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第1页）

往鬼气凝重的古屋，却被一条小蛇吓得抱头鼠窜……

回忆成了不可再现的一阵风，不管我怎么叩击大地、挥刺天空、捣鼓河水，所有的经历都不会再来。赵一平永远离去，刘义外出打工，其他快乐的载体都被生活的困境吹拂得支离破碎。我孤独、我忧伤；我寂寞、我沮丧。

回来的路上我遇到刘伯伯，他对赵一平的死唉声叹气良久，又对赵大爷、赵二叔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当我问到刘义的情况时，刘伯伯马上变得兴奋异常，他说：“你们三个一块长大，我崽不喜欢读书，我就常拿你们俩作榜样骂他。可他却偏不听，一心只想趁早找份工作。我说：‘你没文化咋工作？’他却说：‘文化是狗屎，越学得多吃的屎就越多！’于是就退了学到县化肥厂去打工。后来你们考上了重点大学，我又骂他：‘文化是屎？小峰和一平吃屎吃进了大城市，你不吃屎怎么还待在这旮旯儿？’我也就想骂他，我和崽他妈都是农民，我崽在化肥厂挣五百块钱一个月也知足了。没想到我崽竟赌气和化肥厂的两个人走了，我和崽他娘急啊，到县里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却都说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崽被人骗了，谁知三个月后崽却打电话到村上，说自己到浙江找了份工作，还给我寄了一千块钱！”

“那他干的什么工作？”我颇有兴趣地问。

“不晓得。前年他给我寄了八千块，去年是一万，家里欠的钱也还清了，我就叫崽别太节省，不要把钱都寄回来了。我说这出门在外的，要多买几件衣服打扮打扮，多吃点好东西长好身体。谁知崽却说他有钱，说还有一半的工资都没寄回来，他现在都有手机了，还有女朋友……我高兴啊，小峰，你们还在读书，经常往家里要钱，但我家的崽儿都能往家里汇钱了。我算了算，崽的工资至少有这个数。”说着刘伯伯不无骄傲地竖起了两根拇指，继续叹道：“今年春节你们都没回来，但我崽却回来了，穿得，啧、啧，就跟镇长差不多，抽的烟都是十五块钱一包的！什么派头？啊，我养这个儿子也不白费！我可知足了，崽寄回来的钱我也不乱用了，我给他存在信用社，到时他结婚我要请一百桌，哈哈，一百桌……”

刘伯伯双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我问：“刘义手机号多少？我有空得向他请教请教。”

刘伯伯突然灵机一闪：“对呀，你现在找到工作没有？”我尴尬地说：“暂时，还没有合适的……”

“那就对喽，崽前不久还说了，浙江打工挣钱多，什么车工铣工都是千块钱以上，打扫卫生的都是八百块！你到那边去找找崽，让他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啧、啧，你们啊，读书都读到十十多岁了，我们家崽都挣了几万块钱啦，啧啧啧，幸好当初崽没读高中……”

我的确感到汗颜，我为自己这个潇洒而浪漫的大学生身份感到无地自容。向刘伯伯要了刘义的号码后，我就惶惶地告别了。

刘义是我童年伙伴中另一个表层的佐证。

众所周知，我大哥李小山曾是村中第一个购买自行车的小学生。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缘于他在孩子间大刀阔斧的领导艺术，以及别具匠心的压榨手段。每逢周末，李小山总会带领六七个孩子去摸螺蛳、拾废铁、捡蘑菇。小有所获之后，他就把我们带向一间草棚，道貌岸然地拿出一副扑克牌。不过在这些花样翻新的赌博里，真正赢钱的不是我哥，而是被他暗中发了好牌的我与刘义。所以，每每收获大包战利品的我们，成了家长心目中无可挑剔的劳动标兵；而那些输光了一天血汗的孩子们，仍然心甘情愿地归附于我哥的领导。

