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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三年（1704），应曹寅的邀请，洪昇到江宁织造府，“畅演”了三日《长升殿》。洪昇是带着一部作品的手稿到曹府去的，意图求曹寅赞助出版，曹寅的诗中对此有明确记载。
洪昇在归途中，不幸失足落水、葬身龙宫了。这天是七月一日夜，一个恰恰没有月光的漆黑夜晚，这天是洪昇的忌日，也恰恰是杨玉环的生日，可谓不解之缘了。从此，洪昇这部以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作品，失去了踪影。
余韵绕梁
斗转星移，一晃六十年过去了。康熙朝的悲壮，雍正朝的悲凉，都已化作了历史的青烟，时间进入了乾隆中期的盛世。
洪昇的孙子洪鹤书，此时也已是一个古稀老人。他在整理自己的诗集《花村小稿》时，不住地喃喃自语：祖父的遗作手稿究竟流落到哪里去了呢？曹寅没有实现祖父的遗愿、为作品出版，江宁织造府随后被朝廷查抄了。父亲洪之震、姑母洪之则，先后到南京寻找，但去时早已人去楼空，杳如黄鹤，难觅踪迹了。
也就在此时，北京西山一个茅棚中，一个叫曹雪芹的年轻人，传出来一部小说——《红楼梦》。一经传抄，很快风靡天下。曹雪芹是谁？他是江宁织造曹家的后人么？《红楼梦》是谁写的？大家都说是曹雪芹写的，可他为什么只承认自己是“披阅增删”者？
历史就是这样的迷离、迷茫，似乎有那么明显的蛛丝马迹，但又没有任何直接的文字记录证实。埋在历史废墟下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
作者
2006年1月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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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事件（1）
第一节 元妃省亲
“元妃省亲”是《红楼梦》的重头戏，对“元妃省亲”的解读，也是胡适红学的立论基础所在。胡适先生断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故事是以曹家在南京担任江宁织造期间的真实生活为原型创作的，其主要根据就是认定《红楼梦》书中借元妃省亲描写康熙皇帝南巡，史料记载曹家一共接驾四次，书中赵嬷嬷对王熙凤也说甄家接驾四次，因此，胡适先生断定，书中的甄家就是贾家，其原型都是曹家。朋友们不妨重新翻阅一下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便可清楚地知道对“元妃省亲”的解读在胡适红学中的重要地位。
“元妃省亲”对胡适红学的重要性可谓大矣。可以说，今天红学主流派几乎所有的学说，都根源于胡适先生对“元妃省亲”与曹家接驾的认定，正是由于对“元妃省亲”就是隐写曹家接驾的认识为基础，才开始了对曹寅祖孙三代任江宁织造期间事迹的研究，才确立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才创立了所谓的“曹学”。
胡适先生解读“元妃省亲”的方法，恰恰犯了他自己痛诋的“猜笨谜”的弊病，陷入了“附会”的泥潭。他看到《红楼梦》书中赵嬷嬷说甄家当年曾接驾四次，在清史资料中又发现曹家当年确实接驾四次，两者是如此偶合，因此就毫不犹豫地说：看，曹雪芹在写自己家当年的事情！每个认真的读者，只要精心阅读和思考，不难发现胡适先生附会的漏洞。
其一，《红楼梦》书中描写元妃省亲的过程，并非千里迢迢从北京远赴南京，而是从同一城市的宫中到大观园，路上时间不过一两个时辰而已，考虑到当时轿子的行进速度，也就走了十几里路程吧，距离并不远。省亲结束后，元妃并未在大观园居住，而是与祖母和父母依依惜别后，含泪连夜又回到宫中。这与曹家接驾的场面根本不同，康熙皇帝远途跋涉来到南京，长驱三千里，路上需要几十天时间，一两个时辰如何能到达？曹家以织造府作为康熙皇帝的行宫，皇帝在南京期间是住在织造府里的，也不可能连夜又回到北京皇宫。
其二，《红楼梦》书中用于接待元妃省亲的大观园，“芳园筑向帝城西”，可见位置在城市的西边。南京为六朝古都，可以称为“帝城”，但曹家的织造府及其附属的西花园，位置无论如何也谈不到在这个帝城的西面！书中大观园的形势是“芳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既离开红尘滚滚的城市，又与城市相距不远，就在“帝城”西边不远的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曹家的织造府在南京城中，所在位置并非“别红尘”的“仙境”。书中大观园“衔山抱水建来精”，“山水横拖千里外”，园子周边衔山抱水，形势壮阔，这与江宁织造府的形势更是相去甚远，在织造府中，无论如何也看不到横拖千里的“山水”，更看不到高起五云的“楼台”！
