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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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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咸阳里,听说韩非要来的秦始皇,竟然一反常态地有点迫不及待。

因为早在此前,著名思想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先生的大作就摆在了他的案头。嬴政读到他写的《孤愤》、《五蠹》、《说难》等雄文后,顿时有种万古江河水,在我手中流的感觉。说地太深刻,太入理了,君与我有戚戚焉!“唉呀,我要是能见到这个人,跟他交往,死而无憾!”一个以开疆扩土、争战屠伐为能事的人,竟然如此喜爱文字,并因文字心仪起它的作者,那文字中必然有深深契合他内心精神世界的某种力量。

不错。韩非的学术思想核心是法,但他的法是在总结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之后,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与慎到的“势”三合一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但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缺点还在于“未尽”,没有搞透彻。“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他重新梳理并理顺了术、法的内容及二者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要求君主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的御人方面有了突飞猛进。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以刑止刑”的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以阴威酷冷、残暴无情构成全部人格的嬴政,为什么重用在刑名之学有独到专攻的李斯,为什么热衷于焚书坑诸生?原因全在这里,所以,读到韩非的论述,自然是于心大欢,相见恨晚。

双重人格(5)

但,就是秦始皇一声无意的赞叹,却让李斯同志心里起了涟漪。“既生斯,何生非?”他不能把这句话周公瑾一样,搞成自己人生绝唱时的无奈朗诵。虽然那是自己同学,也许正因为他是同学。

果然,嬴政同志一见我们的思想家就甚为欢悦,韩非同志也有些陡遇明主的兴奋,一番慷慨陈词中甚至要献计来灭包括韩在内的六国了。作为同学,李斯比别人更清楚韩非的才具。韩非同学似乎有着严重的口吃,不适合参加大学生辩论赛,但他的思想和著书则远非同时代人能比。鲁迅说秦之文章唯斯一人,李斯本人会脸红的,因为有韩非在。

这样一个韩非,秦王一旦启用,我的未来在哪里?即将到手的相位将归于何处?李斯认真地想。

在互不相干两个单位工作的同学,能长久乃至终身保持着同学之谊,而一放到一起,因种种利益牵扯、竞争纠葛,反使同学之间比别人多了一份敌视与挤兑。

怀着深刻嫉妒之心的李斯进言了:“韩非,韩国的公子,说到底,他终究会向着韩国而不会忠心为秦,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你不任用他,再把他放回去,这是养痈成患,不如依法干掉他。”

老李这番话说得急了些,很不高明。不光慌不择路,人在急的时候语言也容易走形。他忘了5年前,秦下逐客令时的原因就是这个“人之常情”,若以人之常情论,老李你心里难道是为着楚?而且,欲杀死一个人还要依法,这法本身看来就太过蒙事,太成问题。

说什么都没用了。绝望中的韩非,还是温开水送下老同学送来的毒药。据说秦始皇后来后悔了,但晚矣,先前竖着的韩非同志此时已变成躺倒的死尸。?司马光先生在《资治通鉴》里对此下的评语是,“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暗合了《战国策》的说法,有点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意思。司马迁老先生悲叹,韩非写下《说难》,而最后竟然死于自己《说难》中的祸害。他对韩非同志的死是痛心的,而且有着更深一层的认识。他认为韩非的学说,援引法度,切合事理,明辨是非,但这种学说发展到极端,便导致用法苛刻,缺少恩德。

而让人真正感兴趣的是他们的老师。作为一代大儒,荀况怎么会培养出两个注重刑名、强调苛法的弟子?李斯为什么那么仇恨儒家?乃至后世之人因这两个学生,而对荀子本人屡有非议?

