成了对改革巨大的愿景和舆论氛围后，就应该果断地做出改变，进一步放权，从集权独裁走向分权制衡，最终有序地放权于民，与民间和社会的改革呼声和政治诉求良性互动，将改革从“自上而下”过渡到“自下而上”！

从朝廷的整个改革史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多么“不可逆”的过程，恰恰是已经到了可以主动把握时机的时候。自洋务运动之后，大清在几十年以来造成了一批新的阶层和新的政治诉求（立宪派），朝廷只有在关键的时候抓住机遇，主动适应时代潮流，让出一部分权力并形成科学的制衡，才能继续统治新的阶层，扩大统治基础，把更多的社会力量更深地卷入权力关系之中，实现权力总量和强度的扩大——也就是说，立宪反而能够把政治这个盘子做大，为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越来越僵化的政治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就拿慈禧本人来说也是如此，立宪这个“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既是对皇权的限制，更是对皇权的保障，在大清的现实情况下，她只有适当让渡出部分权力，权威才会更大，否则，即使将来奋力弥补，只怕也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和呼应。

政治家也要顺势而为，当民间已经成长出改革的力量之时，敢于有秩序地向民间借力是有勇气与智慧的政治家才敢做的事，因为没有人会在原地等待这场改革，包括对改革最有信心和期望的人。不进则退，这就是改革的现实。立宪改革的失败损害的不仅是这场改革本身，还产生了更多的负面效应。当朝廷让立宪改革成为了一纸空文，又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变成了内部调整和变换机构的“行政改革”，企图蒙混过关。当朝廷对君主立宪的态度原来是，试可以，兜不住就要叫停，目的不是试，更不是坚定地试，而是兜，试也是为了兜，这一点立宪派们无论如何是看得清楚的，他们由之前的“奔走相告”转为沉默和嘲讽，连一直关注进展的日本报纸都评价这次改革是“龙头蛇尾”，革命党人也终于有底气了：我们就说过了是假立宪嘛！

受到伤害的还有一大批正在沉默的人——刚刚接受了废除科举的传统读书人。

废除科举原本也是为立宪改革配套的，如果从着眼于立宪改革的角度出发，朝廷的科举是必须废除的，不是废除得太早了，而是太晚了。几千年以来君主专制制度带来的无休止的改朝换代的社会动乱，无休止的贫困和官僚集团的腐败，皇帝的胡作非为，传统读书人心知肚明，他们并非弱智，也并非近视，却从未想着从根本上改变，只是反而抱着维护这个制度的想法去“死谏”“尸谏”，最后在“觉悟”上竟然不如起义的农民，而在改朝换代后又盼望着下一个皇帝出现，期待下一次科举。这些传统读书人就像小猫转着圈儿追自己的尾巴，就这样走进了死胡同，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和天良在不知不觉中被埋没，他们自小从圣贤书上读到的美好社会场景却永远不会出现，苛政猛于虎的状况也永远不会改变，只能在这种环境中随波逐流，迷失自我，最后变成自己曾经最痛恨的那一批人。所有的这一切，只是因为科举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作为现有和潜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也没有勇气去改变和打破这种制度。

而废除科举之后，可以改变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的状况，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人才，为宪政培育后备人才。现在，失去了做官希望的学子，却要感受对立宪改革的幻灭，以“无依无靠”的心态继续活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找不到新的出路和希望，必然会让废除科举的改革走向它的反面——把一批传统读书人推向革命！

受伤害最重的自然还有老袁同志，他更加灰心，甚至可以说是满怀绝望，他也不哀号了，只是欲哭无泪而已。他也一直没有说，因为他不能说，说了就是大罪，立宪改革不仅要深刻把握当下局势，也要从“历史”出发，那么朝廷的历史又是什么呢？

同治六年（1867年），清剿完太平军的曾国藩忧心忡忡地来到了幕僚赵烈文处，谈起将来的局势，赵烈文简单明了地回答：“异日之祸（指大清亡），必先根本颠仆（首先朝廷内部坍塌），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各地割据），殆不出五十年矣。”

老曾对此表示惊异，而赵烈文坚持他的看法，他的理由是，朝廷当年获取天下太巧（吴三桂叛变才使清军入关），过程又残暴血腥（入关后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屠城之举），像后来的“文字狱”等事情，大清朝廷对人们并不是深恩厚泽，而是在合法性上原本就具有“原罪”，这些“原罪”将来会成为人们反抗的一个理由，朝廷当时没有付出代价，将来恐怕要付出这些代价的总和！甚至“巧取天下”的满清王朝，将来也要被“巧取”了去。

