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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所谓“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多数人的选择”。民主当然并不简单地等于“少数服从多数”，但没有“多数人的选择”，也就不会有民主。因此，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和民主测评，就是要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做到民主决策、民主任免和民主监督。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尝试。

就说民主测评。刚才说过，多数人选出来的干部并不一定就保险，就靠得住。就算当时选准了，后来也可能会变。即便是好干部，为人民群众做了好事，也要有人来评价和肯定。这就要考核，也要监督。这件事，以前是由组织部和纪检委来做的，今后也仍然要由他们来做。但组织部和纪检委的眼睛再亮，也有限。这就不妨在有条件的时候和地方，用适当的方式邀请人民群众或者他们的代表来帮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万人喝彩；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千夫所指。这样一来，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得到人民群众肯定的干部则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显然，这种考核方式和舆论力量，有可能在基层的政治生活中形成良好导向和良性循环。

何况新都区在改革试点时，还尝试着明确了党员群众的质询权和罢免权。党员有权对本乡镇党委进行询问。如果对方不答复，或者对答复结果不满意，可以质询。对那些有严重问题（比如思想素质差，违法乱纪；责任心不强，长期履职不到位；作风简单粗暴，严重伤害大多数群众利益；管理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党委书记，还可以提请罢免。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和程序，并不是动不动就可以询问、质询、罢免的。但不管怎么说，基层民主权利的运用已不限于“任”，还包括“免”了。也就是说，群众能够把乡镇党委书记“选上去”，也能够在换届时把他“选下去”，或者在任期内把他“罢免了”。这是一整套完整的民主程序。

当然，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和民主测评，是有区别的。开放三会的改革着眼点主要在“由内而外”，全委票决的改革着眼点主要在“由少而多”，公推###和民主测评的改革着眼点主要在“由官而民”。也就是说，开放三会的改革方向，是由不公开决策变成公开决策；全委票决的改革方向，是由少数人“选官”变成多数人“选官”；公推###和民主测评则是由“官选官”、“官评官”变成“民选官”、“民评官”。一则着眼于“内外”（公开不公开），一则着眼于“多寡”（少数与多数），一则着眼于“官民”（官方与民间、上级与基层），真可谓多层面多角度立体式的改革。

其实这三个方面是有关联的。实际上，只要坚持“多数人选择”的原则，就一定会“由少而多”，也一定会“由内而外”、“由官而民”。因为“官”总是少数，“圈内”和“上级”也总是少数；而“民”（群众、民间、基层、下级）一旦参与进来，不管进来多少，“门窗”便都不再关得住。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政治必定是公开和透明的政治。反过来也一样。只要政治生活真正是公开透明的，就一定面向大众，也一定面向基层。因此，民主政治建设必自基层始。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2）

事实上，成都在进行基层的制度完善和政治建设时，所有的尝试，全部都在区县和区县以下展开和进行，其中有的涉及区县一级，有的仅限于乡镇和村。区县做的，乡镇一般都做，如民主测评；乡镇做的，有些事情区县就不做了，如公推###。所以是“基层民主”。

基层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基层是基础。我们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从中央到地方有多个层级。在这样一个国家执政，不能不看重地方，注重基层。这就好比一座高楼大厦，越是高耸入云，就越是要打好地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必须着力夯实。

成都所做的一切，意义正在于此。比如公推###，就用心良苦。公推###是仅限于乡镇党委书记的。乡镇党委书记的产生方式，过去的常规做法是上级党委提名，代表大会选举。这种做法，既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体现了“党内民主”的原则，从理论上讲并无不妥之处，从实际上看也并非问题成堆。那又为什么要改革？依我看，恐怕就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两个原则。我们知道，所谓“公推###”，是由两个环节构成的，即“公开推荐”和“直接选举”。公开推荐并非不要上级党委的领导，只不过领导的方式由“指定”变成了“指导”。乡镇党委书记也和过去一样，仍然是选举产生，只不过由“间接选举”（代表大会选举）变成了“直接选举”（党员大会选举）。所以，这种改革，不是“改变”，而是“完善”，或者说，改善。

