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2页）

我追问，那怎么办？

邓川说，把这些东西都尽可能摆在阳光下，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通过民主的方式，找到一个大多数人意见的结合点。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个正确做法或者方案。

我说，那好，我们现在就把当初那些不同意见都摆在阳光下，看看你们找到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或者方案。

这就要讲当初的不同意见了。邓川告诉我，异议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担心会出乱子。这些同志问，我们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没有这个条件，这个土壤，这个传统？我们会不会抓？就是说我们说的民主会不会变样，包括有人说，民主弄不好就是“暴民政治”，那不是完全失控了吗？

我说，像“文革”中那样，打砸抢。

邓川默然。

我问，那你们怎么想？

邓川说，我觉得，正因为过去没有这个政治传统，所以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因此推进党内民主政治就显得越发重要，可以说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所以对这个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在基层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自觉地来推进。至于担心出现“暴民政治”，我看没有必要。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首先建设的是党内民主，怎么会有问题？

我问，第二点异议呢？

邓川说，担心失权。过去理解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主要就是指用人的权力。现在这权力都交给群众了，党的领导又怎么体现？

我说，哦，一个担心失控，一个担心失权。那么你的看法呢？

邓川说，从新都的实践看，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推进党内基层民主，说到底，是把一些本来属于普通党员的权利还给他们。是“还权”，不是“让权”，也不是“放权”，更不是“丧权”。还什么权？选择权。具体地说，就是党员群众对自己领导的选择权。把这个权利交还给党员群众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一票很重要，也会很珍惜。因为珍惜这一票，实际上就是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时，由于他亲自参与了这个最基本的政治活动，他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他会觉得自己真正是其中一份，就会更加关心这个党，更加爱护这个党，把党的生死存亡看做自己的生命所系。这是一方面。

我问，另一方面呢？

邓川说，另一方面，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改变了过去视野非常狭窄这样一个状况，为我们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更加准确地选择优秀人才，得到一批党也放心群众也公认的好干部。这样的话，对我们干部队伍的建设，对加强干部的监督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监督和管理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好了，反过来也促进了基层民主建设。

我说，良性循环？

邓川说，对。

我说，所以，党的领导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

邓川说，正是如此。

我问，那他们还担心什么？

邓川说，担心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下面搞一搞就能解决问题的。下面搞了上面没搞，有什么意思？作用有多大？包括有些同志就讲，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自上而下，不应该自下而上。这是第三点不同意见。

红旗漫卷西风（3）

我说，这个担心不无道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三五十个乡镇也不过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就算他们搞了党委书记的公推###，就算十分成功，又能有多大影响？哪里比得上登高一呼，天下云集？

邓川说，对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个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是我们党自我完善、在新时代为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必然选择。所以，党内民主必须推动，也必然会推动，但不能为推动而推动。如果急于求成，造成社会动荡，就不符合我们的初衷。因此只能积极而稳妥地进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过去没有这样一个传统，又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那套东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有一个探索的问题。如果基层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探路的作用。只要持之以恒，有序推进，就能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积累。既积累经验，也积累教训，至少也能提供实战的经验。虽然一个镇两个镇，一个县两个县，在全国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算搞错了，那么推倒重来，也不会影响大局，动摇国本。我想，新都的意义，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开始，从生产队开始，经济特区不选北京，不选上海，选深圳，就有这么一层意思──万一搞错了不会影响全局，不会引起大的动荡，成功了则可以在全国推广。从这种意义上看，我觉得成都有一点像当年的深圳，新都有一点像当年的蛇口。它是开了一个口子，一个让我们看到希望看到前途的窗口。

其实，改革的路径不是只有一条，改革的方案也不是只有一种。除了基层民主建设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成都也有自上而下的做法。这就是“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也是“成都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它，开创了公共管理的崭新局面，再造了人民政府的勃勃生机，使我们在成都大地上欣喜地看到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那么，所谓“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决定去请教姜晓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