几十年后，赵烈文的预言被证实了，朝廷的政治不清明，开始被革命人士进行总的历史清算，孙文长期随身携带的一份革命宣传材料就是“扬州十日记”，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正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引发共鸣。这些都加剧了朝廷中老袁这些人的忧患意识，他确实对朝廷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但这是建立在一种极为现实的认识基础上的，那就是大清的君主立宪改革不仅是“可行”，还是“必须”，对于朝廷，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

留住“产权”，让出“治权”！

所谓留住“产权”，让出“治权”，就是只有让出“治权”，才能留住“产权”！天下是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来的，你们拥有“产权”，享有皇室的荣耀和待遇，大家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你们也要清楚，如果你们“行”，百姓们自然会拥护，如果你们“不行”，那么你们退让，让行的人来，而他们也必须带着“行”的制度来，否则他们同样也很快会被淘汰。这是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道理，不需要派五大臣出洋，不需要编书探讨，这是大清国5岁孩童都懂的道理，朝廷要么走向君主立宪，要么改江山的颜色，二选一，否则听到的恐怕将是革命党人更猛烈的枪炮声。君主立宪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还来不来得及的问题，它不仅是朝廷的前途，更是朝廷的出路！

这就是老袁真正的“野心”，或者说就是作为主导立宪改革的他对于局势极为现实而深刻的判断，用过去一些书中的话来说，老袁代表的是“新兴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老袁不仅是这样一个千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新兴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官僚老手。历史把他推到了一个既不完全“新”又不完全“旧”的境地，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又新又旧”的人，这样的人，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敢于“触及底线”改革的勇气并存，既有目标方向，又有程序上的手段，正是能够主导改革的“过渡性人物”的不二人选。为了保障立宪改革，他可以放弃成为副总理大臣，因为他并不那么在乎“一时一地”之得失，他看重的就是趋势和长远，这来自于他在直隶的实干改革中得到的历练，也是赵炳麟、瞿鸿禨那种纯粹的理论家无法比拟的。那两位老兄不知道的是，其实按照老袁内心的想法，恐怕连奕劻都不能成为总理大臣，因为皇族退出内阁就是老袁追求的“虚君立宪”的精髓，但老袁从来没有做任何表露，反而把奕劻推到了前台，这就说明他老袁抱着要“打持久战”的准备，要最大限度地为自己洗脱嫌疑啊。

只有在这里，袁世凯才真正露出了他所谓的“野心”，露出了他作为大清“改革第一人”的那几把刷子。他已经比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走得更远，他不想做曾国藩那样苦心维护纲纪的名臣了，他不想再做一个李鸿章式的裱糊匠了，因为他知道那样做已经“不现实”。他要先搭建起新的框架，逐步去推倒旧的，这样的朝廷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朝廷本身就是问题，当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很多大清百姓还分不清国家、朝廷这几个概念的区别时，慈禧等人却早已经分得清楚明白，当年正是担心“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而怀疑上了变法派。现在，老袁也在事实上把它分清楚了，相比曾国藩、李鸿章，他第一次突破了“君君臣臣”，突破了“朝廷”，指向了“国家”！

袁世凯的立宪改革失败了，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对于他个人来说却是“成功”了，失败已经为他积累了声望，以至于在5年后武昌起义后的那场大变局中，他仍然是立宪派和民间的希望！慈禧不会想到，袁世凯最终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政治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荣禄还是她都阻止不了袁世凯的“崛起”，因为袁世凯原本做的就是一件合乎潮流的“好”事，只要袁世凯继续做这件“好”事，民间终究会给予一个做“好”事而失败的人最终的回报。

袁世凯即将坚忍地开始他的第二次立宪改革，手段会更加灵活稳妥，而方向依然不变——坚定地将对皇权的限制进行到底，他将再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改革有多难”。

慈禧并不认为紧急叫停了这次立宪改革就是大事已了，这只是她进行一场布局的起点，这将是她一生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布局。

瞿鸿禨不会放过袁世凯和奕劻，他会联合更多厉害的人，以他坚信的“反腐就是改革”对庆袁发起政治攻击，而庆袁更加不会放过他们，一场新的党争即将开始。

孙文依然会奋斗在他的共和革命的道路上，袁世凯、宋教仁、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学询、李鸿章以及很多日本人，都将与他一一发生交集，他们会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也相互利用，相互排斥，直至相互仇恨。

十八年最后的大幕已经拉开，舞台已经露出，所有的人都将在汹涌而至的潮流中做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