那么，这种“改善”又有什么意义呢？窃以为意义很是不小。比如“指定”变成“指导”，表面上看只不过一字之差，其实却是执政方式的高明转变。因为相对“指定”而言，“指导”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效益更大。我们知道，执政即掌握领导权。领导是干什么的？掌握方向，把握时机，制定政策，决定方针，并不需要事事都亲力亲为。至少，用不着连乡镇党委书记这样的干部，也要由上级指定。当然，乡镇党委书记也是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选拔确实应该慎之又慎。如果用人不当，虽非后患无穷，也是麻烦不少。然而惟其如此，才应该采取更为保险的办法，这就是让基层帮助上级、党员帮助党委来选。乡镇党委书记是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的，是所谓“亲民之官”。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就是说，群众对他们，很可能比上级党委更熟悉。让广大群众和熟悉的人帮助上级党委来选拔，来考核，是不是更靠得住些？如果更靠得住，岂不是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岂不是就意味着效益更大？至少，在实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的地方，干部还是党委在管，但管得更加轻松自如；书记还是党员在选，但选得更加放心踏实。群众放心，上级放手，岂非长袖善舞？放心而不放纵，放手而不放任，岂非游刃有余？

何况还有另一种无形效益，这就是提高了执政党的威望。何以言之？因为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表明执政党对群众有信任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就敢公开推荐，有信任就敢直接选举。当然，这种方式，只能仅限于乡镇党委书记的产生，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合适，原因以后再说。但必须指出，区县和区县以上党委书记的产生，虽不宜像乡镇党委书记那样直接选举，却仍然可以借鉴公推###的某些做法，尤其可以而且应该发扬其中的民主精神。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观念。做法可以各异，精神却是一致的。这就叫“事不同而理同”。

我说的这种无形效益也是有例可证的。最近，有一家规模很大、很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选择在新都区投资，原因是新都区乡镇的干群关系特别好。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对乡镇干部敬而远之，新都区的农民却帮党委书记说话。为什么呢？就因为书记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是“我们的书记”。其实，这正是民主的精髓所在。什么是“民主”？“民主”是针对“君主”而言的。君主制的本质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民主制的本质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我们是人民共和国，我们也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的。但我们又是一个君主制历史漫长，民主制经验不足的国家，基层民众对于民主仍不乏陌生感。因此，有必要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主权在民，政权民授”的民主精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在当家做主。只有当他们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时，他们才会对民主充满信心，才会和执政党、和政府休戚与共，血肉相连。所以，多一些“我们的书记”、“我们的镇长”，既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又有利于民主的进程，岂非利国利民？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3）

显然，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不是“为改革而改革”。同样，它也不是“换汤不换药”。表面上看，它不过是执政党基层领导干部产生方式的小小变动，只能算是“稍微动了一下”（微调）。但是，这“稍微一动”却产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由“官选官”变成了“民选官”。官选和民选究竟有多大区别？是不是所有的“官”都非得民选不可？这自然可以讨论。但是第一，民主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其中必有“民选”环节。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积极稳妥地进行，中国的民主进程也只能有序前进，但必须有人迈出第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迈出这一小步，和一步都不迈，其差别不可以道里计。所以，这小小的变动便有大大的价值，即“万里长征第一步”。其他做法的意义，也如此。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真的非改不可吗？

不可否认，人类都是有惰性的。一件事情，一种制度，如果不到“非改不可”的地步，几乎没有人愿意改变。改变，或者说变革、改革，是有成本的，也是有代价和风险的，因此要慎重。但慎重不等于盲目乐观，也不等于按兵不动。长治久安须从长计议，从长计议须未雨绸缪。有些事情，如果认准了是要做要改的，那么，长痛不如短痛，晚做不如早做。如果一定要等到“非改不可”的时候再来改，只怕是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损失更惨重。

政治文明的建设，民主制度的健全，就是一件认准了要做的事情。这是世界的潮流，人民的愿望，也是执政党的选择。因此，就应该在有条件的时候和地方一点一滴地做起。问题不在于做多少，而在于做不做。做，就有希望，也就会有成效。即便做错了，也能吸取教训，总比一个石头都不摸的好。