这可以从老师荀卿身上找原因。荀子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他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他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本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得以提升。因而,他之于儒学,近似与李贽对王阳*学的发展与改造。他的学术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这也是他教出两位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斯、韩非同学的根本原因。

李斯的全部理论导于一源,都来自荀子“性恶论”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目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人的心理无不“畏诛而利庆赏”,人君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德,便民众畏威而归服。所以,不管李斯还是韩非,都已经从儒家走出很远,甚至走到了批评着的一面。他们都严厉指责儒家用文辞扰乱法度,而侠客凭借武力触犯禁令。而这些不光影响了秦始皇,还深深地契合了他。

焚书或坑诸生,在这里都找到了最初的思想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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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血绝想(1)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每当崔健这首凛冽、嘶唳的《假行僧》歌声响起时,就会从音乐背后浮现出一个前呼后拥、冠盖如仪下神色肃严又极端嚣张的人。

不用问,他就是秦始皇。

四海一统,天下姓赢。挥师疆场的英武,运筹帷幄的深算,横扫六国的豪情,此时都已化为睥睨天下的骄纵,与享受顶礼膜拜的淡然。那就极尽能事来挥霍这得之不易的一切。?他像一个暴赢的赌徒,面对堆积如山的金钱忽然有点不知道怎样花出去的迷惑和兴奋,他带着畸形的挥霍心理来操纵这个庞大的帝国。但总体说来,秦朝至此还是一幕正剧的模样,威武雄壮,气吞万里。但任何正剧一旦走到了高潮之巅,场下掌声雷动,场上达乎忘我,就糟糕了,因为得意忘形的演员很可能要即兴穿插噱头式的自我卖弄,这种卖弄更多地是脱离了艺术的框范而走向胡闹。

就连胡闹,秦始皇都是一等一的超一流闹家,是让人惊诧的大手笔——

发70万人,大治阿房等宫,关中300所,关外400所。宫殿之间联通空中走廊,以方便他不为人知而随心所欲地下榻某处;

迁徒无数,大修驰道,在广袤的中国版图上,构织起高标准交通网;

西起临洮,东起辽东,在群山广岭之上,绵延万里高筑长城。

自己也别闲着,翠辇车仗,金冠铁甲,浩浩荡荡出巡!

咸阳太小了,安顿不下来他的眼神。停止征战的世界太枯燥了,他没有排遣的更好娱乐项目。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走着!只有一遍遍地从咸阳走出去,置身在北疆的牧场上,东海的碣石旁,他才能感觉到一种君临天下的病态精神抚慰。他平静心理的惟一方式,就是在路上。

他终于也死在了路上。

公元前210年7月,又一次南巡北还的路上,50岁的嬴政死于沙丘。沙丘很奇怪,似乎很喜欢为一代叱吒风云的君王,来打下最后一个带有巨大嘲讽意义的句点。而嘲讽的施与方,恰恰就是他的儿子,赵武灵王就曾掏着鸟窝被其子活活饿死在这里。

走到这里的嬴政,已病入膏肓,他多年的入海求仙梦,改名“真人”的万寿无疆理想,此时都抗拒不过达尔文所说的一种力量。弥留之际,面对李斯、赵高和胡亥,他让办公厅主任赵高写信给远在北方监军的公子扶苏,叫他把兵权交给大将蒙恬后,立刻到咸阳参与丧事并进行安葬。意思很明了,要将承祚的大任托付给公子扶苏。信已封好,就攥在赵高手里,可还没有交给信使,秦始皇便实在坚持不住,一命呜呼了。

有必要交待一下此次出行的几个重要陪同人员。丞相李斯同志,中车府令兼掌管符玺事务的办公厅主任赵高公公,还有就是极受皇帝宠爱的小儿子胡亥。这个出行阵容很有问题,错就错在不该带着儿子来,尤其不可带着胡亥,那倒不关携家属公款旅游的违纪问题。要带就多带几个,反正儿子一大群,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单独带着胡亥出来也不要紧,千万不能再带上胡亥的老师赵高,再退一步,由于一时糊涂将不该带的都带上了,那你千万记住,自己一定不能死,得把命带回去。

唯独死,他管不了。

皇帝在外面暴薨,朝内随时都会有人篡权作乱,这条理由很充分。于是,封锁住极少数几个近侍的嘴巴,赵高和李斯密不发丧,一切照旧,他们联袂执导了一出大戏。道具是“轀辌车”。秦始皇就直挺挺地躺在这种既方便通风,又使得外面人窥视不到里面的车里,由坐在车里的宦官,假托皇帝来批复各地传来的奏章,回答百官的请示与报告,太监宫娥仍一如既往进献着他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三餐。