其三，《红楼梦》书中王熙凤与赵嬷嬷对话说，甄家接驾四次是“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时候的事，接待的是“太祖”，并非元妃；接驾的是甄家，并非贾家，这四次接驾与元妃省亲根本不是同一时期的事情。王熙凤当时尚未出生，只是听说过，并未亲见，所以感叹自己生晚了。但距离元妃省亲的时间似乎也就是五六十年，不会太久远，因为赵嬷嬷当时“刚记事”、也就是十几岁吧，曾亲自见识过；现在她“七老八十”了，距当时应该有五六十年了，所以只能凭回忆发一大通“罪过可惜”的感慨。康熙皇帝四次南巡驻跸江宁织造府，是前后相继的事情，中间没有几十年的间隔，如果《红楼梦》是借元妃省亲写曹家接驾，时间上根本就不对。假如“元妃省亲”是隐写康熙南巡，那么，就是从康熙第三次南巡的康熙三十八（1699）年上推五六十年，也反推到了1639—1649年之间，这是明清交替时代的事情。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清朝的“太祖皇帝”南巡之事，曹寅的父亲曹玺还在东北和西北领兵打仗，根本没有到江宁织造任上。
其四，有一个很奇怪、也很重要的情节，红学家们很少注意到，就是《红楼梦》作者把“太祖皇帝”巡游比作“舜巡”。这可是大有奥妙的说法！古代舜帝巡视三山五岳，死在了巡游途中，他的湘江边上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哭舜帝的斑斑泪水，染红了湘竹，此竹便由此称为“斑竹”，毛泽东先生诗中曾有过“斑竹一枝千滴泪”的说法可证。如果《红楼梦》作者敢把康熙南巡比作“舜巡”，那简直是诅咒皇帝在巡游中死去，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曹雪芹因为家庭败落，可能对查抄他家的雍正皇帝心存不满，但康熙皇帝对曹家可是恩重如山啊，曹家的富贵荣华可以说都是康熙皇帝给的！曹雪芹怎么能盼望他死在南巡途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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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事件（2）
其五，与上一个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林黛玉与她居住的潇湘馆的称谓问题。林黛玉是个尚未破瓜的妙龄少女，为什么要取“潇湘妃子”的别号？须知“潇湘妃子”就是舜帝的妃子娥皇、女英，就是哭红了斑竹的妃子，潇湘馆的景物特点是“窗前也有千竿竹”，竹影在窗纱上摇曳是引发林黛玉伤感的最通常触媒，与“舜巡”、“潇湘妃子”、“爱哭”联系起来思考，其奥妙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红楼梦》中所写的“元妃省亲”，根本不可能是隐写曹家在江宁织造任上接驾四次的事情，也不可能由“元妃省亲”情节来证明《红楼梦》是以曹家旧事为原型创作的，当然更不可能证实曹雪芹的作者身份，胡适红学根本就是建在沙堆上的一座大厦。
胡适先生所附会的《红楼梦》元妃省亲情节是隐写康熙南巡、曹家接驾的传统说法，应该说不攻自破了。《红楼梦》所描写的“元妃省亲”一事，与曹雪芹和他的爷爷曹寅没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红楼梦》根本就不是以曹寅家事为原型创作的。红学界那些关于曹家与雍正朝宫廷斗争关系的附会，那些关于曹家与“阿其那”、“塞思黑”关系的猜测，都与小说《红楼梦》毫无关系。那么，《红楼梦》作者精心描写的元妃省亲，其生活原型究竟是谁、是什么时期的事情呢？
根据笔者考证，《红楼梦》中的元妃省亲情节，确实是隐写的康熙皇帝南巡，但南巡的地点不在南京，而是在杭州；南巡的接驾人也不是曹寅，而是高士奇；进一步说，能够在《红楼梦》中记载元妃省亲这件事情的人当然也不是曹雪芹，而是高士奇的同乡好友洪昇。
现在红学界有些学者，几乎是在有意误导读者，他们几乎把康熙南巡与曹寅接驾四次等同起来，让读者以为康熙到了江南似乎就只到过南京一地，只住在曹寅的织造府一家。这是严重地歪曲历史！康熙南巡前后凡六次，南巡路线都是沿京杭大运河南行，巡幸的地方有扬州、南京、杭州、苏州、绍兴等诸多城市。曹家接驾四次只是康熙皇帝巡视到南京一地的事情，皇帝巡视到其他城市还有别的官员接驾；即使是同一次南巡中，在不同的城市接驾的人也有好多，曹寅只是若干人中的一个。
《红楼梦》中描写的“元妃省亲”过程，与曹寅接驾四次的哪一次过程也不相同，倒是同史料记载的高士奇在杭州接驾一次的过程完全相同。高士奇就是康熙朝那个位高权重的“南书房侍读”，号称“万国金珠供澹人”（高士奇字澹人）的著名人物，他是康熙皇帝的亲近之臣，也可以说是宠臣。蔡元培先生在《〈红楼梦〉索隐》中对这个人有详细考证。康熙朝朝廷党争严重，高士奇是“南党”领袖之一，康熙二十九年，由于以明珠为领袖的“北党”的攻击，高士奇被皇帝解职归里。
高士奇是杭州西溪人，与洪昇是同乡。说来也巧，二人不仅同年生（1645），同年死（1704），还几乎一起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不过在京期间高士奇当了大官，发了大财，洪昇却只当过国子监监生，一个穷学生，没有一官半职，穷得时常断炊。不过二人之间的友谊却历久弥新，保持终生。洪昇在康熙二十八年因为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受到朝廷的“斥革”“下狱”处分，康熙二十九年从北京返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