何况民主化正如城乡一体化，是目标也是过程。这个过程很可能“路漫漫其修远兮”，必须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很需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事实上，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任务很多，其中就包括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建立。如何建立？怎样提高？空谈是没有用的，争论就更没有用。唯一有用的办法，就是让每一个国民都亲身参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从而让民主意识深入人心。民主是要训练的，也是要实践的。它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民的事。没有全体民众的积极参与，民主化就是一句空话。同样，只有当民主意识渗透到每个国民的骨血之中时，这个国家才可能是充分民主的，也才可能是真正稳定的。这就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民主化的过程中来，这是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固本之计”。成都之所作所为，正是体现了这两个“尽可能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非做不可”。

实际上，只要大家都像成都这样不嫌跬步，不弃涓流，从点点滴滴做起，国民的政治素质就会提高，社会的民主意识就会增强，执政党的地位就会巩固，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双效益。

一剑下青城（1）

没有农民的幸福，人民的幸福就是一句空话

成都的故事是齐头并进的。就在“再造生机”和“夯实基础”的同时，他们也在“突出重围”。或者说，在依靠科学来解决难题。这里说的“科学”，就是“科学发展观”；这里说的“难题”，则是“三农问题”。

农村、农民、农业，号称“三农”。“三农”成为“问题”，由来已久，人言人畏，堪称“老大难”。办法也不是没有想过，效果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多半治标不治本，剪不断理还乱。因此这一回，成都市委、市政府便希望能够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他们还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这个方式，我戏称为“一剑下青城”。

什么剑？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是一把“剑”吗？这把“剑”能破解历史难题，将“三农”顽症的病因一一解除，见血封喉，斩草除根吗？这就要研究“剑器”，要研究“剑法”，更要研究“对手”。也就是说，要弄清“三农”为什么成为“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有名的那三句话：“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那么，农村为什么穷，农民为什么苦，农业为什么危险？说到底，就是因为城乡关系割裂，城乡二元对立。我们知道，城市和农村，是人类生存的两种社区，也是人类发展的两大空间。如果这两个发展空间形成良性互动，两种生存社区成为自由选择，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不幸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的城市和农村被人为地硬性分隔和对立起来。城乡有如天壤，工农形同路人，机会不均，起点不一，待遇不等，收入不齐，资金、技术、现代文明流向农村难于蜀道，农民要变成市民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人，无法往高处走；水，不能往低处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越发展，农村就越穷，农民就越苦，农业就越成问题。

然而城市是不能不发展的。城市是现代化的载体，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现在全世界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更在65％以上。我们国家呢？却连40％都不到，而且还是标准不高的城市化。就连成都这样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化率在2001年也只有％。这又如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因此不难预料，今后近20年间将是中国快速实现城市化的时期。这实在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如果城乡二元结构不变，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对于原本就贫穷落后的农村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按照习惯的做法，许多地方几乎一定会凭借城市管理农村的权力，用平调侵占农村资源的办法来加快城市建设，最终造成农村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事实上，某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已经出现。比方说，低偿征地，农民入不敷出；大拆大建，贫民流离失所；一城两制，导致社会矛盾；贫富悬殊，引发诸多问题。当然，这不能怪罪于城市化，它们也不是城市化本身的过错，然而却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不好，后患无穷。

于是我们就走到了十字街头。一方面，城市不能不发展；另一方面，城市越是发展，“三农”就越成为问题。这就两难。何去何从，颇费思量。

成都思考的结论，是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不能不发展，也不能乱发展。比方说，无序开发，重复建设，破坏生态，透支资源，把农村、农民、农业当做城市化的包袱甚至盘剥对象。总而言之，杀贫济富，杀鸡取卵，得不偿失，寅吃卯粮。这样一种所谓“发展”，就算达到了城市化的某些指标，又于国于民何利？

显然，这里有一个“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呢？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为什么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呢？因为只有发展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其中就包括广大农村和广大农民。因此，但凡牺牲农村、抛弃农民、破坏农业的“发展”，必定是“乱发展”，因为它与发展的初衷相悖，与发展的道理不符。

一剑下青城（2）

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