第34节：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2）

后来不久，李小山到县里读了初中，大家很少再集体行动，故而画片便将螺蛳等“赌博等价物”的身份取而代之。虽然那之后孩子们开始自立为王，但我与刘义在李小山影子下形成的“有福同享”，却变得更加密切。每当哪个地方举行什么小赌博，我们都要双双掺和进去，而且在李小山诸多秘诀的熏陶下，我们的赌技已经鹤立鸡群。再之后，随着零花钱的增多，孩子间的赌博升级成了现金，而赌博方式也从扑克换成了麻将。趁着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登上大雅之堂，堂而皇之地围在桌子边，像父辈般大口喝水，大声叫骂，把牌掷得像大人般嚓嚓作响。刘义他们点上烟屁股，仍然如父辈们一般把堂屋搞得乌烟瘴气。那时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快些长大，然后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小赌局，赌遍天下。

相比之下，赵一平与刘义的友谊要肤浅得多，他们之间的互相鄙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赵一平觉得刘义像个流氓，刘义则骂赵一平是学习上的“吃屎精”，他们之间很少打牌，也很少讨论与学习有关的东西。我是正邪兼而有之，他们俩则分别处在性格的两极，常常将对方的最爱嗤之以鼻——这是初中以后的事，初中以前，在我的撮合下，他们有过几次短暂的和平相处。

刘义在电话那边说了几句脏话，我的嘴也痒痒，痛快地骂了几句，感到久违的释放与洒脱。刘义说：“跟老子到浙江来吧！”

我心动了。

我感到家乡与重庆，都不再是我想要待的地方，我想要迅速地离开这些纠缠不清的回忆与思念，我想彻底摆脱无日无夜的愧疚与惶恐。父母也比较支持我到发达地区闯闯，母亲从碎花手绢里翻出了两百块钱，谨慎地递给我，说：“你哥哥嫂嫂要忙着还房子的钱，还完了还要忙着结婚，生小孩，你千万不要怪他。这些日子猪肉便宜，那窝仔猪卖得贱，还得留点给你老汉买烟。咳，他的这个肺，五毛钱一包的劣质烟，都要抽三包……小峰，一切只有靠你自己了，啊……实在，实在，没钱吃饭，你还是，还是给家里说，啊？”

母亲的话让我心中难受。

我和哥哥十多年的求学生涯，耗尽了父母可怜的积蓄，积累了惊人的债务账目。二十六岁的哥哥收入微薄，却还要忙碌着他的住房问题、感情大业；而毕业于重点大学的我，沉溺在虚无飘渺的爱情里，靠家中唯一的二百块钱，去寻找前途未卜的工作岗位。我看到母亲的银丝、父亲的皱纹，突然间树立了一个简单单纯的生活目标——挣钱。

在家的日子里，我尽量用悼念赵一平的悲伤去覆盖对杨帆风情万种的思念。每天行走在田埂河畔山岭之际，我都不会带手机，我希望回到家的时候，能够看到杨帆用蔡小田手机发给我的短信，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好也行。我也开始在冥冥中期望有一个陌生的短信告诉我：“这是夏雨的新号，我很想你。”我选择去浙江，也许就是在潜意识里觉得，那儿离夏雨近了一些。不可否认，在失去杨帆以后，我需要一个稍显实际的思念对象。

然而，就在我怀揣着二百块钱即将踏上打工征途之时，蔡小田打来了电话。他语调干涩凝重，只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是李小峰吗？你到重庆来一趟，有急事！”

在父母凝望浙江地图寄托儿子前程的时候，我心急如焚地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列车。路上我一直猜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不会是杨帆被捕了？”我发短信问蔡小田，但他什么也没回，到下午五点的时候才问了我一句：“什么时候到？”我希望火车如磁悬浮列车一样高速前行，但是它在所有小站都喘着气蹒跚地停歇。我不知道这列慢车是为了阻止我立刻面对悲剧的伤痛，还是握着喜剧的方向盘，故意跟我开个转弯的玩笑。此时的我只有将脑袋贴在玻璃上，忧心忡忡地感受着火车的喘息。

火车晚上八点进入重庆，一出站台，我就看到了同样憔悴不堪的蔡小田。他嗫嚅着问：“你到了？”

“嗯。”

又坐上了那辆红色的轻便摩托。天空飘了些雨丝，前行掠起了冷风，我心里凉飕飕的，脸上更是如刀割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